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从大头总编辑那儿接受了任务，我到山大路上的科技市场花211元钱买了个小采访机，那时候还没有录音笔的说法，那个小采访机挺精致的，跟火柴盒那么大，用着很方便，操作起来也很简单。
可当我找金银花和王军俩口子时就不简单了，他们在报社搞完那几幕活动，立马就销声匿迹了。我问王兴：“他们俩口呢？咋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走了？”王兴说：“他们真得被吓破胆了，王军说怕那公安的跟来再偷偷地把他们抓了，或者说怕公安的报复他们，就赶快藏起来了，说等过过这一阵再来和你见面。”
我问王兴：“知道他们藏到哪儿去了吗？”王兴说：“不知道，不过我可以找王军的亲戚打听一下。”我说：“你抓紧打听，老总让再采访一下，公开见报。”
等了大概两三天的时间终于得到王兴的回信，他说：“大哥，你说他俩口子是不是吓破胆了，你猜他们藏到哪儿去了？”我就猜，藏到老家农村去了？藏到深山老林去了？去了海南？下了东北？都不是，王兴说：“藏到疯子院里去了。”
疯子院就是精神病医院，在哪个精神病医院了呢？
她是以精神病人住进去的。以啥精神病？说是以疑病症住进去的。
这下来的采访可就有故事了。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私家车，出发采访大都是坐公共汽车，当然也有时候让人家来接，那种情况可以说少之又少，在a报当个记者的话让采访对像接接送送的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在农民报那可就不行喽。
当时一般也舍不得打的，打的干啥？又没多少急事，早到一会儿晚到一会儿还不都是那么回事？我先坐公交车到了济南长途汽车站，买上最近时间的票，坐那儿等，等到点了，就上车走。
这儿又得说个小插曲，那时候社会治安很不好，在公共汽车上常发生些偷盗之类的事故，那次就让我碰上了，从济南到聊城没有高速，走309国道，过了黄河洛口浮桥就顺上了那条路，路途150多公里，公共汽车得跑3个小时，为啥这么慢呢？一是车速就是慢；二是遇人拦车就停，一路上上人下人；三是司机还故意绕远，一出车站先在城里绕，为了多拉人。三耽搁两耽搁的就慢了，所以我一般是上了车就开始迷糊着睡觉，怕被盗就把包往怀里一抱，反正出发也不敢带多少钱，算计好了够来回用的路费就行了。那天我正迷糊着睡觉，就觉着有人拉我的包，拉包上的拉链，我一伸手就把那只手抓住了，睁开眼睛一看是个20来岁的小伙，我问他：“你想干啥？”他也不紧张也不害怕反问我：“你想干啥？”在他反问我干啥的空里他掏出来一把用报纸裹着的刀，就慢慢地破报纸，一边破一边小声说：“多照顾着点。”我的明白，在这个时候有两种选择：要么当英雄，和他一争高低。要么当狗熊，别惹他，消灾息事。我选择了后者，我小声对他说：“兄弟，互相行个方便，下车吧。”他冲我点了点头离开了。我认为他下车了呢？可他走到前面找了个位置坐下了。当然我是不可能再睡了，车过了茌平然后到了博平，那聊城精神病医院就在博平那儿，博平是聊城地区茌平县的一个镇，那儿是个十字路口，往东是茌平，往西是古渡，往北是高唐，往南是聊城，那医院就在往临清高唐那两个路的交叉的三角地上。我下了车没忘了给路边的交警说了句：“这车上有小偷。”等我一回头就看到交警上了车。
那个精神病医院是一处红砖围墙围起来的院子，院子里全都是红砖瓦的平房，其中有两排房子的门窗是用铁网网起来的，说那是专门关精神分裂症病号的。
我打听到了金银花所住的科室，一个穿蓝大褂戴蓝帽头的男大夫把我领进了那个叫神经病科的科室，一问那个正在接诊的穿白大褂的女大夫，她说：“有这么个病号，得的是疑病症。”当记者的我有着好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毛病，就问人家：“疑病症是咋回事？”那个女大夫看上去30来岁，抬起头打量着我，打量了好几眼，可能是因为我的脸蛋有点漂亮，她问我：“你是家属？”我顺着话就说：“对，我是家属。”于是，那大夫就给我说上了呢。她打发走了那个病号就没病号了，就跟我唠叨起来了。
大夫说，有两种表现，一为疑病感觉，感觉身体某部或对某部位的敏感增加，进而疑病，或过分的关注。患者的描述较含糊不清，部位不恒定。但另一种患者的描述形象逼真，生活具体，认为患有某种疾病，患者本人自己也确信实际上并不存在，但要求各种检查，要医生同情，尽管检查正常，医生的解释与保证并不足以消除其疑病信念，仍认为检查可能有误。于是患者担心忧虑，惶惶不安，焦虑，苦恼。此为一种疑病观念，系一类超价观念。带强烈的情感色彩。
医生还说，躯体反应是本病最常见症状，约有2/3的患者有疾病症状，常见部位为头部、下腰部或右髂窝。这种疼痛描述不清，有时甚至诉全身疼痛，但查无实据，患者常四处求医辗转于内外各科，毫无结果，最后才到精神科，常伴有失眠、焦虑，和抑郁症状。
表现多样而广泛，涉及身体许多不同区域，如内有一种特殊味道。恶心、吞咽困难、反酸、胀气、腹痛、心悸、左侧胸痛、呼吸困难，担心患有高血压或心脏病。有些患者疑有五官不正，特别是鼻子，耳朵以及乳房形状异样，还有诉体臭或出汗等。
那大夫说完就连着叹了好几口气，说：“像金银花这个年龄不该得这种病，一般是老年较多，我一直怀疑她是真得了还是假得了，你是她什么人？你劝劝她最好面对现实，不要老把自已往病号里整。”
我明白了，金银花完全是被他们折磨病的，是被他们迫害病的。可我没敢对大夫讲，我默默地忍下涌到眼眶的泪水，向大夫打听到了她的病房住处，便去找她了。
那是个三间屋的病房，里面靠北边放了一溜病床，我数了一下共有8张，病床与病床之间放了一些凳子和躺椅，陪床的家属和病号同住在这个病房里，很是拥挤。
金银花先于她的丈夫王军看到了我，那一刻她惊讶地叫了出来，接着就陷入一种无地自容的状态，羞涩地背过身去。我清楚这是一个有尊严的人所应有的表现，有一点办法谁到这被人们称为“疯子院”的地方来？
王军表现的很镇静，他仍忘不了每时每刻诉说他们的冤曲，控诉那些执法犯法人的罪行。他不避人地抱住我一边喊着“大哥，我们救命思人”，一边向病房里的人喊道“就是这位大哥救了我们。”听到这话，全病房的人能站的全都一下子站起来，掌声响起，大家冲着我鼓掌欢迎。
十三
对金银花的采访不是在病房，因为病房里人太多不方便，也不是在某个房间，因为那里找不到供我们说话的空房间。你猜在哪儿？
在一块菜园里的一个窝棚下。
那菜园就在精神病院的西墙外头，从医院的大门出来，向右拐，顺着西墙有一条能走平板车的小路，当快走到墙北头时有一条向左拐的小路，那小路就直插到那菜园里去。这菜园收拾得很是那么回事，菜园中间一条十字路，十字路自然把菜地分成了四大块，一块是黄瓜，一块是柿子，一块是茄子，还有一块是西葫芦。窝棚就设在十字路中的十字心上，旁边有一眼古式的水井，水井上架着一个辘轳，特有一番风味，田园风情自在其中。
王军对这儿挺熟，不知他喊了一声什么就从黄瓜架里走来一个中年男子，客套的话就不说了，我们就借了这一块风水宝地，开始了我的采访。
金银花来这儿治病加躲藏已经半月之多，病情基本稳定，接受采访一点问题也没有。
我打开了录音机，说了些采访该说的话，意思是说“你讲的越具体越好，我录下来以后回去整理”，理由呢就说“《内参》的内容是不能见报的，要见报就得重新作一个。”
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对金银花进行面对面采访。之前的那篇中性稿件，是以我的法庭见闻为基础，不可能与站在被告席上的金银花对话；之后的《内参》文章，是以“读者来信”的形式照录照发的，而且是由王军转交给我。而若要进行追踪报道，对当事人金银花的采访是必不可少的，既可当面进一步核实相关情况，又能进行新闻延伸性的挖掘。
其实，不论是公诉书还是辩护词，其内容均是以法律条文为基础，而且不会也不允许涉及与罪名不符的“旁枝末节”。另外，即便是急于诉苦的一方，在面对不被信任的记者时，也不会把案件涉及的个人恩怨等完全说出来，特别是对自己不利的内容。同时，记者毕竟不是法官，后者只要依靠证据和法律条文就能断案，而前者则需要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包括涉及道德层面的内容，以做出全方位的判断。比如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虽然辛普森凭借豪华阵容的律师团打赢了刑事官司，但在民事责任方面却输得体无完肤。特别是，记者对当事人进行采访，只是询问，不能搞成讯问，更不能搞刑讯逼供，可又要查明事实，包括旁枝末节……这就是功底问题了。而这里所说的“功底”，既是指采访技巧，也是指写作技巧，更是指记者是否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心。由此，被采访者才能对记者心甘情愿地敞开心扉。
与金银花面对面的采访使我了解到许多细节问题，关键是通过直接交流，可以落实我的说服力；通过直接观察对方的表情、举止、语气等，可以增强我的判断力。如此一来，我下笔时就会更有自信心，新闻效果也会随之更强。
金银花的记忆、表述、抗风险以及熟练使用法律名词、条文等的能力，确实要高于一般从农村走出来的妇女。比如，她对签约七彩商品城的过程及合同条文的细节，不仅记忆清晰，而且知道如何进行重点表述；她被移送看守所后，曾向看守所及驻所检察官投诉遭到刑讯逼供，看守所医务室为此给她验伤疗伤，并记录在案；她通过查看《发还物品清单》，发现自己被公安办案人员查扣的私人物品，居然“发还”给了他人。
她对那一个个日子记得太深刻了，她对那案情记得太深刻了，因为那都是刻骨铭心的呀。她向我诉说这些时某种程度上不像是一个受冤屈的人而更像一个城府较深的律师。逼得呀，一个好端端的女人关押在里面，谁去为她申冤？后来请了律师，在没请律师之前呢？请了律师，律师也要向她了解情况的，一切都得有她那嘴说呀。我面对着这样一个漂亮而又口才的女人，不得不佩服，不得不佩服她的聪明。
第42章 鼓与呼 第八篇 金银花4(1/2),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