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用地道的宁乡腔恳求道：“我给大家行个鞠躬礼，敬请大家对我讲点真话，反映点真实情况好不好？”
●周恩来听了很受感动，说：“二廷，你是我下来遇到的第一个敢讲真话的人。你们批评很对，我很难过。上边不了解情况，下边乱指挥，搞得你们减了产，生活困难，怎么不难过？”
●朱德在信中说：“食堂办不好，生产队受影响；领导还叫干，群众有意见。”
●深入调查刘少奇在湖南家乡调查
在毛泽东的带动下，中共中央其他负责人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先后深入农村社队进行调查研究。
1961年3月，广州会议一结束，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就带领工作组，在湖南长沙、湘潭、宁乡等县农村作了44天的调查。
在此期间，刘少奇连续召开各种座谈会，找人个别谈话，了解几年来农村的真实情况。
刘少奇先是在长沙、宁乡，听取中央调查组的汇报，听的情况虽比在北京多了一些，但仍是真真假假。
于是，刘少奇又亲自来到长沙县当时树立的一个典型大队作实地调查。哪知这个大队被人统一了口径，前来参加会的人，都异口同声，歌功诵德地说假话。
在会场上，人们数着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这样好、那样好。群众说着，刘少奇听着。
可这和看到的并不一样，在来湖南的路上，目光所及，是荒凉的田野，饥饿的人群，妇女们在田地里挖野菜，老人孩子在树下采树叶。会场上却又听到这个大队的干部、党员言不由衷，睁着眼睛说假话，刘少奇心里非常的不是滋味。
刘少奇从桌边站起来，摘下青呢帽，露出满头银发，恭恭敬敬地向大家鞠了一个躬，用地道的宁乡腔恳求道：“我给大家行个鞠躬礼，敬请大家对我讲点真话，反映点真实情况好不好？”
会场霎时静下来，大家面面相覷，眼里盈满泪水，却不知所措。尽管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礼，可在那样的年代里，没有人敢说出更多的不是。面对人民，他感到了惆怅，更感到了责任的重大。
带着疑虑的刘少奇，于5月初回到了阔别40年的家乡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他没有惊动区社干部和邻里乡亲，就在自己出生的房间里，搭起了一个临时床铺，把一张陈列用的旧木桌，收拾了一下，当办公桌。
第二天，刘少奇让随从人员请来了老朋友成二爷和黄老伯等一些乡亲，让他们谈谈家乡情况，说说心里话，
这一天，在炭子冲刘少奇旧居的堂屋中，坐满了男女老少一屋子人。他们是当地的农民和基层干部。刘少奇把乡亲们迎进屋，给他们让座、递烟。问道：“田里忙不忙？”
几个农民答：“正在插秧。”
刘少奇说：“我将近40年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不起你们。”
讲到这里，刘少奇停了一下，又接着说道：“乡亲们谈谈看，社员的生活比1957年是好了还是差了呢？不是好，是差了吧？生产比以前降低了！是这样，就承认这个现实。”
农民一致说道：“生产是降低了，生活差了。”
刘少奇说：“什么原因呢？为什么生产降低了，生活差了？有人说是天不好，去年遭了旱灾，恐怕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工作中犯了错误，工作做得不好。是不是完全怪生产大队干部呢？也不能完全由他们负责，上边要负主要责任。根子还在中央。”
刘少奇又问：“你们食堂散没散？”
农民们回答：“散的多。”
刘少奇说：“食堂情况，以前我们也不清楚，讲食堂有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力，解放妇女等。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了。食堂一散，有些社员有困难，没有锅子、铲子、坛坛罐罐，回家做饭怎么办？要赶快生产这些东西。”
农民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散食堂，是不是就分田到户？”
刘少奇说：“食堂是食堂，田是田，食堂可以散，分田到户不行。有些零星生产可以包产到户，如田膛，可以包产到户。”
刘少奇问农民们：“荒地是不是可以包产到户？”
农民说：“包产到户要好些。”
刘少奇说：“收入要交一点给生产队，剩下的是自己的，社员有了就好。”
谈话中，农民们流露了对房子的关心。刘少奇非常体谅地说道：“一个屋场住那么多户，没地方打灶。房子不确定，社员的很多事情不能定，自留地不能定，养猪喂鸡也难办，厕所也不好定，生产就不放心。有一些是公家占用的房子，如银行、供销社、学校、公社和大队办公室、工厂、猪场等，都要挤一下，把多占用的房子退出来给社员住。
我的旧居纪念馆，我几次写信说不要搞，结果还是搞了。这个房子应该退出来，分几户到这里来住，我家的亲属不要来住。”
刘少奇还谈了农民十分关心的退赔问题。
刘少奇说：
关于退赔问题，《十二条》讲了，到底退赔得怎样？我看一般是差得很远。听说你们有一条规定，丢失的东西要有证明才准登记。搞乱了，哪里去找证明呢？这个账要一户一户地结。这个账要记住。赔清以后，立块碑，或写一个大单子，挂在公社里。不要半途而废，马马虎虎了事，要扎扎实实算一回账，算得疼一点，疼几年。这次教训很深刻，要子子孙孙传下去，以后再也不要犯这个错误。
刘少奇还问道：“大队有没有管理委员会？”
农民回答说：“有。”
刘少奇又问：“主要是支部管事还是管理委员会管事？开过管理委员会吗？”
农民回答：“开过。”
刘少奇说：“两个都要管事，办事要讲民主，我同几个人谈过话，看来他们不大敢讲话，不知是什么原因。整人，这个风气不好。人都不敢讲话，那怎么能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呢？
要实行真正民主，就要社员当家做主。干部是社员的勤务员，应该好好为社员办事。要记住，多数社员认为不能办的事，就不要办。”
接着，5月8日，刘少奇从炭子冲老家步行10多公里，来到了赵家冲看望大姐刘绍德。
刘少奇只有这一个姐姐。有一次，她给刘少奇写信说：“我在塘边，一边打水一边想，我弟弟在北京做大官，可是我在这里打水。”
刘少奇在回信中说：“看到你的信，知道你在打水，在劳动，靠劳动生活，我感到光荣。”
这次来到姐姐家，看到姐姐的生活也不如意，但他还是鼓励姐姐作一个劳动者。
刘少奇在姐姐住的赵家冲，遍访了那个屋场所有社员的家庭。他看到农民家中的油盐罐里只有盐没有油。他在小山坡上特意用脚搓开路旁一摊已经风干的人粪，看看里面究竟是些什么，发现里头很多是粗纤维，这是粮食吃得少、野菜吃得多的结果。
他调查旱情，询问他年轻时熟悉的一些水塘一年来水位的高低，和过去比，知道旱情并不严重。他听说许多社员因办食堂、养猪场而多次搬家。很感慨地说：群众连个安定的住处也没有，这怎么行呢？我们是共产党啊！周恩来到河北邯郸调查
1961年4月年下旬，周恩来来到河北省邯郸专区农村调查。周恩来原先曾多次到过邯郸，但此次邯郸之行却是他心情最沉重的一次。
邯郸位于河北省南部。1961年春天的邯郸，比想像的还要贫穷得多，连路边的树都只有树枝，没有树叶。
在邯郸专区武安县的伯延公社，周恩来问：“树叶哪儿去了？”
陪同的干部担心总理操心太多，不忍实话实说，就说：“被羊吃了。”
正巧这话被路边一位放羊的女孩儿听到了。女孩儿反驳：“羊能上树吗？”
无需再说什么了，周恩来没有批评陪同的干部。三年自然灾害对于一个建国10年、百业待建的大国而言，无疑于雪上加霜。
其间，中共中央有规定，在经济状况没有好转之前，领导人带头不吃肉、蛋、禽，武安的公社干部们不敢破这个规定。但总理来了，他们一是不忍心让总理喝玉米面糊糊，另一方面又担心挨批评。于是公社食堂拿出最好的粮食招待总理：午餐桌上有馒头、红薯和面条，另有几个素菜。这样的待遇在当时来说是丰盛的了。
周恩来心中有数，第二天他要求到一个大队的食堂去吃饭，由于公社干部事先打了招呼，等周恩来他们去时，社员们全都提前打了饭走了。结果大队这顿饭吃的和公社一样。
第三天周恩来又换了一个食堂，干部们在没准备的情况下，把总理带到先锋街大队的第六食堂，在同食堂的炊事员聊天的过程中，周恩来掀开锅盖一看，只有一点吃剩的玉米面糊糊。于是周恩来盛了玉米面糊糊就着咸菜吃了起来。
5月4日下午，周恩来召开了由先锋、胜利两个大队干部及部分小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参加的座谈会。
当时，社员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是食堂。开座谈会时，社员们不敢说食堂不好，不少人都违心地说食堂好，因为当时把食堂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标志，谁说食堂不好，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
周恩来看到这种情形时说：“我叫周恩来，你们看跟墙上挂的像一样吧？这次来就是要听你们的心里话，有话只管说，有问题只管提，错了也不要紧的。”
周恩来问坐在一边的张二廷：“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说话？”
张二廷猛地站起来说：“总理，你叫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当然是说真话。”
“要说真话，那刚才说食堂好的那些话，都是假话。食堂好，食堂吃不饱。”
周恩来问：“为什么吃不饱？”
张二廷说：“总理你算算，一共几两指标，司务长、炊事员多吃点，他们的孩子老婆爹娘老子多吃点，干部再多吃点，还能剩几两？最多剩三四两，还能吃饱？要是自己做，糠糠菜菜，汤汤水水就能糊弄饱。你别看我死了老婆，孩子们又多，我也愿意自己做着吃。”
周恩来对张二廷的话很赞赏。
座谈中群众谈到，吃不饱，不少人浮肿，劳动没有劲，牲畜瘦得风能刮倒，干部作风浮夸，生产搞得不好，周恩来细心地倾听。
张二廷对总理说：“总理，这样糊弄下去，你再迟两年不下来，连你也吃不上饭了。”
听了这话，周恩来好像受到很大刺激。他仰起头，好一会什么话也没讲，会场格外寂静，一声咳嗽都没有。
过了一阵，周恩来问二廷：“你为什么说再过两年不下来，我也没饭吃？”
二廷说：“我们吃不饱，干活没有劲，地里就不打粮食，长的那点粮食还不够俺生啃着吃，哪有粮食交国家？一年不交，国库有。两年不交，国库有。三年不交，国库也就没有了。国库没有了粮食，你还能不挨饿？”
周恩来听了很受感动，说：“二廷，你是我下来遇到的第一个敢讲真话的人。你们批评得很对，我很难过。上边不了解情况，下边乱指挥，搞得你们减了产，生活困难，怎么不难过。”
周恩来又说：“我周恩来走南闯北很少有人说住我，今天你算是说住我了。好，二廷，咱俩交个朋友吧。”
座谈会散后，有人对二廷说：“你的嘴没把门，乱放炮，总理在没事，总理走了，还不把你抓起来？”
二廷听了这些议论，心里很不自在，第二天早饭后躺在炕上，想心事。突然总理来了，他赶紧爬起来：“总理快请坐。”
周恩来坐在炕沿上，看了看躺在炕上的几个孩子，一边抚摸着孩子的头，一边问：“二廷，几个孩子？”
“4个”。
“大的大，小的小，够累的。”
二廷连声说：“不累，不累，总理管国家大事才累呢。”
“你又当爸，又当妈，顾不过来，这样吧，我给你带走个女儿，养大后再送回来。”
二廷忙说：“总理，哪能麻烦你，我养得过来。”说着说着，不由掉下泪来。
这天下午开座谈会，二廷上自留地栽红薯，去得晚了些。
周恩来说：“二廷，你来得晚，要好好说。”
二廷说：“我感冒带疲劳，让别人说吧。”
周恩来说：“你一不感冒，二不疲劳，我看你是有了糊涂思想啦。得先给你治治思想病，不然你不敢说了。”
二廷说：“是啊，总理光叫我说。你走了，区、公社干部还不给我小鞋穿？闹不好，还不去推磨(即劳改)？”
“那不行。”
“那怎么不行，他们不抓我现在说的话，抓别的事，也能整我。”
这时，周恩来面向公社书记韩玉林说：“我以后每年都要派人来，要是看不到二廷，就朝你要人。”
在5月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这么评价张二廷的话：
这段话对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动，当时在场的地委干部听了以后说这个人是落后分子，我跟他们说，这个社员说得是真理！一个农民能把我们看做他自己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
周恩来调查中发现，不少社员对公社食堂很不满。
5月7日3时，周恩来在下榻处给在上海的毛泽东打电话汇报了调查的情况。周恩来在电话中说：
我到邯郸之后，听了3天汇报，就到武安县伯延公社，现在已经5天了(即总理从3日至6日在伯延4天，因打电话已是7日凌晨3时，故称5天)，5天中，我找了公社、大队、小队的干部和社员群众谈了话，开了座谈会，现在有下面4个问题简要地向主席汇报一下。
1、食堂问题。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解散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
2、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
3、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要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小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4、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
毛泽东当天就阅读了周恩来报告的电话记录，随即批示向各省、市、自治区转发。朱德在四省调查食堂问题
1961年3月24日，朱德积极响应中央开展调查研究的号召，不顾已是75岁的高龄，离开广州前往四川、陕西、河南、河北省视察，公共食堂问题再次成为他这次调查的重点。
朱德对办公共食堂一直很不赞成。
早在1959年2月，他到广东江门调查时，就对当地的负责同志说：“农村办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像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军队都是年轻人，又是作战部队，可以这样办。社员生活如果长期这样搞下去，就成问题了。这是一个关系到几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
同年6月16日，朱德在听取了中共吉林省委负责同志的汇报时，又对食堂问题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
朱德说：
吃饭不要钱不行。要把粮食分给个人，由个人负责调剂，加点菜和薯。过去我们说食堂问题不大，是因为把粮食分到社员家里，自己掌握。一办食堂，就会造成很大浪费。不吃大锅饭，可以节省很多东西出口，换回来更多的钢铁、机器。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
朱德对几个省的第一书记，更是三番五次地讲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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