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第一是吃饭，第二是市场，第三是建设。”
●毛泽东提出：“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首先是要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
●毛泽东再三强调：“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这些东西彻底克服掉。”
●决策出台
共和国故事·调研之风毛泽东倡导实事求是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是中国北方最冷的一个时期。
在北京，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这是一次为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做准备的会议。
由于当时政策的一些失误，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毛泽东痛定思痛，再一次大力倡导实事求是。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首先讨论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
在会议中，毛泽东先后听了5次汇报。参加汇报会的，除中央常委外，还有彭真、谭震林、曾希圣、陶铸、王任重、宋任穷、欧阳钦、刘澜涛、张德生、李雪峰、乌兰夫、刘子厚、李井泉、廖志高等。
毛泽东一面听汇报，一面插话，不断做出指示。别的人也有一些插话。
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大家头脑都比较冷静，能够面对现实，和衷共济地为克服暂时困难而共谋大计。
毛泽东当时的许多指示，反映了他对当时农村形势的估计和一些政策思想。
其实，在12月23日，即会议正式开始的前一天，毛泽东就先听取了第一次汇报。
毛泽东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他插话对全国县、社、队的情况和干部队伍情况作了一个分析。
毛泽东说的话主要意思是，就全国来说，按县、社、队为单位，大体是三、五、二的比例，即30%是好的，50%是中间的，20%是坏的。在坏的中间，有若干单位领导权被人家拿去了。
毛泽东把干部分成6大类，他说：
第一类，五类分子，这是地主阶级复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又被人家拉过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死也不改，“共产风”一直刮，党的话不听，不能说是我们的人，是敌人；第四类，情况不明，头脑不清，不知道什么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知道什么是全民所有、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不知道价值法则、按劳取酬、等价交换，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总之是糊涂人；第五类，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类，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共产风”很少或者没有。
毛泽东还说：
前三类属于敌我矛盾，后三类是好人。前三类在湖北占30%，问题严重的地区甚至占百分之几十。对于坏人，要夺权。有些是借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国民党统治那么久，土改只不过几个月，就搞得那么干净？国民党是不容易消灭干净的。但大多数人是好的。就是烂了的地方也是好人多。对于好人，要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弄清楚问题。对于前三种人，要由群众撤他们的职，不要只由上级去撤。河南信阳地区的光山县，把坏人撤了，群众不相信，后来开群众大会又撤了一次。
毛泽东还强调，在这些地方，一定要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
在谈到退赔的时候，毛泽东再次强调：一定要坚决退赔。
在说到自留地的时候，毛泽东希望多留一点，他说：“5%是否少了？7%怎么样？”他要大家议一下。
对养猪问题，毛泽东重申要实行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
最后，毛泽东说：“中央和省两级要担一些责任。帮助下边，帮助好人。”
12月27日，毛泽东听第二次汇报的时候，他谈到了整风整社的问题。
毛泽东说，摸底排队很重要，不然心中无数。毛泽东肯定县、社、队的干部90%基本上是好的，10%是坏的，包括打进来的、变质的和死官僚。
关于死官僚主义分子，上次听汇报时，毛泽东把他们列入敌人；这次改了，说他们同一、二类有所区别，是人民内部问题。
讲到糊涂人，毛泽东还饶有兴趣地讲起了一个故事，他说：
楚庄王当皇帝，3年不管事。有一个大臣向楚庄王说，有一种鸟，3年不鸣，一鸣惊人，3年不飞，一飞冲天。楚庄王听了这话，觉悟了，开始振作起来。可见糊涂人也是可以振作起来的。
毛泽东还说：
庐山会议后，有些事情没有想到是刮‘共产风’。去年几个大办，如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搞商品生产基地，这些都是中央提出的，谁也没有想到他要一平二调，如果想到就不会那么办了。
贵州省从农村调出来100万劳动力，这就是一平二调的“调”嘛。北京大学500多学生去修铁路，苦战20天，回来后又不休整，结果100多人发高烧，患浮肿病，后来下命令休息，病就好了。可见不要随便搞什么不断革命。
毛泽东在听取汇报中，他肯定江苏省一个报告的提法，叫作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毛泽东还说“这是个新办法”。
其实，毛泽东早在1948年就说过：
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
中国共产党胜利地领导和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它体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它能够防止反倾向斗争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避免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巨大损失。
毛泽东为什么说是“新办法”呢？所谓新，实际上就是对庐山会议后一味反右的一种修改。
毛泽东对这次整风整社寄予很大希望。他说：
只要把整风整社搞好了，转变局面、争取丰收并不困难。他认为战胜灾荒、争取丰收有许多有利条件，最主要的是，有了苦战3年的经验，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
过去一搞就是几个大办。看来大办只能有一个，大办这个就不能大办那个。过去我们大办工业，现在要大办农业，由大办工业转变到大办农业，工业发展速度要压低。
当有人汇报说，去年农业书记会议强调发展社有经济有问题的时候，毛泽东断然说：“大办社有经济，必然刮‘共产风’。”
毛泽东在插话中提出，有些地方，县合并得太大了。从有利于抓好农业生产着眼，以小县制为好。
随着会议对问题讨论的逐步深入，毛泽东的认识也在逐步发展。
谈到价格问题时，毛泽东提出，要提高粮食价格。这个问题，毛泽东是经过反复考虑的。
其实早在1959年10月，上海市委领导曾向毛泽东提出，恐怕要考虑粮食提价问题。
在当时，毛泽东就斩钉截铁地说：“什么东西都可以涨一点价，粮食不能涨价。”毛泽东还说：“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一提到这个问题就是牵动太大，棉农加城市人口有一亿多。”
当时，毛泽东主要考虑的是吃商品粮的一亿多人口的稳定问题，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稳定问题。
现在，毛泽东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不影响社会稳定，又能照顾到农民的利益。只提收购价，不提销售价。他算了一笔账，提收购价而不提销售价，每年差价只有10亿元，问题不大。
毛泽东还说：“这样，可以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工农业产品不等价的问题。我们很大一部分积累是来自农民，是不等价拿来的。”
关于退赔，这一次毛泽东讲得更严厉，更坚决。他说：
“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一定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东西都没有。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他不是白手起家，是黑手起家。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
“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痛一下，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
毛泽东赞成退赔要有政策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情况下平调的，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退赔。
讲到这里，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
谈到“共产风”时，毛泽东再次承担了责任。在汇报中涉及省委作检讨的问题，毛泽东说：“刮‘共产风’，中央是有责任的，各省委把中央的责任担起来了。”
时任农业部部长的廖鲁言说：“搞丰产田、大办水利是有关部门提的。”
毛泽东说：“过去这些事情是专管部门搞的，可是有我们看过的，批准的，如大办水利、大办副食品基地、养猪等。我们有责任，这样才能总结经验。”
在汇报中，有人说，整风过后，还要讲讲大办的成绩，还是要从“一个指头”出发。
对此，毛泽东却说，先讲“一个指头”好不好？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
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多年来已经成为估计形势的一种思维定式，一种既定的思想框框。这次毛泽东突破了这个框框。
听完汇报，毛泽东专门讲了一下总结经验的问题。他说：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不是矛盾吗？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右倾又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原来估计1960年会好一些，但没有估计对。196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1958年还厉害，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从农业上调劳动力过多。
毛泽东接着说：
0我跟好多外国人都讲过，我们搞经济工作没有经验。我们搞革命，搞阶级斗争有经验，搞建设没有经验。他又说，3年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要真正地好好地总结3年经验。把这几年的经验总结起来，接受过来，就可以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信阳专区就是一个证明。争取明年形势好转是有条件的，有办法的。
最后，在讨论来年日子怎么过的问题，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建设的长期指导方针被提了出来。
毛泽东说：“大家对明年要有精神准备，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当灾年过，这一条很重要。”
陈云接着说：“明年情况不一定比今年好。我以为要抓三条：一是做好精神准备、思想准备、工作准备。二是今冬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要多休息，养精蓄锐，准备明年春耕。三是进口粮食，能进多少就进多少，我以为要‘吃饭第一，建设第二’。”
这时，有人补充了一句：“市场第二，建设第三。”
最后，毛泽东概括为：
第一是吃饭，第二是市场，第三是建设。
1960年12月31日，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同与会人员在北京饭店聚餐，除旧迎新。
毛泽东特地嘱咐，请张平化、刘建勋、杨尚奎、叶飞、江华、江渭清、黄岩、陶鲁笳、黄火青、周林、阎红彦同他坐在一桌，以便同他们谈话。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汇报会，毛泽东想直接听听他们的意见。
1961年1月3日，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第一项议程已经结束，从即日起，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
在晚上，毛泽东听取第四次汇报。
首先由李富春汇报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李富春说：“去年计划有四条经验：一是计划不全面，是工业交通计划，忽视了农业；二是计划指标偏高；三是权力下放偏多偏下；四是对计划的执行检查不够。”
毛泽东指出：“不仅没有注意农业，而是挤了农业，工业战线过长，面过宽。”
关于1961年钢产指标，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问题，讨论得最多。
李富春汇报说：“开始想搞2150万吨，后来逐步下调，现在降到2000万吨。”
毛泽东说：“是否搞那么多，能不能办得到？首先要保证农业，而后炼钢。”
……
毛泽东最后说：“这三年都是指标定高了，后来退下来。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从9月开始大搞，1959年庐山会议整风反右以后，又大搞，1960年又搞了一年。这三年大搞钢铁，挤了农业。因此，我怀疑就是1870万吨，是否也会紧张。”
毛泽东接着问李富春：“今年的方针是怎么提的？”
李富春回答：“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毛泽东又问：“这个方针是什么意思？”
李富春说：“调整就是调整各方面的关系，有调整、充实，才能巩固、提高。”
毛泽东说：“是四面八方了，你这个意思就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队在两个战役之间的休整一样。”
毛泽东又问大家：“大跃进的口号能不能在1961年提？”
邓小平说：“今年元旦社论，没有提大跃进，提的是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毛泽东说：“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
毛泽东又谈到粮食定购问题。他说，有人送给他宝坻县一个生产队的材料。那个生产队经过整风，干部作风转变了，社员生产情绪提高了，生产增加了，只要他们有余粮，还是要卖给国家的。
从这个材料，毛泽东得到一个启发，他希望各省、市、自治区的同志，各中央局的同志，自己去摸一个生产队，心中就有数了。
毛泽东说：“现在整风是整顿那些坏的单位，最好摸一个有曲折发展过程的单位，如宝坻县那个生产队，刮过“共产风”，后来纠正了，生产又上去了。”
李富春继续汇报。当讲到搞建设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时候，毛泽东说：“这句话说了好几遍了，就看灵不灵。要收回一些权力，把权力收到中央、中央局、省、市、区三级，下面收缩一下，这样，就不会层层加码了。”
陈云接着说：“我们不是讲共产主义风格吗？集中力量就上得快，不仅省、市、区要通盘考虑，中央局也要通盘考虑。”
最后，毛泽东要李富春把当天讲的那些事情，要求第二天在全体会议上再讲一下，让大家议一议。
1月9日，毛泽东在听取第五次汇报的时候，他向会议印发了胡乔木起草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要各组讨论。
鉴于当时几年来干部队伍中存在严重作风不纯的情况，毛泽东要胡乔木仿照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一个适用于党政干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毛泽东对胡乔木起草的草案不太满意。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写得简单明了，使人容易记住，同时要避免起负面作用。毛泽东自己又改写了一下。
“三大纪律”，胡乔木写的是：
1、有事同群众商量，永远同群众共甘苦；2、重要问题事前请示，事后报告；3、自己有错误要检讨纠正，别人做坏事要批评揭发。
毛泽东修改为：
1、一切从实际出发；2、提高政治水平；3、实行民主集中制。
其中第二条，经过会议讨论后，修改为“正确执行
党的政策”。
毛泽东的修改确实简单明了，看一条就留下一个印象，使人容易记住。
毛泽东在解释第一条时指出：
我们干部的作风问题，主要是不从实际出发，工作中主观主义很多，要整主观主义。
对“八项注意”，毛泽东改得更简明了。每一项四个字、六个字，至多九个字。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加了一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是沿用他1930年提出的一个口号，此时重提，显得格外重要。
毛泽东说：“要强调调查研究。现在调查之风不盛行了，对很多事情发言权有了，言也发了，就是没有调查。其实，调查材料不在多，一个好材料就可以使我们了解问题的实质。整风整社有过海口的经验，现在又有信阳的经验，就解决问题了。调查材料搞了一大堆，会使人陷入材料的海洋而不能自拔。”
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1961年1月27日正式下发。
毛泽东在刘子厚汇报河北省在整风整社中揭发出两个县的严重问题时，他再次强调：“在三类县、社、队不能依靠原来的干部，这些人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前年庐山会议，没有意识到有20%的县、社、队烂掉，被篡夺了领导权。”由此，毛泽东提出不要为假象所迷惑。
毛泽东还说：
河南1959年就说有450亿斤粮食，实际只有240亿斤，210亿斤是假象，我们被这种假象弄得迷糊了。事物反映到我们脑子里，要加以分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抓住本质。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现象所迷惑，要反映真正的客观实际。
这几年，我们在许多工作中缺乏一种谨慎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为某些现象所迷惑，值得我们注意。当然，我们的认识只能大体上接近客观实际，力求缩小同客观实际的距离。
经过5次汇报会的讨论、酝酿和思考，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思想逐渐形成。
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的一天，即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情况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
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
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毛泽东还提出：
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首先是要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
毛泽东还说：
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
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
毛泽东还讲到具体的调查方法：
调查就要用眼睛看，要用口问，要用手写，要谈话。谈话的时候还要会谈，不然他还欺骗你。要看情况，究竟你那个粮食在什么地方，究竟是增产还是减产，要看这个人的面色，群众究竟是面黄肌瘦，还是粮食相当够，还是很够，这是看得出来的。毛泽东再次阐述调查研究
1961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邓小平关于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
大家表示，完全赞同这次会议所一致通过的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
全会还听取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
全会指出，1961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轻工业部门，应当努力增加生产，尽可能地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重工业方面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
1961年1月18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的讲话中，再次讲到调查研究问题。他说：
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犯过几次“左”倾和右倾错误，右的不做调查研究，“左”的也不做调查研究。民主革命时期情况比较单纯。胜利后，有了全国政权，8亿人口，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近几年来我们也做一些调查研究，但比较少，对情况不甚了了。没有调查研究，对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比如，1959年反对“共产风”，由于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中间又夹了个庐会议“反右”，把纠“左”打乱了，“共产风”又大刮起来。
大家回去实实在在地干，要老实算账搞计划，要做调查研究。希望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在实践中去做调查研究，专门调查也可以。
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即将结束时，毛泽东意外地得到了他30年前写的一篇题为《调查工作》的小册子。
《调查工作》是毛泽东1930年5月在闽西根据地时为反对教条主义而写的，早已丢失。195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建馆时，在福建龙岩收集文物时找到，藏于馆中。1960年，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中国革命博物馆借到这本小册子。
1961年1月中旬，毛泽东的秘书、兼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的田家英得知此事后，立即把这本小册子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喜出望外，如获至宝。
3月11日，毛泽东专门为这本小册子写了一个批语：
这是一篇老文章，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还没有“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夏，已经30年不见了……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接着，毛泽东又在3月广州会议的两次讲话中提到这篇文章。
3月13日毛泽东说：
找出30年前我写的一篇关于调查研究的文章，我自己看还有点道理，别人看怎样不知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篇我是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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