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说：“江西对国家的贡献是大的，特别是这几年困难时期，又多支援了国家粮食，应该受到人民的表扬。”
●李富春在会上指出：“如果不采取坚决措施，把过高的生产建设计划落到实处，国民经济全面的被动局面就不能扭转过来。”
●陈云说：“要下决心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个决心早下比晚下好。虽然动员城市人口下乡有困难，但城市人口过多也带来了许多困难。”
●调整政策李先念领导全国紧急调粮
1960年开春后，针对京、津、沪、辽等地的粮食库存大幅度减少、供应紧张的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粮、油、棉调运指挥部，由国务院副总理、财政部长李先念负责，并有国家经委、铁道部、交通部、粮食部主要负责人参加。
面对这种粮食危机的严重局面，李先念及时地把全国粮食危机的状况，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汇报，并提出了解决意见。
1月13日，李先念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报告说：
据部分省区反映，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中，约百分之十到二十缺粮。
2月18日，李先念就立即突击调运粮、油、棉问题，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报告，建议采取紧急措施。
报告如下：
中央并主席：
今年粮食情况总的说很好，现在的问题是灾区和大城市急需调进粮食。目前有的灾区，春荒已露苗头；京、津、沪、辽的粮食库存还很薄弱，急需调粮补充。为了争取主动，必须抓紧时机，立即开展一个紧急调运粮食的突击运动，以便迅速地把粮食调到这些地区。对于食油和棉花也应该加强调运工作。经过同有关部门研究，拟采取以下紧急措施。
一、当前的粮食调拔计划，已经在这次财贸书记会议上讨论决定，有关各省、区和铁道、交通部门必须保证按时、按量完成调运任务。
二、在突击运粮期间，对于粮食的运输应该尽可能忧先安排。外贸出口的粮油，除大豆外也应暂时适当让路。
三、对粮食调出任务较大的省、区急需调集一些运粮汽车的问题，经过同经委及有关部研究，原则上确定：60年原计划分配给这些省、区的汽车尽可能地提前拨给；去年向这些省、区借调的外贸提成进口汽车4月份以前全部归还。具体分配数字和拨车时间由经委和交通部专门安排。这样安排的结果，对其他省份60年分配的汽车就要晚一些拨给。我们认为，这样安排是必要的。
四、为了安排好短途运输，各省、区除应加强人民公社的专业运输队以外，还应该根据运输任务的需要，组织必要的副业运输队参加突击运输。对于民间运输工具所需要的维修材料，各地应该妥善安排供应。
五、请各有关省、区党委把突击完成粮、油、棉的调运工作，作为一项紧急的政治任务，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充分发动群众，组织各部门之间的协作，并充分利用机关、企业、人民团体、部队、学校等单位的汽车，协助运粮，发挥地方运输潜力，鼓足干劲，力争完成当前的粮、油、棉调运任务。
遵照中央的指示，我们已成立了粮、油、棉调运指挥部并已开始办公，除了中央指定由我负责以外，还有经委、铁道部、交通部、粮食部的主管负责同志参加指挥部的工作。建议各有关省、区也应成立相应的机构或者在原有的运输指挥部或交通委员会内加强粮、油、棉调运工作的工作，并指定一位省长或副省长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各地粮、油、棉的调运情况，应该经常同中央粮、油、棉调运指挥部取得联系。
李先念
1960年2月18日
2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李先念的报告，要求各地立即研究执行。
批复如下：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党组：
中央同意李先念同志关于立即突击调运粮油棉和成立调运指挥部的报告。现在转发给你们，请立即研究执行。
中央要求，凡是有粮食调出任务的省份，应当紧急动员起来，掀起一个调运粮食的突击运动，坚决保证完成当前的粮食调运任务。
中央
1960年2月21日
4月16日，李先念又给毛泽东写报告说：
截至4月5日，粮食入库高潮已过，但全国粮食库存517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13亿斤，而销售比去年同期增加。
李先念在报告中着重说明粮食管理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和粮食购销任务的艰巨性：
过去，国家主要是管理粮食的购销，负责城市人民和农村一部分缺粮人民的粮食供应；现在已经发展到，国家必须把六亿几千万人民的粮食消费都要更加具体和更加直接地管理起来，国家对于人民群众的吃粮够不够吃、吃饱吃不饱，负有十分重大的责任。
这一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过了几天，毛泽东约李先念到住处谈工作。
李先念来到中南海丰泽园时，毛泽东正靠在床上看书。毛泽东笑着对李先念说：“杞国人来了，请坐下。”
言下之意是李先念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是杞人忧天。
毛泽东接着说：“你是怎么搞的，报纸上讲形势大好，你老是泼冷水，讲什么都不好，你是怎么想的？你知道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你可不要学杞国人啊！”
李先念看到毛泽东并无严厉批评之意，心情也就放松下来，平和而又认真地对毛泽东说：“我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担心全国几亿人吃不上饭呀！主席你不担心吗？你不要听报纸上吹的那一套，形势不是大好，也不是小好，是一点也不好，老百姓在挨饿，已经饿死了不少人。有些省一方面说粮食大丰收，另一方面向我写报告要救济粮。我昨天晚上没睡觉，和粮食部长陈国栋等同志商量，调粮搞救灾，原来一列车粮食准备调山东，结果山西来电报说他们饿死的人多，又把这一列车粮食运到了山西。当前老百姓没粮食吃，只好挖野菜、捋树叶度日。”
毛泽东听到李先念这些话，感到吃惊，便让李先念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严峻情况。
不知不觉到了吃饭时间，毛泽东便留李先念同他一起吃饭，边吃边谈。
通过这次谈话，毛泽东了解到全国粮食购销的实际情况。
李先念从毛泽东的信任中受到鼓舞，就全力以赴抓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4月19日，中共中央再次批转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紧急调运粮食的几项措施的报告》，要求在新粮上市前的50天到两个月内，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粮食和交通运输部门,必须全力以赴，采取各种措施保证完成第二季度56亿斤粮食的调运任务，其他物资的运输要暂时为调运粮食让路。
在当时,粮食库存很少，只能是夏秋将南方早熟的粮食运往北方，冬春将北方晚熟的粮食运往南方进行调节，以缓燃眉之急。
在1960年1月到1961年7月，李先念就粮食问题，先后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6个报告，在10次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其中有两篇报告和两次讲话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李先念在这些报告和讲话中，指出了粮食购销和调运的紧急状况，提出应急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并且呕心沥血地组织实施，使全国人民能够吃上饭。
李先念还亲自到农村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在6月至7月，李先念到河南信阳地区调查。他发现，光山县是信阳地区的一个重灾区，搞浮夸也最严重，县里干部竟然宣称亩产高达万斤。
李先念又到郑州，听取了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汇报。这位负责人仍然不能面对现实，还滔滔不绝地说河南工作如何如何好。
李先念听得不耐烦，直截了当地说：“算了吧，不要再说了，你讲的不是真实情况。”
李先念回京后，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汇报了河南信阳的情况。
6月，京、津、沪三大城市和辽宁省的10个主要城市的粮食供应紧张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7月5日，李先念和谭震林向毛泽东、中共中央提交报告，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7月13日，李先念又向周恩来报送了粮食调运情况不好的紧急报告。
报告说，7月份应调出粮食20亿斤，但到10日止，只调运出219亿斤。
周恩来看到报告后，十分焦急，为引起各省负责人严重关切，立即批示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请他把报告印发给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由于各地粮食供应不断告急，时销时断，有些粮店已没有存粮。情况十分火急，李先念不得不于7月25日给邓小平、毛泽东和中央写报告。
报告中说：
今年五月份以来，京、津、沪、辽粮食库存极少，面临脱销危险，不断告急，现在已经到了不可终日的地步。
李先念经常接到各地省委负责人打来的告急电话。当产粮省调不出粮食，而缺粮地区又向李先念告急时，李先念不得不让粮食部同铁道部协商，把原定调往某地区的粮食在运输途中转向，限时调往粮食脱销的地区。
李先念还从中国南北地区粮食收获季节不同的实际出发，在调运粮食方面采取了“早济晚”和“晚济早”的办法，即把南方夏季收获的小麦、早稻等运到东北，接济东北秋粮登场前的市场供应；把东北秋天收获的粮食运往关内缺粮地区，以便度过春荒。
时任国家财政部部长助理、预算司司长、粮食部副部长的杨少桥后来回忆说：
为了安排好粮食调拨，往往是先由粮食部党组同志打前站，同地方协商，然后由先念同志出面商谈，最后由周总理亲自定案。1959年以后，不仅年度粮食调拨计划由中央、国务院下达，季度计划也由中央安排下达。到了1960年，有好多月份的调拨计划也都由中央通知各地执行。这些计划，都在先念同志那里研究好了后，才报请中央审定下达。
李先念不仅坐镇北京指挥，解决全国粮食调运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还到各省市甚至专区、县里了解粮食的实际产量，同省市负责人协商粮食调运工作。
9月5日，为贯彻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李先念主持召开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办公会议，讨论城乡粮食消费标准和粮食购销情况。
农村口粮的标准，怎么制定，这是关系到农民生活的大问题。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区自然农业生产条件不同，人们的劳动强度、生活习惯等也不相同。同时，由于口粮标准是按原粮计算的，南方是稻谷产区，华北是杂粮产区，东北是生长期短的农作物产区，原粮加工所得的成品粮大米、面粉、玉米、小米、高粱米等的比例也不同，因此农村口粮标准不能一刀切。
李先念经过反复研究，提出设想：
第一种类型：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浙江、福建、江苏南部、安徽南部、四川、云南、贵州、新疆等13个省区，按照360斤到380斤原粮安排，个别地方可以略高，但是不得超过400斤；
第二种类型：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内蒙西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陕西、青海、甘肃、宁夏等11个省区，按照280斤到300斤原粮安排，个别地方可以略高，但是不得超过320斤；
第三种类型：吉林、黑龙江、内蒙东部三省区，按照400斤左右原粮安排，辽宁省按照320斤安排。
城市居民粮食销量，则从上年度的590亿斤减少到550亿斤，减少40亿斤，但对降低城市居民粮食定量也没有一刀切。
为此，李先念提出：城市居民口粮每人每月降低15斤到2斤；但是高空高温、井下作业工人和其他重体力劳动工人的口粮标准没有降低；规定城市郊区的口粮标准向一般农村看齐，近郊区的菜农要求适当照顾，但规定要与远郊区接近。
李先念提出的压缩城乡居民口粮标准，是当时迫不得已采取的一项临时性措施，目的是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能保障城乡广大居民最低的生活需要。
10月8日，李先念根据中央指示，在全国财贸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低标准”，“瓜菜代”，要下决心至少搞三年再说。
10月23日至26日，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开会，讨论如何纠正问题。
李先念参加了会议。会议还讨论了严重而暴露较早的河南、山东两省的问题。
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了信阳事件，大家十分震惊。会议对这位负责人进行了批评，指出他在政策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下，中共信阳地委积极开展了整风和生产救灾工作，并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
毛泽东阅后，于同年12月31日和1961年1月1日两次批示，将此报告发给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随即中央将此报告批转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引起各地重视，不再发生类似问题。
11月29日，李先念给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写信，正式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
在此之前，陈云曾向粮食部提出进口粮食的意见。李先念在信中说：
面临着明年春荒的困难，必须坚决克服这个困难。克服这个临时困难的办法，除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之外，考虑进口12亿斤粮食或者更多一些的粮食是必要的。拿到这批刀口上的粮食，对争取国内粮食局势的基本稳定，度过灾荒大有好处。
周恩来于12月5日一字一句地审阅了全信，用毛笔批示：
已告先念同志照办。
毛泽东于12月12日晨用铅笔批示：
退先念同志。完全同意。能进口二十亿斤，更好。
经李先念、叶季壮反复研究，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在外汇有保证的条件下，决定进口400万吨粮食。
进口粮食绝大部分只能用于供应13亿城市居民。光靠进口粮食、压低城乡居民口粮标准，仍不能保障城市居民的口粮供应。
陈云、李先念经过认真调查研究，认为必须减少城镇人口。
陈云从1960年10月到1961年2月多次指出，减少城镇人口是克服粮食和市场紧张的好办法。他于1961年4月提议，把1000万到1200万职工下放到农村。
李先念同陈云想到一起去了。李先念发现，1961年到1962年全国粮食的收支盘子亏空150亿斤左右，即使进口粮食100亿斤，还有50亿斤的缺口。怎么解决缺少的50亿斤粮食呢？
经过调查研究，李先念于1961年5月17日就粮食问题给毛泽东写信，并附有陈国栋关于河北省石家庄地区藁城县粮食问题的调查材料。
李先念在信中写道：
为解决50亿斤的粮食缺口，可以有两个方案供选择。第一个方案就是1961年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所决定的粮食征购880亿斤不减，地方上调粮食120亿斤到130亿斤任务不变，城市人口维持现状；第二个方案是：粮食征购任务减少到840亿斤左右，地方上调任务减少到100亿斤，减少相当数量的城市人口。
李先念还指出：
反复考虑，还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把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采用第二个方案可能好一些……
这样做，工业的发展速度暂时会慢一些，但从长期看，对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是有利的。把农业搞上去，有了粮食，有了原料，工业就比较容易上去。只要农业这着棋走活了，全局皆活。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纳了李先念采用第二方案的建议，决定减少城市人口2000万。制定调整经济的八字方针
在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错误，初步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
其实，早在1960年8月间，在讨论研究冶金工业、交通运输、农业和经济问题的时候，李富春就集中大家的意见，多次提出对经济实行调整、巩固、提高的问题。
周恩来表示赞成，并且加了“充实”二字，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这个方针很快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和同意。
9月30日，在中央批转的经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1961年，我们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八字方针”。
为了进一步研究和分析我国的情况，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八届九中全会。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83人，候补中央委员87人，另有中央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同志23人列席了会议。
会议着重讨论了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贯彻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和农村整风整社等问题。
全会听取了李富春作的《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
全会讨论并通过了李富春的报告。
关于国民经济问题。全会根据我国当时经济工作中出现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和严重不平衡问题，决定从1961年起，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这个方针以调整为重点，适当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和发展速度。全会要求在编制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中，要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经济，即先安排农业，再安排工业；先安排轻工业，再安排重工业；在安排重工业时，又必须先安排好与农业生产有直接关系的重工业。
全会还要求，要尽可能提高农业的发展速度，提高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适当控制重工业的发展速度，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同时适当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
全会鉴于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到重大的自然灾害，严重减产的情况，确定1961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在农村中，切实安排好社员的生活，帮助社员渡过困难时期。
全会指出，轻工业部门，应当努力克服由于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原料不足的困难，开辟新的原料来源，增加生产，尽可能地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关于市场商品供应问题。全会指出，由于农业歉收和轻工业原料不足而形成的市场商品供应的暂时困难，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全会要求各有关部门迅速采取措施，帮助轻工业、城乡手工业、家庭副业和郊区农业的发展，增加各种日用品和副食品的生产；同时改进商业工作，活跃农村市场，以便逐步改善商品供应状况。
关于农村问题。全会在听取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关于各地开展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情况的的汇报之后，通过了在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产生的《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
纪要肯定了贯彻《十二条》紧急指示后，农村的形势开始好转，并决定在农村深入贯彻《十二条》，继续进行整风整社。纪要指出，在整风整社运动中，要彻底检查和纠正“五风”，特别是“共产风”；必须彻底清理对农民的平调账目，并坚决退赔。
毛泽东在全会上的讲话中也强调指出：不能剥夺农民，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剥夺劳动者，只能剥夺剥削者，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
纪要还根据农村的生产形势，决定提高粮食、食油、生猪和禽蛋等项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增加农民的收益。决定社员自留地的比例调整以后，20年不变。确定养猪政策，以私养为主，并鼓励社员发展小规模的家庭副业。
会议批准了1960年9月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6个中央局的决定。
各中央局分别代表中共中央加强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以便保证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随后并相继决定：陶铸为中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为东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为西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为华北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为华东局第一书记。
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此后，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了调整阶段。这是1958年以来经济指导工作的一次重要转变，是战胜1959年到1961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而采取的重大决策。它对于后来大规模的经济调整工作起了巨大指导作用。
“八字方针”贯彻执行的结果，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克服了严重困难，取得了新的进展。
周恩来从江西紧急调粮
1961年9月17日，周恩来在庐山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他在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和主管政法工作的副总理罗瑞卿陪同下，来到南昌视察。
虽然经过一天跋涉，但是，周恩来的精神还是很好，他的兴致很高。在一路上，他看着窗外的景色，感慨万千地说：
从八一起义到现在，已经整整34年了，早就想到南昌看看，就是腾不出时间。这次给了我旧地重游的机会，我要住几天，好好看看这座城市的变化。
在18日的晚上，周恩来一行同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刘俊秀等共进便餐，大家边吃边谈工作。
周恩来无心用餐，在交谈中，他又说到粮食问题，他说：“你们不是有个《江西是个好地方》的歌子吗？这个歌儿不错，江西确实是个好地方，三面环山，还有鄱阳湖，既是鱼米之乡，又是革命老根据地。这些年，你们工作抓得不错，粮食也比较多嘛！”
“总理，我们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杨尚奎等谦虚地答道。
长期负责农业生产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俊秀比较活跃，他站起来，将酒杯高高举起说：“南昌是总理领导八一起义的英雄城，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总理离开南昌34年了，今天到南昌视察工作，我们心里格外高兴，为总理的健康敬一杯酒！”
刘俊秀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都一齐叫好，请总理喝下这杯酒。
周恩来也很高兴，他站了起来，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只是不拿酒杯。像以往一样，他不谈南昌起义，更不谈自己在其中的功绩，也没有谈教训。今天他转移了话题说：“江西对国家的贡献是大的，特别是这几年困难时期，又多支援了国家粮食，应该受到人民的表扬。”
周恩来的目光里含着一种欣赏，又暗含着一种机智。他转向刘俊秀，话里有话：“俊秀同志，你要敬我一杯可以，但得有个条件。”
刘俊秀对周恩来的酒量早有耳闻，他以为周恩来要和他一杯接一杯地干，他有些紧张，连忙问到：“什么条件？”
周恩来叫服务员拿酒来，亲自斟上一杯茅台酒。
这一下，刘俊秀也以为“坏了”，总理与他较上劲了。等到周恩来一开口，他就更加为难了。
周恩来说；“咱们俩干一杯酒，要增加外调粮食一亿斤！”
“如果干两杯呢？”
“那当然是增加两亿斤了。我们干三杯，就增加三亿斤，你看好不好？”
在江西素以豪爽出名的刘俊秀一听，举杯的手变得沉重起来。他十分清楚要拿出一亿斤粮食的难度。他喃喃道：“总理啊，国务院给我们的外调粮食任务12亿斤，我保证一粒不少，坚决完成。要再增加三亿斤就是15亿斤了，怕有些困难啊！……”
这时，谭震林给为难中的刘俊秀打气说：“老刘啊，总理多年没有来南昌了，看到你们江西形势比较好，心里高兴，你既然敬总理的酒，敬三杯，三亿斤就三亿斤嘛！”
罗瑞卿也开个玩笑，凑着热闹说：“老刘，你死脑筋，先喝了再说么！”
其实，倒不是周恩来一时兴起。他早对江西这年度粮食产量和人均口粮做过调查，他心里有数，所以他很肯定地说：“我有调查，江西老表口粮水平比较高，还有储备粮，比严重缺粮的晋、鲁、豫好多了，增加三亿斤虽然有困难，但还是可以增加的！”
刘俊秀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他知道，总理要不是因为粮食困难重重，也不会在这种场合提这个要求。既然总理开口，就是不喝酒，他又怎么好拒绝呢？于是他将杯子举到了总理面前，说：“好，就按总理的意见办。总理的心情我们理解，国家有困难我们应该大力支援，三亿斤就三亿斤！”
在座的人一齐叫好。只听得酒杯叮当一响，周恩来酒杯挨近唇边，一口抿了下去。三杯过后，周恩来面色略有些红润。
大家都知道，这并不是这点酒力的作用，而是总理的心里十分地高兴：三亿斤粮食又可以使不少人暂度饥荒了。
周恩来许久没有这样春风满面了。
周恩来又举杯向其他同志说道：“今天我很高兴，请大家多喝几杯！”
周恩来率先干了杯，继而开怀畅饮。大家见他情绪这么好，都一起来助兴。周恩来都痛快地—一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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