1、刑讯逼供，手段残忍
2000年9月5日，走口干指派共言白、走和车、工某、文某于上午8点提我到之不公安分局办公大楼地下室。9点左右，走和车、文某二人首先让我坐在一条能容纳三个人的长条凳上，用破布缠住我的手腕，在缠布处分别戴上手拷，把双手分开到极限，拷到凳子的边上，又把双腿分开用绳子把腿和长条櫈子捆在一起，腰部用绳子捆到长条凳子上，整个身体呈“大”字型，根本无法做任何活动。之后，走和车穿着皮鞋，把脚踏到我的大腿根部，一边抖擞，一边乱拧-------走和车的流氓行为使我身心受到极大侮辱。后来，走和车拿出一张纸，上面写满了我所犯罪事实和过程的提纲让我交代，并恐吓说：只要你说了，就放你，不说，你即便是块钢，今天也要“化”了你（意思是要动刑）。我告诉他：我要见汤天众（生意合伙人），与他说明情况。走和车说：妈了x在这个地方还给我谈条件，说着，便抡起手，左右开弓，狠命地向我的双腮猛打，并恼羞成怒地拿起电棍，往我的头部、双腿、胳膊、后背、前胸上乱捅电击。我撕心裂肺地拼命叫喊，但身体丝毫不能动弹，实在无法忍受，我就用唾沫吐他，这时他就用电棍电击我的嘴，并用脏布堵住我的嘴，反复不间断的电击，从8点半到11：30左右，约3个多小时。
中午他们吃过饭，又继续审我。由于强电流的电击，我口渴难忍，向他们要水，他们一直没有给我松绑，也没给水喝给饭吃。到了下午2点左右，走和车休息，共言白、工某（记不清名字），两人同时手执电棍电击我的头部、嘴、前胸、后背、胳膊、手腕、双腿。两个电棍同时电击，我实在无法忍受，尽管用脏布堵住了我的嘴，我还是不住地叫喊，共言白说：妈了x，在叫床吗？我浑身汗如雨下，乞求他们，但是他们一点怜悯心都没有，更加拼命电击我。我几次昏死休克，他们就整醒我，然后一刻没停止地折磨到下午6点左右，前后约7个小时。
他们吃过晚饭后，我已处于昏迷状态，眼睛也看不清了，共言白、走和车、工某再继续审我，他们用两三根电棍疯狂地电击我的全身，我现在根本不知道谁在打我电击我，只感觉两根电棍不停地在身上每一个部位乱捅。我几次昏死休克，也不知他们是把我怎么整醒的，只知他们一边叫喊着让我交待“罪行”，一边继续对我实行法西斯暴行，直到晚上10点左右，他们三人实在打累了，共言白说：还是讲了吧，如果再不讲，我就扒光你的衣服，把身体倒上水。我害怕扒光衣服，加上身体实在支撑不住了，在我浑浑然处于半昏迷状态，眼睛也看不见的情况下，他们拿着我的右手在一张纸上按上了手印，又逼着我签了字。这时他们才给我松了绑，捆我身体中间的绳子由于痛苦的挣扎给掐断了。前后共捆绑我约13个小时左右，电击、殴打我检约10个小时左右。之后走和车、工某、刘某走后，又换了两个男人看着我，一直让我在之不区公安分局办公大楼地下室里坐到第二天早晨7点左右。
9月6日下午5点左右，走和车、刘某把我送回看守所，当时当班的管教木共示还有其他人看我遍体鳞伤，就让医务室给我拿药吃药，擦洗伤口，我一直处在昏迷状态。第二天看守所的共指导员查看了我的伤情，张大队长也进行班室查看。我昏迷状态下不知过了多少天，由于我浑身难受躺在床上无法动弹，嘴已肿胀的无法张开，也无法进食饮水，直到两个月后肿胀才消失，浑身被电击后留下了烧灼的许多洞眼，身体大面积红肿。
2、非法拘禁，超期羁押
2000年8月18日，我以涉嫌挪用资金罪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4日，之不区公安分局根据检察院签发的不批准逮捕的通知书向我宣布予以释放，走和车和刘某让我在释放证上签了字，然后，我并没有被释放。之后，他们用车把我拉到滨海市卫生局招待所一楼，与一个男犯罪嫌疑人关在同一个房间里，走和车让他和我挤在一张床上，我被抢奸了。第二天早8时左右，走和车和刘某又把我提到每西路派出所一个仅有3平方米左右的铁门小黑屋里，下午2时左右，走和车和刘某拿着监视居住的手续让我签了字，晚上10半左右，每西路派出所的民警又把我送回卫生局招待所，并继续与前一天的男性犯罪嫌疑人关在同一个房间里，挤在同一床上，一直到9月29日下午4时左右，走和车和刘某让我在刑事拘留书上签字，第二次拘留了我。另外，我于2000年月11月3日被批准逮捕，之不区公安分局最迟应于是2001年2月3日前将案件移送检察院，但之不区公安分局直到2001年7月3日才移交起诉。
3、非法抄家，擅自处理我的私人财物
在拘留我之后，走口干指使走和车、刘某去我家抄家，乱翻一通之后，抬走了我家保险柜，抄走了我的戒指、项链、耳环、钱款、房产证、毕业证、往来账目，欠条等一大堆物品。更为气愤的是，走口干指使走和车、共言白把我的戒指、项链、耳环、汽车、钱款等物品，擅自无偿让一个叫白每每的人拿走。走口干还指使办案人员到处搜集我的财物，陆续把我的营业执照、发票、微机、账册等物品抄走。
我恳请各位领导为我一个弱女子伸冤，严惩那些公安败类。
投诉人：金银花
（金银花随信有区法院对其无罪判决书复印件、省高院督查办就其案件给省政法委员会报告复印件。）
十
看了吧？读完了吧？我亲爱的读者，你是不是气愤的浑身哆嗦？你是不是气愤的拍案而起？你是不是气愤的破口大骂？或许你哭了，看着这个弱女子的遭遇你哭了，或许你心里像刀子一样剜痛了，久久不得解脱。
有人说，写小说最难的是写丑，这个《内参》写的就是丑，是人类之丑，是人性之丑，那些行凶的人还是人吗？只有当人不是人时，那兽性的一面才暴露出来，那不是人的人把打人把行凶作为自已的愉快，每打一下人，每电击一下金银花他就得到了无限的享受，他听着金银花的残叫像是听动听的音乐，是的，莫言《红高梁》里描写鬼子剥人皮，剥人皮成了鬼子的娱乐，这里他们刑讯逼供又和那鬼子剥人皮有什么两样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参》，你可想而知，当呈送到领导的时候会怎么样？会怎么样？
领导批示了。
过了大概一周还是两周记不清楚了，有一天的早上9点多，这点我记得清楚，那是因为头一天睡得晚第二天起的晚的缘故，正在洗刷，有人敲门，把门打开一看站在门外的是王军和金银花俩口子，好让我吃惊，那一刻我屏气凝神“啊，啊”了两声，然后我就仿佛进入了一种魔幻境界，看着我眼前的这两个人慢慢地跪下去，那头一起向地面上磕去，嘴里说着：“谢谢救命恩人了。”
我感动了，将王军俩口子扶起来，激动的泪水随后就夺目而出了。
王军说：“那《《内参》》被领导批示了，金银花被无罪释放了。”
我立马打电话问《内参》责任编辑是不是批示了。
编辑回答“是的”
进得屋门，王军就掏出一个大红包，俩口子非要酬谢我。我并不是不想要钱，说实话任何人见了钱都会眼开的，可我不敢要，这样的钱怎么敢要，他们像打架的一样互相推让了半天，最后我说：“现在不能要，等这个事没事了，逢年过节的你们来看看我就行了，那样的人情礼往我是接受的，现在绝对不行。”这样一推辞就有台阶好下。
王军和金银花老是觉着落意不下，从提包里掏出来他们事先写好的大红纸的感谢信和红布横幅，金银花说：“俺俩口子要到报社去，感谢人民的好记者，感谢党的好喉舌。”
我同意了，为啥？一、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名利对我来讲还是要的，我不要利不要钱那是怕犯错误，可这名我干嘛不要？做了这样的事就应该得到名。二、这不是我个人的事，这是报社的事，是报社的光荣，这是领导的事，是领导支持的，没有领导的支持一切都是不可能的，这是编辑等所有有关人员的事，不光是我，我们，领导都需要感谢。这是报社的一件大事，就农村版农民报来说这是极少有的事。第三就是还有一个想法，你来一感谢，领导自然喜欢，领导一喜欢下来再作后续报道就好办了，我想这个事情还要做后续报道的，因为《内参》不是公开见报的，要作还要作公开见报的，公开见报了社会影响才大，再说我还能赚点稿费奖金，评个好新闻什么的。
我同意了。于是，就出现了下面的一幕接一幕：
第一幕，王军组织来十几名亲朋好友，敲锣打鼓，举着横幅，在报社门前闹腾了半天，聚集来好多看热闹的人，人越聚拢的多他们越是卖劲地闹腾，聚拢过来的人们就都夸赞这个办了如此好事的记者，那场面很有点像婚庆。这一幕我当然是没看到，因为我同意了他们去到报社感谢后，就故意晚到报社去，怕碰到一起，让别人觉着是我策划的多不好意思。再说，如果碰到一起，就像说的这种场面聚拢的人都要见见这个为人民伸冤屈的好记者，我如果在场的话，还不把我抬起来？还不得让我讲讲我的英雄事绩？那样多不好意思？
第二幕，他们把大红纸写得感谢信帖到了职工通道，那个地方是不允许乱帖东西的，人家门卫开始不让帖，跟着聚拢过来的人们就一起喊“帖”，小当兵的一看这内容也就让帖了。那红红的纸，好大的一张红红的纸上醒目地写着“感谢人民的好记者，感谢党的好喉舌”金黄色的大字。感谢的内容也写的很精彩，内容说：人民的好记者林青冒着生命危险到滨海现场采访，不惧权势，不怕恫吓，深入到庭审现场，他公正无私，听取各方意见，做了深入的调查，弄清事实，还一个清白。而且还引用了a报的社歌“让我们的笔锋更犀利吧，把人间的善恶写个明明白白。”那大红纸的感谢信在那儿帖了好一段时间，我虽然给小当兵的说了好几次，让他们揭下来，可他们说：“领导不让揭，说这是我们报社的光荣。”领导说没说这样的话，还是哪个领导说的这样的话我都不清，清楚的是那个大红纸的感谢信直到变的褪色了自己脱落了才自然的消失。在那个大红纸的感谢信在那儿帖着期间，我每天都乐意去上班，每天都乐意在走过那儿时借借地看上一眼，那是我莫大的光荣呀。
第三幕，王军他们来到了a报农民报的编辑部，编辑部在新闻大厦的16楼，敞开式办公，一人一个小隔断，平时为了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互相之间都不大声说话的，接个电话都是悄悄地，声音小的只有自已能听到。这么一大帮子人闹着那么响的动静一下子就把农民报人的震惊了，这可是个忌妒人的地方，我本身在这个坏境中是个不大吃香的人，好多人忌妒的牙根疼，这么一闹那些忌妒的人更是忌妒了，后来有人就说在我的脸上：“瞧你那个熊得？没蛋坠着就上天了。”还有的人给我起外号叫“大吹”，说大吹又吹起来了呀。有一个伙计当场就问到我的脸上，“领导批示了？拿出来看看。拿不出来那就是胡吹。”他清楚领导的批示自己是不可得到的。我是个大不论的人，不在乎别人说什么，这些年从不把别人咋说当回事，我干事的信条是“不听蝼蝼叫，照样种麦子”。当然还是正面看这事的人多，还是表扬的人多。那天农民报的领导都出面接待了，在那个既是会议室又是吸烟室里，大头总编辑接受了写着“感谢人民好记者，感谢党的好喉舌”的锦旗，还激情不已的讲了话，讲了“做好新闻监督工作是党报的神圣职责，当记者就当人民好记者，做新闻就做这样的好新闻，我们要向老林学习，学习他铁肩担道义的精神，学习他敢于善于惩恶扬善的作风。”等等。在过后的主任会上，业务会上，全体会上等不同的场合就把我当成了他讲话的重点，一时间我成了他宣扬政绩的重点。
第四幕，也是我最看好的一幕，王军他们感谢到了a报集团领导那儿去了，当然我没有亲眼见，听说，金银花和王军给集团的老总跪下了，一时间把老总感激的不得了。
因为有了以上的几幕，真得得到了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大头总编辑亲自和我策划下一步如何深入的问题，如何把新闻监督进行到底，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问题。听说集团领导对此也有指示，说让记者继续把新闻做下去，并指示能公开见报的公开见报。大头总编说：“为了公开见报咱们得进行进一步的深入采访，趁着他们夫妻在济南的时间找我们进一步采访。带着录音机，一定带着录音机，我的意见，仍然以第一人称，让金银花口诉，以金银花口诉的形式见报，别说不出差，别说没人在意，就是出差，就是有人在意，我们也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风险，最大限度地保护记者。”
十一
肖可然总编辑往我家里打电话：“林老师，请你马上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
肖总编辑居然喊我“老师”？让我好不忐忑。平时他是从来不喊我“老师”的，一个总编辑怎么可能喊他的下属老师呢？在报社，在这个省委机关报的党报报社里三六九等分的可清楚，记者就是记者，编辑就是编辑，主任就是主任，总编就是总编，一级是一级，一职是一职，总编直管副总编，副总编管主任，主任管编辑记者，总编辑隔着副总编和主任直接给记者打电话这事少之又少。既然少之又少定有少之又少的理由，这理由肯定是特别的重要。我立马穿衣下床结束了我要睡的一场懒觉，草草的在卫生间胡拉一把脸刷了两下牙，抓着妻子递给我的馒头一边啃着一边开门下楼，从6楼“蹬蹬蹬”一蹓小跑跑下来，又大步流星的赶往新闻大厦办公室，冲上电梯直奔16楼，在风风火火进总编办公室时忘记了那透明的玻璃门，“呯”的将头撞了上去，就这样的动静却没能惊动了大头总编辑。
肖可然躺在既能升降也能往后倾斜的躺椅式的老板椅上，那颗硕大的头枕在椅头上映着从东玻璃窗口外射进来的阳光便显得越加的大越加的亮越加的像一个大东瓜，在这个大东瓜上的表面的那张扁平的大脸上架着一副蛤蟆镜，那蛤蟆镜不是墨镜而是近视镜，他有着700度的高度近视，因为高度近视再加上蛤蟆镜的作用那眼睛显得越加的小，小到如颗枣核儿。就是这两颗枣核儿一眨也不眨地盯着我，盯着我呼呼喘着的粗气，盯着我来到他面前的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的动作，盯着我欲张口说话而又把到了嗓子口的话咽回去的表情，直到我渐渐地镇静下来，慢慢地坐到他对面的椅子上，伸长了脖子准备聆听他的指示时他才将那颗大头竖起来将身子挺直起来像我一样伸长了脖子将那张大面凑近我的脸。
他先是给我戴了诺干顶高帽子，表扬人，夸奖人是他独道的领导方法，表杨起人来，夸奖起人来别提那张嘴是多么的甜了，常使用的甜词有：兄弟、哥们，咱俩是兄弟谁跟谁呀？咱哥们那可是铁哥们；老师、学长，你就是我的老师呀，在学术上你是我绝对的学长；这天，他把以上的常用甜词几乎全都用上了不说还另外加了些“你是我们报社第一笔杆子”，“你是铁肩担道义的好记者，大记者”，“你是我们全报社学习的榜样，你是我们全报社的骄傲”，“这张报办的好孬我这总编辑可是全靠你了”，“你采访扎实，有水平，有理论，文笔了得，通讯、消息、言论样样拿手，我佩服，真得佩服”。等等。高帽戴完了，表扬表完了，夸奖夸完了，脱裤子放屁绕了一大圈这才书归正传：“林老师呀，还得劳您的大驾呀，这事本来是您办的，这事只有您办得了，这事您为报社争得了荣誉，这事您打出了记者的威风，这事您还得跑一趟，跑一趟去采访当事人，采访那个金银花，前面您旁听采访了开庭审理，写出并发表了罪与非罪成焦点的消息，前面您想办法弄到了金银花的投诉信，写出并发表了揭露公安超期羁押、刑讯逼供、违法办案的《内参》，领导批示了，金银花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