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前受邓颖超的委托，要好好照顾总理生活的罗瑞卿夫人郝治平有些慌了，她说：“不得了了，水静！”她摇摇水静的手，耳语道：“总理今晚太兴奋了，怕是要喝醉了。”
“这里是他领导八一起义的地方，几十年没来，能不高兴吗？”水静不以为然。她曾和周恩来对饮过一次，两人都各喝过一斤茅台，谁也没醉。
“要劝他少喝一点就好。”郝治平很是着急。“可又怎么好劝呢？”
“这个时候，是不好扫他的兴。”水静嘴上这样说，心里也不踏实。因为周恩来且饮且说，谈谈笑笑，话讲得很多，这正是酒醉的前兆。
然而，周恩来虽有几分醉意，但并未过量，语言、神态和行动都没有失控现象。饭后，他还和罗瑞卿、谭震林等，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省委安排的杂技表演。
晚会终了，周恩来便去看望演员，和他们亲切交谈，询问他们来了多久，生活是否习惯等等。
“你们说江西好不好呀？”周恩来抱肘问道。
“好，很好……”演员们大声回答。
“是的，江西是好。”周恩来说，“江西是毛主席亲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江西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对革命贡献很大……”
一年后，毛泽东再次来到南昌。他一到南昌就召见刘俊秀、方志纯等几位书记。
“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毛泽东说得并不紧张，“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情报，蒋介石正从美、英等国大量进口新式武器，把岛上的短程飞机也改造成能于海峡之间飞来飞去了，听说还从日本买了大批血浆……”
毛泽东支起腿，点着烟：“我看蒋介石他不一定敢来。但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有备才能无患嘛！他若真的来了，你们江西粮食供应将如何打算？”
刘俊秀心里有底：江西早稻种植面积在华东数省中是最多的，江西人口却在几省中几乎是最少的，只比福建略多些。
所以，刘俊秀又一次拍了胸脯：“请主席放心，江西早稻马上就要开镰，确保200万前线将士一年的粮食供应，没问题！”
毛泽东豪迈地挥手一拍桌子：“行了，关起门来打！”
当毛泽东的专列又要启程时，省委书记和省长们都来送行。毛泽东和他们—一握手，特别关照刘俊秀：“打起仗来，离不开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支持啊！”
稍顷，毛泽东又说：“总理告诉我了，你们已经多拿出三亿斤粮食外调，不容易啊！”说着，毛泽东伸出左手轻轻拍了拍刘俊秀的肩膀。中央制定各行业规章条例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4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粮食、财贸、教育方面的调整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通过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
这是由邓小平主持，李富春、薄一波具体组织，在深入调查研究、吸取工业企业各方面意见基础上制定的。
早在1961年上半年，李富春直接领导由国家经委、中国科学院、中央党校、一机部等单位和北京市委组成的调查组，前往北京第一机床厂进行调查研究。
与此同时，李富春还组织领导了对北京另外9个工厂和单位的调查。
按照李富春的布置，第一机床厂调查组在五六月间，对这个厂的建设规模、人员管理、管理机构、生产技术、财务计划、产品品种和质量、工具的制造和管理、物资的供应和销售、财务和成本、工资和奖励、企业管理体制、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两参一改三结合、劳动竞赛、技术政策、职工生活、思想政治工作等，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为草拟工业条例准备了丰富的材料。
6月间，对北京机床厂的调查基本结束后，中央又指定薄一波接替李富春，把北京第一机床厂和各部门的调查集中起来，进行研究。
薄一波带领北京第一机床厂调查组和国家计委等单位到沈阳，在中央东北局的协助下，写出了条例草稿。随后又到哈尔滨、长春召开多次座谈会，进行讨论，广泛吸收工业领导部门的意见，反复修改后交中央书记处。
7月间，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工业条例草案进行了认真讨论，并逐章、逐节进行修改，最后归纳为“七十条”，提交8月下旬开始的庐山会议讨论通过。
《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除总则外，共十章七十条。它全面地、系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领导工业企业方面的经验教训，并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提出了我国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的一些指导原则。
1961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手工业三十五条》），共分六章三十五条。
《手工业三十五条》对手工业单位生产规模、手工业者的归队、收益分配和工资福利、产销价格、企业管理等作了具体规定，从而解决了手工业集中过多、限制过死的弊病。
6月1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共有八章四十条。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商业工作的经验教训，明确规定了商业工作的基本方针。
1961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提出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即《科研十四条》）。
此外，中共中央还于1961年4月发出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八条），于9月发出了《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
从1961年初以来，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倡导下，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后，在调整国民经济中陆续制定了一系列工作条例草案。
这些工作条例草案的制定和实施，为稳定经济形势和国民经济的好转，创造了重要条件。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说：“我们终于有了一套章法。”陈云提出安排市场措施
1961年1月19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要“网开一面”安排市场。
所谓“网开一面”，其一是指进口粮食。陈云对当时国内粮食的紧张状况十分清楚。
陈云说：
我们这个国家，在粮食问题上的立脚点，当然要放在自给上。但是，现在有进口200万吨粮食的可能，已经快要签合同了；如果能再多进口一些，我们也要。那末，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有些东西要出口，比如核桃、瓜子、红枣等，国内吃得就少了。
我们现在究竟要顾哪一头？我看要顾进口粮食这一头。如果顾那些零零碎碎吃的东西，是解决不了大问题的，还不如把这些有出口市场的东西都集结起来，换粮食进来。另外，每人减少1尺布，就可以多进口10亿斤粮食。5美元一匹布，7000万匹布恰好就是买10亿斤麦子的钱。我看宁肯每人减少一尺布，多进口10亿斤粮食。
陈云对当时市场、物价和货币流通之间存在的矛盾了如指掌，即票子多、商品少，部分物价上涨。
陈云还说：
糕点问题，看起来是个小事情，但却是一个能缓和人心的问题。因为现在的东西凭证供应，每个人买一份，有钱也不能多买，闲话就来了。
上海一个医生说：“我和老婆两个人每月工资400多块钱，但是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发给我们没有意思，还不如把工资还给公家。”
按人口凭证分配，这是一个办法，但现在糕点供应紧张，应该实行‘两条腿走路’，即有些商品可以实行票证供应办法，有些商品应该是有钞票就可以买。
出售糕点可以同时采取这两种方法，一种是便宜的，5角或6角钱一斤，凭票供应；一种是高价的，你有钱就可以买。
在供应紧张的时候，总要网开一面。这样做，既可以缓和人心，又可以使人们吃到一些东西，增加点营养，还可以收回钞票。用这个办法回笼货币，实在是打了一个大主意。
陈云对高级糕点的质量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并对高级糕点、高级糖果的市场供求情况做出了预测。
谈到有的同志对卖高级糕点、高级糖果不放心，怕大家抢购，供应不上时，陈云还算了一笔细账。
从1961年1月下旬开始，全国大中城市就对高价糖果和高价糕点敞开供应，到1月底，敞开供应的城市达40多个。
后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又提出继续扩大高价糖果和高价糕点供应范围的措施，在3月底以前，把高价糖果的供应范围扩大到全国城市和乡村，一律敞开供应。各地实行高价糖果和高价糕点敞开供应的办法后，调节了商品供求矛盾，当年全国共回笼货币达33亿元。
在陈云“网开一面”安排市场的措施指导下，后来国家又做出提高自行车销售价格的决定，以及提高各种名酒、用粮食酿造的白酒、啤酒销售价格的决定。这些决定，对进一步安定人心、回笼货币起了重要作用。中央加速发展氮肥工业
1961年年初，中共中央宣布成立以陈云为首的粮食价格小组。
1月15日，陈云主持起草了《关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报告》。
《报告》提出，从1961年夏收起，全国粮食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0％，此外，1960年实行的对主要产粮食区实行加价奖励5％的政策照旧不变。
此外，粮食的销售价格暂不提高，提高油、肉、禽、蛋的收购价格，使提价农产品大约占全部农产品一半左右。
陈云认为，提高粮食价格，从内在动力上激发农民的生产劳动热情。但要使农业生产根本好转，还要吸收世界上各先进国家的经验，努力发展支农工业。
还是在1960年11月底，陈云与当时浙江省的领导谈话时说：“工业、农业两头，一个时期侧重一头是对的。去年、前年侧重工业，现在国家要拿出投资侧重农业。计划部门过去只管工业、交通，是苏联的传统，有其历史原因。我主张管工业的同志一定管农业，管农业的同志管一管与农业有关的工业，如化肥、农药、农机具等。”
接着，陈云在视察黄淮河灾区时又说：“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中，粮食增产60％，一半靠良种，一半靠化肥。日本人过去靠侵占我国东北起家，战败后，他们就靠化肥发家。”
根据陈云这个意见，中央决定把加速发展氮肥工业列为支援农业的重要任务之一，并且成立了中央化肥小组，由陈云任组长。
陈云对发展化肥促进农业增产非常感兴趣。早在1957年的时候，陈云曾经研究比较过国外农业增产的途径，概括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苏联和美国为代表，人少地多，走的是扩大耕地面积之路，一种是日本和联邦德国为代表，人多地少，走的是扩大单位面积产量的道路。
陈云感到，中国虽然国土面积大，但是人口也很多，人均耕地面积少得很，农业增产只能是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于是，陈云提出，发展化工和水利事业，可以对农业增产起很大作用，其中发展化肥是农业增产最快、最重要的一条。年产100万吨化肥，只要10亿元投资，可增产粮食300万吨即60亿斤。同样增产这么多粮食，用开荒的办法，需要投资15亿元开3000万亩土地。
1957年以前，陈云觉得发展化肥希望不大。苏联为中国设计年产72万吨的化肥厂需要建设5年才能投产，国内还不能制造设备。农用肥料主要只能是靠养猪积肥。
到1957年的时候，情况变了。化肥厂的重要机器和部件，比如高压反应筒和高压压缩机，都试制成功了，只缺一些特殊钢材。化肥的原料是煤炭、硫铁矿、石膏和食盐等，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都可以供应。
1957年2月，化工部提出大量发展化肥的意见以后，一个月前才成立的由陈云当组长的中央财经工作5人小组就同化工部多次研究，并召开了各机械工业部门的会议，准备从当年下半年开始。
经过一年半的试制，做出成套设备的标准设计，1959年大批制造，1960年装配，然后大量投入生产。发展化肥，促进农业增产的思想还写进了农业发展纲要的四十条。
1959年和1960年在化工部的技术指导下，开始建设了一批年产800吨和年产2000吨合成氨的小型氮肥厂。到1960年底，年产800吨的厂已建成投产20多个，其中5个生产比较正常；年产2000吨的厂已建成投产7个，其中3个生产比较正常。
陈云原来对年产800吨到2000吨的小化肥厂很感兴趣。他曾派人到几个小合成氨厂了解了情况。
1960年7月21日，陈云在北戴河对化工部领导说：“现在看来，小合成氨厂有两大革命，第一，不需要氨加工，而用氨水直接施肥，这样就可大大节省硫磺或其他原材料；第二，这些小设备各省市都可以制造，便于推广。”
但是，小化肥厂设计还没有过关，当时已有人批评小化肥厂“太娇气”，碰不得，像王孙公子，像林黛玉。陈云对出现的这些问题，也很担心，他鼓励大家进一步改进，不要怕失败。他叮嘱化工部每个月向他报告一次关于小化肥厂的工作情况。
陈云设想大量地、普遍地建设小型氮肥厂，觉得小型氮肥厂需要的重要材料比较少，设备制造比较容易，省属机械厂就可以承担制造任务；适合农村分散的条件，易于满足各地方对氮肥的普遍需要，有利于调动各级地方以至某些人民公社发展化肥的积极性；建设的时间短，发展快。
陈云夸奖说：“看来800吨是好的，将大化小，照葫芦画瓢，这是别人没有干过的，想出这个办法的人是绝顶聪明的，应当得‘勋章’。”
1960年9月间，陈云不顾病体，前往天津、河北视察。10月间又视察河南、安徽和江苏，所到省市，陈云同各省市的书记、省市长，都作了详细交谈，对粮食减产情况了解得十分深入，对粮食减产的严重性作了重要阐述，并对各省市的负责人提出了农田水利建设和小化肥厂建设问题。
在这次视察中，陈云对当时小化肥厂的建设情况，以及已建的南京、上海、芜湖等地的建厂过程，用的哪个厂生产的设备和零件，是否好用，大化工厂如何帮助小化肥厂的建设，都了解得很具体详尽。
10月末，陈云去上海，随同考察的王耕今回到北京，把跟随视察的情况和陈云的指示向国家计委党组写了报告，但报告中对陈云讲水利的东西讲得多，却没有讲小化肥厂的建设。
计委主任李富春看了这个报告后批示：
按陈云同志指示办。
随着对情况更深入地了解，陈云对小化肥厂的看法也有了改变。陈云感到，经过一年多实践的检验，证明自己当初关于小化肥厂建设的一些设想还缺乏充分根据。小型氮肥厂虽有它的优点。但是，由于技术上还没有完全过关，还要继续试验，不断改进。在没有完全过关以前，不应该大量地、普遍地建设。
1961年3月4日到8日，陈云在听取化工部的工作汇报，谈到小化肥厂的生产技术一直没有过关时，陈云说：“我们本来是想搞小的经济，可是搞了许多都没有搞成，反而不合算。小的可以继续实验，但不要搞太多项目了。”
当时化工部准备推广一万吨的中型化肥厂，要陈云定夺、签字。
陈云说中型厂技术上也没有过关，还不能立即大量推广。
这样，只能选择上大型化肥厂。陈云拍板：“大的过关了，搬的是外国的技术。现在搞大的和老太爷一样，稳稳当当，我们要的就是实际，大化肥厂无非设备、材料多要一些，可以先搞一批，从进口方面解决。”
1961年4月4日至10日，陈云在杭州主持召开有中央化肥小组一些同志参加的座谈会，专门就大型氮肥厂的材料、设备定点制造、成套供应及建设规模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部署。
陈云说：
“真正增产粮食还是要靠化肥和水，中央一致意见是多搞、快搞化肥。”
“目前最难解决的是重要设备所需的金属材料。进口材料的建议是个大发明，是件大好事，是很重要的措施和保证。一个年产5万吨合成氨厂需要的重要材料，约需外汇320万美元。320万美元只能购买45万吨粮食，很快就吃完了，用来购买重要材料，建设一个年产5万吨的合成氨厂，生产的化肥每年可以增产五六十万吨。”
会议提出在三年内集中力量，陆续建设8到10个年产5万吨的合成氨厂，以使每年形成20万到25万吨的生产能力。
这次座谈会后，陈云于5月16日代中央化肥小组起草关于加速发展氮肥工业的报告。这个报告得到了中央的同意，作为文件下发。
报告就有关发展化肥工业的两个重大方针性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意见：
一、氮肥厂的规模，过去搞了许多小的，但技术不过关，生产不稳定。在1962年到1964年的三年内，我们应该搞大型氮肥厂，不应该大量地、普遍地建立小型氮肥厂。
二、建设大氮肥厂，过去几年由于项目多，十几个大厂齐头并进地搞，材料和设备供应不足，现在一个也没有建成。我们不能把现在已经铺开的十几个大厂都列入年度计划。
今后三年内，应当以每年新建四个到五个年产5万吨合成氨的厂为适宜。这些大氮肥厂在布点上，也不能齐头并进，应当尽先在经济作物集中产区和粮食高产区布点，然后分期分批在其他地区布点。
在化肥工业布点问题上，报告建议，应该尽先在经济作物的集中产区和粮食的高产区布点，然后分期分批在其他地区布点。
陈云指出：
过去的经验证明，全面铺开，齐头并进，势必把有限的材料、设备和技术力量分散使用，使建设期限拖得很长，不能按期形成生产能力，甚至造成很大的浪费。实行集中力量、分期建设的方法，正是为了避免上述缺点，大大加快建设速度。
为了具体落实杭州座谈会建议，陈云还专门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确保氮肥厂建设和生产所需物资问题。他还督促化工部组织人员出国考察进口材料，要求在材料上船到卸车入库各环节都要派专人负责。
由于及时明确了化肥工业的发展方针，周密组织化肥厂的建设和生产，化肥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在粮食生产和发展中做出了重大贡献。组织进口粮食帮助经济恢复
1961年，外贸专业会议在北京召开。陈云对粮食情况深感忧虑，他提出，挤出一部分外汇，进口粮食。
在这次会上，陈云专门解释了进口粮食的考虑。他指出：
稳定市场，关键是进口一些粮食。进口粮食，就要下定决心拿出东西来出口，先国外，后国内。把粮食拿进来，这是关系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进来粮食，就可以向农民少拿粮食，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农业生产发展起来，国内市场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农民手头的粮食宽裕了，可以多养鸡、鸭、猪，多生产经济作物和各种农副产品，增加出口。
总之，当前只有首先抓好粮食，整个局势才能稳定，同农民的关系才能缓和，而且多种经营也才能好转。没有粮食是最危险的。市场上其他商品少了当然不好看，现在已经不好看了，百货公司实际上是商品陈列所，很多东西都凭票证，只有文具、化妆品和小商品可以自由买。但是比较起来，还是粮食重要得多。
中央和国务院接受了陈云的建议，决定组织进口粮食。
1961初，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缅甸访问。
临行前，在飞机场上，周恩来、陈云、叶季壮还在商量进口多少粮食的问题。当时确定的进口粮食数量是150万吨。
周恩来到昆明后，外贸部给随同访问的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打电话，说中央决定进口250万吨。雷任民当即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说，这件事他不知道。随后，周恩来打电话询问陈云。
陈云在电话里说，粮食太紧张了，要进口这么多粮食才能渡过难关。
周恩来是了解陈云的。陈云考虑问题一向精细、稳重，现在连他都主张增加粮食进口数量，足以说明国内粮食紧张的程度。
周恩来心里也非常着急，拿着话筒很久没有说话。
中央决定进口粮食以后，如何保证粮食安全迅速进来，中央和国务院作了很多部署。
周恩来在访问缅甸期间，还多次研究进口粮食问题。在访问结束前一天，周恩来对雷任民说：“访问结束后，你不要回北京，直接去香港，确实搞清三个问题：一是能不能买到粮。二是运输问题能不能解决。三是中国银行能不能解决外汇支付问题。”
因为在1958年金门炮战以后，台湾海峡局势一直比较紧张，国民党海军对大陆实行海上封锁，大陆船队进出海峡地区，他们是要劫持的，这样运输和资金问题显得特别重要。
雷任民到香港召集中资的华润公司、中国银行等单位了解情况，进行研究。
讨论后大家一致认为，货源、运输、外汇问题可以解决。
货源问题，美国、澳大利亚存粮很多，资本家急切要找出路、找市场，中国向他们买大批粮食，他们就可影响政府，把粮食卖给中国；运输问题，一是采取按到岸付款方式购买，二是可以租用外国商船；外汇可以由中国银行周转透支解决。
雷任民回京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又问了很多反面问题，得到满意答复后，才觉得心里踏实了。
在这个时期，周恩来每天晚上都把雷任民叫去向他汇报粮食订购、运输到货的情况，还有船只航行的情况等。
在当时，粮食进口工作，由李先念副总理亲自抓，叶季壮、陈国栋、牛佩琼等协助。对派到国外的购粮小组发回的电报，李先念都亲自批阅，亲自听取外贸部主管人员的汇报，解决有关问题。
有一次，李先念在听完购粮小组的汇报后，对他们说：“你们任务完成好，我请你们吃烤鸭。”
后来李先念真的请大家吃了一顿烤鸭。
由于进口数量大，时间集中，提样、装卸、转运等环节，都缺乏经验，困难很多。为此，李先念召开财贸办公室办公会议，进行专门研究。
会议决定成立中央进口粮食接运工作组，由李先念任组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姚依林、交通部部长王首道任副组长，并从有关部抽调干部组成办事机构，设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
这次会后，立即派粮食部副部长周康民、财政部副部长李树德、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江东平，率领工作组分赴大连、天津、上海等主要港口坐镇，其他港口也由有关部派司局级干部组成粮食工作组，协助各港口组织接卸工作，各有关地区和港口也建立相应组织。
每隔一个时期，召开各个港口接运粮食的经验交流会，以便把接收进口粮转运工作进一步做好。
为了进口粮食，接运小组夜以继日地工作。7时，粮食部的陈国栋、杨少桥等，就已经在李先念那里谈粮食问题了。那时，不仅要解决购粮的国别、数量、价格、用汇、到货等外贸方面的问题，还要解决到港粮食的接卸、调运等问题。最紧迫的时候，还要调动部队的力量，协助突击装卸，以解燃眉之急。
1961年2月，在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人亲自领导下，用了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外贸部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第一船粮食就运到了天津港。
李先念派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牛佩琼、交通部副部长于眉、机械部副部长沈鸿等，在进口粮运到天津之前，先组织检查码头和天津到北京的公路运输以及仓库的准备情况。
在当时，遇到一个最大的难题是，进口粮都是散装的，怎样从船上卸到火车上并运出来？开始时是用铁抓斗把船上散装粮食抓到火车上运走，但铁抓斗撒漏多，容易浪费粮食。后经沈鸿和粮食部的傅立民一起研究，突击抢制出了吸粮机，采取把粮食从船上吸出来。
陈云对进口粮食接运工作非常关注。
1961年2月7日至11日，陈云到天津，专门到塘沽港口，现场调查进口粮食卸船和接运情况。看到前不久反映的粮食撒漏现象已经克服，他十分满意。
3月，中共中央召开广州会议决定，增加粮食进口，数量达到500万吨。
经过各方面努力，到6月30日，以前抢运到国内的215万吨，要求用在刀口上，避免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
在当时，虽然大量进口粮食，但是进口国别还是有所选择的。美国虽然是世界粮食市场的大供应商，但大家似乎都有意回避。从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都订购了大量粮食，却没有从美国买粮。毕竟大家对美国的敌视政策都有所警觉，特别是两国关系从朝鲜战争以来一直相当紧张。
陈云并没有受到这个观念的束缚。1961年8月23日到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讨论调整方针。
陈云在会议期间向毛泽东提出，可否通过当时同中国关系比较密切的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
毛泽东说可以。不久后，美国粮食也通过转口，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
从1961年至1965年，国家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左右。这占我国粮食产量比重虽然很小，但作为国家集中掌握的大宗粮源，这批粮食在国家的粮食调度上却起了重大作用，不仅保证了市场的稳定，还使国民经济得以迅速地恢复和发展。本书主要参考资料
《国史全鉴》本书编委会编团结出版社
《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国档案出版社
《华夏金秋》柏福临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彭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共和国开国岁月》张国星何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共和国的记忆》李庄主编人民出版社
《共和国要事珍闻》郑毅李冬梅李梦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
《共和国经济风云》赵士刚主编经济管理出版社
《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北京出版社编辑北京出版社出版
《开国财头陈云》曹应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薄一波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孔业礼熊亮华著中央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