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挨打的时候，奶奶一般是不作声的，人家问他为什么不劝一下，她冷冷的说：做后妈已经不容易，我又何必瓜田李下，自己找不疼快。但如果父亲惹到她了，她照样往死里打。父亲如果不是没法子，一般都在学校住，不在家里住，在家里也尽量避免和奶奶见面，一个人去食堂吃，我有时候想：父亲和我爷爷接近30年的紧张关系，估计就在当时开始萌芽。
虽然爷爷奶奶不待见父亲，但是他的同父不同母的两个妹妹，尤其是小妹妹，却和哥哥的感情很深，父亲经常背着这个小妹妹在西安城瞎逛，和巷子里的人打架，在西北局办公门房偷偷的拆去信封上的邮票，集了好多邮票去学校显摆，冬天找木板绑两个铁丝做成溜冰鞋，在灞河上滑冰。爬上小雁塔大声唱：“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车子走，轱辘转，公鸡统统不下蛋，出东门，走西口，你家的人会咬狗，”小姑梳着小辫在身边也一起哼哼，伸出白咯生生的手给哥哥打着节拍。
小姑姑性情刚烈，眼里不揉沙子，我在西安照顾爷爷的时候，她经常和医生，护士，甚至是和爷爷吵架：她一边跳着脚骂爷爷：你这个老法西斯。一边把煮好的鸡蛋羹让我端着喂爷爷吃。说小心点，别烫着老爷子。
妈妈说：你小姑最像你爸爸，年轻时自由恋爱，嫁给一个混蛋，生了个女娃就被抛弃，去宝鸡插队，进工厂，还伤了一只眼，后来嫁个一个大她十多岁的教师，又不能生育，也是苦了半生。还好小姑父人很好，也算有个好归宿。
父亲在小学读了五年，上了中学，上中学的时候，那正是父亲十六七岁的时候，爷爷受到政治牵连，关了牛棚，这下父亲彻底失去了管教，他有幸避开了六十年代初期的三年自然灾害对他身体的影响，他狂热的学习俄语和数理化，预备去祖国的大城市学习知识，报效祖国，为祖国早日实现是个现代化而添砖加瓦。父亲如愿的考生上海建筑材料学校（现在属于同济大学），开始五年制的教育学习。
我知道的是，在我父亲进入上海学校之后的一年，他的人生从此转折，到底为什么使我父亲放弃成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涯，转而成为一位支边青年，一直是我的一个疑惑和谜团，母亲也对此不甚了解，我也没有刻意在父亲在世的时候问过他。
但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父亲说：以他的性格和当时的环境，如果当初他没有参与支边，或许不会有他这个人了，他很可能在文革中成为一位冲动的造反派而失去性命。
父亲在上海读书时迷上了足球，是校足球队的队长，这个爱好陪伴了他的终生，至今麻城踢过球的70后，不认识父亲的几乎很少，麻城的第一支足球队，恒星足球队就是父亲一手创造的，那时候的东门大操场，这只球队可拉风的很。
在一次回西安后，据说父亲和爷爷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回到上海后，爷爷停止了父亲的生活费用，父亲就只能靠学校的补贴来生活和学习了。我查过当时的历史，我发现即使是爷爷不给父亲费用，按照当时的学校规定，他依然可以借助学校的补贴而完成学业。而事实上，父亲很快就退学了，戴上大红花，将自己的姓从王改成汪，成为一位光荣的上海支边青年。
我总是试图去了解那时的真相，不明白父亲是如何从一名学生变成了一名支边青年，他加上三点水的用意是不是从此要归于大漠，从此海阔天空，自由自在。
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偶然到我都不信的缘分，我才大致明白
2011年的时候，我在网上聊天，在一个历史群里瞎聊，说起建设兵团，说起上海知青，群里有个上海人说他妈妈就是上海知青，下放到兵团的，后来返城。下放新疆的时间我俩一对，基本上是和我父亲是同期。他说：我的父亲按理说不具备成为支边青年，那时候的建筑学院是不会轻易放自己的学生去参加支边运动的，毕竟培养一个不容易。他听了我父亲的事情特意去问了一下他妈妈，他妈妈说：她记得她那一批只有100多人，只有一个是学院出来的，估计是你爸爸，他可是写了血书给柯市长，特批的一位大学生。听说才上了一年，可惜呀。
至此我才明白，应该是父亲和其他的热血青年给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写过血书，估计写的是要誓死前往大西北，为祖国守边疆的豪言壮语。最终让他搭上乌鲁木齐的火车。
父亲也许说的对，如果他不离开上海，也许在那个混乱的时代，在上海，他或许真的因为冲动而惹祸上身，遥远的边疆，也许是他冥冥中的选择。
就这样，新疆阿尔泰成了父亲第三个故乡，这个寒冷的地方将陪伴他走过人生无法忘怀的十七年，也是他最为畅快淋漓的自由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