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朱德对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说：“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担心，这么多人的家是不好当的。如果去年不刮那么一股风，不知能出口多少东西。”
7月11日，朱德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
“食堂若不退回去，就要改造，以自愿为原则。把粮食分到户和节约粮食结合起来。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去年试验了一下，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吃饭好，可以把粮食节约起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但实际上对公有制是个补充。”
“这两年我们只强调最好是消灭私有制。现在保留一点私有制，保留家庭副业，农民才愿意多生产一些东西来供应市场。”
“你不这么搞，他就不生产。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极大的教训。”
7月16日，朱德对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参加农村食堂，还是要实行自愿原则。想回家吃饭的也要允许。对他们不要歧视，不要戴帽子。在家吃饭，有自留地，吃菜、吃薯、吃粮食的保险系数比公社包起来还大。即使食堂都垮了，也不影响公社的巩固。让农民自己建家和管家，老的、小的，都由他们自己管。靠公社管就下不了台。”
“在家吃饭还可以发展副业生产，烧炕取暖也方便。成立食堂靠党团员带头，退出去也要靠党团员带头。”
1959年7月23日，朱德在庐山会议小组的发言中，再次申明了自己关于食堂的看法。
朱德说：“去年农业是好收成，粮食为什么还紧？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农民对私有制习惯了，分散消费可能节省一些。”
事隔两年，当朱德去农村调查时，对食堂问题更进一步作了深入地剖析，并在5月9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专门反映了这个问题。
朱德写道：
我在成都时，四川省委对食堂问题还没有深入研究。就我们在农村看到的情况来说，那里的社员吃饭是“两道烟”。即在食堂做一道，社员打饭回家再加工一道，对人力物力浪费不小。
一到西安，陕西省委对食堂的反应就十分强烈了。据他们汇报，多数群众愿意回家自己做饭，群众说食堂有“五不好”：
1、社员吃不够标准；2、浪费时间；3、浪费劳动力；4、下雨天吃饭不方便；5、一年到头吃糊涂面。
干部反映食堂有“十一‘砸’”，即“整苦了”的意思：1、把眼熬砸了；2、把会开砸了；3、把批评挨砸了；4、把脸伤砸了；5、把上级哄砸了；6、把群众整砸了；7、把劳动力费砸了；8、把树砍砸了；9、把牲口草烧砸了；10、把锅打砸了；11、炊管人员把鬼日砸了。
朱德接着写道：
河南省委在荣阳县贾峪公社大彦滩生产队进行了调查。
大彦滩食堂是一个较好的食堂，曾得过县委的锦旗，公社还在这里开过几次现场会。这次经群众深入讨论，全村36户中，除2户“五保户”和2户单身汉愿在食堂吃包饭，其他32户都要求回家吃饭。他们认为食堂的问题是：
分散领导力量，大量占用劳动力，浪费工分，仅食堂所费工分即占生产队包产总工分的473％，使劳动工分值降低，社员收入减少。
对病人、老幼和来客照顾不到。贫农朱遂山说：“在食堂吃饭确实有许多不方便，像我们老年人，有的就吃不下，有时候有点小病或来了客人就没有办法。小孩子不到晌午，饿得光哭，看着心里怪不好受。”
对群众不方便。这个生产队在山区，居住分散，道路高低不平，一到刮风下雨，吃饭就更加困难。禹县干部反映，在食堂问题上，费了不少力，受了不少气，挨了不少骂，作了不少难。
朱德在信中最后说：
食堂办不好，生产队受影响；领导还叫干，群众有意见。
现在河南省委对食堂问题，是坚决按照群众意见办，即群众要办的坚决办好。群众愿意回家做饭的，将粮食发给群众，让群众回家做饭。对“五保户”和单身汉适当安置。据豫东地区调查，允许群众回家做饭不到一个月时间，浮肿病即下降40—50％。邓小平、邓子恢在地方调查
1961年4月到5月上旬，邓小平和彭真直接领导调查小组，到北京的顺义和怀柔县搞调查。
5月10日，邓小平和彭真联合写信向毛泽东报告了调查的情况。指出：
要进一步全面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需要对供给制、粮食征购、余粮分配、三包一奖、评工记分、食堂、所有制等制度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三七开的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干部群众都主张取消。
关于食堂问题，他们在信中说：
食堂问题在北京近郊比较复杂，居住分散的队不办，常年食堂一般主张不办。至于农忙食堂，群众意见很不一致。
北京市各县、区向群众宣布：吃食堂、不吃食堂完全根据自愿；吃食堂、不吃食堂都好，都光荣；吃食堂、不吃食堂都给以便利。结果远郊区的食堂大部分都解散了。
5月10日，毛泽东阅信后批示：此信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供参考。
广州会议后，邓子恢到家乡福建漳州和龙岩作了一个多月调查。
1961年5月13日，邓子恢在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中说：
公共食堂是包括城乡全体人民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我一回到龙岩边境就有许多群众反映这个问题。当时龙岩县委已宣传了“六十条”，并允许某些老年人、病人、小孩多的户回家自炊，但绝大多数农民还要在食堂吃饭。
群众基本口粮从4月1日起，也比以前增加了一二两到三四两大米。但食堂实际上仍是干饭加工厂。群众从食堂领回干饭后，不仅要在家煮菜，还要自己加煮一点粮食，如大麦、地瓜之类；有的还要把从食堂领回来的干饭和菜混在一起煮虚饭来吃。因此，群众认为办食堂害多利少，甚至是有害无利。
报告中，邓子恢列举了公共食堂有害无利的理由：
办了食堂并未节约燃料，反而增加浪费。浪费劳力，一般100人的食堂要有六七个全半劳力为其服务，而每日三餐每户还要一个人负责做饭炒菜，并要到食堂去领取干饭，一天来回六趟，走了许多冤枉路。人数多的食堂则更不方便。增加了社员负担。一般食堂工作人员都由小队计工分，影响到本队劳动工分值降低，食堂煤炭也由社员分担；食堂种菜劳力也是从小队抽出的，种的菜并不好。
食堂工作人员和大小队干部普遍多吃多占。经过他们多吃多占，社员口粮普遍比定量要减少10％以上。社员说：“大官大贪，小官小贪。”这是最为群众所不满意的。食堂工作人员之所以克扣社员口粮，一是每个人的口粮标准都很低，多吃多占一点，在所难免；二是食堂工作人员怕粮食损耗，要扣留一点，以免亏垫。可是，所扣粮食在月底有剩余的，并未分给社员，而是由干部私分，或作了夜餐。
食堂不仅克扣社员口粮，而且克扣其他副食品和日用品，如油、酱、盐、鱼、海带、糖、火柴等。这些东西原由分销店供应，社员凭证凭票购买。办了食堂之后，取消了分销店，改由食堂供应。商业部门把这些物品按人口发给食堂，社员参加食堂者由食堂供应，实际上克扣了很多。不在食堂吃饭的则完全不供应，群众对此意见更多。
在调查中邓子恢发现，办食堂已成了妨碍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最大障碍，群众纷纷要求解散食堂，大小队干部也赞成停办食堂，但干部又不敢做主将食堂解散，主要的顾虑是怕犯右倾错误。
干部们说，郑州会议后，各地的食堂曾经停办过一段时间，但1959年冬的“反右倾”又把食堂恢复起来了。
这次“农业六十条”草案虽然提出了“自愿参加”的原则，但其中有一句“积极办好”，如果现在停办，将来上级会抓住这句话来责备。
也有的干部说，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制度，如果不办好，岂不是反社会主义吗”
鉴于此，邓子恢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建议：
在目前口粮紧、副食品缺少的地方，食堂应该全部停办。当然大忙季节要办农忙食堂，群众也有此要求，但也应采用由各户自己拿米到食堂蒸煮的办法。至于单身汉和孤寡老人，平时也要办部分人食堂，但要重新改组，不能将现有食堂这批人马原封不动地留下，菜地也应该转归小队所有，作为商品菜地。食堂账目应该清算公布。陈云在农村调查实际问题
1961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陈云在上海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进行农村调查。
陈云有一句名言：
我们做工作，要用90％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10％的时间决定政策。
陈云常说，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分析而来的。有的同志却反过来，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
陈云的调查别具特色，非常细致，这与他长期主持经济工作有关。他在调查中，听取了公社党委的汇报，就当时农村中重要的政策问题，召开了专题会，并亲自到农民中间了解情况。
青浦县原是个生活比较好的鱼米之乡，过去农民习惯每天吃三餐，农忙时加一餐。
陈云到一个大队去调查时，大队正在开饭，看到一大锅粥。胆子大的农民便愤愤地说：“农民吃不饱饭，把大队种的作为绿肥的红花草都吃光了。”
这种情形看起来很让人伤心，然而又是事实。
陈云在青浦调查之后，又到浙江、江苏农村进行调查。
陈云在青浦调查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养猪问题。
早在去青浦调查之前，陈云就对养猪问题十分关注。1958年秋的人民公社化时期，把一切都归了公，包括养猪，也完全归了公。到1959年春时，发现猪的存栏数下降很多，只好把猪发还给农民私养。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又把猪收了上来，这一次导致猪大量死亡。
1960年年中开始，再次把一部分猪交还给农民养。这次交还给农民时，提出的政策方针是“公养为主、私养为辅、公养私养并举”，认为公社和生产大队养猪场子大，喂得多，既便于改进技术，提高生产率，又可以保证较高的商品率。
然而，陈云这时一直在考虑：养猪以公养为主，私养为辅，只允许私人养很少的猪，这是不是最好的养猪办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60年底，他专门召集一些具体部门的负责人座谈。
座谈会开了两个星期，对这个问题做了细致的研究。在座谈会上，陈云发言指出：“小猪刚生下来，除了喂奶以外，到什么时候该喂什么东西？长架子的时候该喂什么东西？架子长起来后，要育肥了，又该喂什么东西？一头猪从出生到出售，一共需要多少粮食？多少精饲料？”
陈云了解到，在集体养猪的时候，精饲料就只好粮食；在私养的时候，每家每户都有泔水，都有剩菜剩饭，只是到了架子成了，要催肥的时候，需要一些粮食。
陈云又问：“这么两相比较，国营养、集体养和私人养相差的粮食是多少？”
陈云与参加座谈的人一同算账：国营养、集体养，要这么多精饲料需要多少工，需要花多少钱。搜集这么多的精饲料需要花多少工，需要花多少钱；而私养需要花多少。经这么一算，私养显然要少得多。然后又算喂一头猪要烧多少柴，农民私养烧柴，大人小孩从地里回来顺便带一点就够了。而要大规模地集体养猪，就要专门供应烧柴，或者烧煤炭。从用工来说，集体养猪要有专门人来干，私人养猪就是老太太、小孩子，附带着就干了。
陈云还算了一笔账：私人养猪可以积肥，把这部分肥料卖给集体可以增加很多工分。陈云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最后说，看来我们的方针应当是“私养为主，公养为辅”。
后来，陈云根据这两个星期的调查，主持起草了关于养猪应以“私养为主，公私并举”的文件。
当时，毛泽东看了陈云主持起草的这个文件后说：“养猪问题，我赞成‘公私并举，以私为主’的方针。养猪今后可能会有多种形式，公有公养，私有私养，公私合养，公有私养。从猪的头数算起，私养还是主要的，现在公养的猪还是要巩固下来，不要又分散。人搬家三年穷，猪搬家会死的。”
1961年初，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文件，规定养猪方针是“私养为主、公私并举”。然而，“私养为主、公私并举”的养猪方针，主要是对公猪而言的。对母猪应当公养为主还是私养为主这个问题，当时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事实上，大部分母猪还是由公社、生产大队公养。
上海市明文规定，不准农民私养母猪。由于母猪只准公养，不准私养，不但产苗猪大大减少，而且公养母猪的饲养员远不如农民照顾细心，产苗猪少，苗猪死亡也多。因此，解决母猪私养问题，成为养猪能否迅速发展的关键。
正是在这个时候，陈云来到上海青浦。他把养猪问题作为这次青浦调查的一个重点，专门就母猪私养问题开了许多座谈会。
陈云依据了解到的事实，说明母猪私养养得好，产苗猪多，苗猪成活率高，无论母猪还是肉猪，私养比公养好处多。母猪不下放，就不能恢复和发展养猪业。他在调查的基础上，写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的调查报告。
在一次老农座谈会上，陈云问老农：“把你们的猪没收对，还是发还对？”
老农答：“上边说没收、发还都是对的。”
陈云又问：“你们现在敢不敢养猪？”
老农答：“还不大敢，说不定哪一天又是没收对了。”陈云说：“没收不对，发还才对，以后再不会没收了。”
老农听了喜出望外，当天这个消息就传遍了全村。
第二天是7月1日，党的生日，公社宣布放假一天。农民几乎家家都到别的公社抢购苗猪，掀起了一个养猪高潮。
陈云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党犯了错误，必须向农民承认，否则改正了，农民还不了解我们的正确政策。”
陈云青浦调查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青浦应当种双季稻和小麦呢？还是应当种单季稻和蚕豆？
青浦县地势低洼，地下水位高，历史上只种单季稻，不种双季稻，小麦种得也较少。可是在“大跃进”运动中，一些领导主观地把“单改双”作为增产的主要措施，号召农民多种小麦，多种双季稻，并规定播种指标，搞强迫命令。
农民吃不饱饭，可公社还要逼迫他们种双季稻。再加上这里无霜期不够长，立秋前抢割早稻、抢种晚稻时，一昼夜弯腰干16个小时以上，所以，农民对种双季稻意见很大。
在调查中，陈云找他认识的老农算了一笔账，从中知道，种双季稻比单季稻每亩多收稻谷220斤，但是，种双季稻除了费劳动力外，还费种子、化肥等等，实际上并不能增产。
种双季稻的各项损失加在一起，折合310斤至330斤稻谷。两相比较，种双季稻显然得不偿失，实际收入还要减少。
在进一步调查的基础上，陈云指出：“作物安排必须因地制宜。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耕作习惯，不要轻易变动。”
为了全面地了解情况，陈云又到种双季稻比较多的地区，了解到那里多种双季稻的原因是无霜期长，人均耕地少，劳力多，肥料足，且该地是半水稻、半棉麻地区，种水稻和种棉麻可以错开时间。
陈云由此得出结论说，种不种双季稻，种多少，主要决定于无霜期长短，以及人口及耕地的比例等因素。
在长江三角洲的南部地区，如果耕地每人不到一亩，可以种较多的双季稻；每人一亩半左右，就只能种少量的双季稻；如果每人二亩半左右，则不宜种双季稻。
青浦县小蒸地区的土质不适宜种小麦，历史上农民多种蚕豆，少种小麦。县委认为，种麦子农民不能吃，而种蚕豆，农民补了口粮就收不上来了。
陈云在调查中对有关领导说：“种蚕豆吃到农民肚里，肥水不落外人田。农民吃了蚕豆，就少吃些粮食，算总账是一样的。蚕豆出口经济价值很高，豆箕还可作绿肥增加土地肥力，农民当然愿意多种蚕豆。”
陈云还说：
最近几年，由于多种小麦和双季稻，少种蚕豆和红花草，土地的肥力逐渐有减少趋势。虽然由于多施化肥，使粮食的产量有些增加，但土质已不如以前那样好。从长远看，必须下决心把这种不合理的耕作制度迅速改变过来。
陈云青浦调查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是给农民多少自留地的问题。
青浦县小蒸庄在高级农业社时期有自留地700多亩，占耕地的3％。人民公社时把自留地全部归公。
1959年春，在郑州会议后，分了300多亩给农民作自留地，但当年秋后又归公，自留地生产的粮食也折价归公。
1961年3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下达后，又重新分给农民自留地726亩。
社队干部一方面认为，多给农民分点自留地可以补充口粮，便于养猪积肥，使农民手里有些零用钱；另一方面又担心这样会不会发展资本主义。
陈云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极力主张给农民多分一些自留地。他认为农民自留地不仅不应比高级社时少，应当多一点。
针对农村干部的顾虑，陈云指出：
我国集体生产的耕地还占90％以上，决不会动摇社会主义的基础。在当前农民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农民最关心的不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是“吃饭还是吃粥”。多分一点自留地，可以使农民多得一点口粮，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
调查结束后，陈云写了《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的报告，列举了让农民多种一点自留地的好处。
8月8日，陈云写信给邓小平，谈他在青浦县农村的调查情况，并把3个调查报告附在后面。
陈云的这些调查报告受到中央的重视。后来的事实表明，实行母猪私养以后，养猪事业发展很快，市场上猪肉供应也明显好转。
陈云关于《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的主张，在当时推广双季稻的热浪中，无疑是一副适合时宜的清醒剂。
中央也正是考虑到陈云关于给农民留足自留地的意见，后来才决定，分给农民的自留地可以占耕地面积的5％至7％。
这个决定，对发展农业生产，稳定人心，克服当时存在的严重困难，产生了明显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