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1929年冬天，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对这场斗争作了结论。这以后，也就是1930年春天，写了这篇文章。前几年到处找这篇文章，找不到，今年1月找出来了。请大家研究一下，提出意见，哪些赞成，哪些不赞成。如果基本赞成，就照办，不用解释了。
毛泽东在3月23日又说：
这篇老文章，现在拿了来有些人可能会不懂。这篇文章看来有些用处，不是讲全部有用。我说有一些用处，就是讲文章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那个时候也是调查研究空气不浓厚。建立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不容易的。
这篇文章是1930年写的，总结那个时期的经验。写这篇文章之前，还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现在找不到了。
这篇文章是最近找出来的。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记不得了，这两篇文章我总是记得的。忽然找出来了，我是高兴的。
毛泽东还介绍说，这篇文章是为了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而写的，是为了取得民主革命胜利要做调查研究，要做典型调查研究。现在不搞民主革命，而是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一定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地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两者是两回事。
毛泽东还指出：
研究要从个别问题深入，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全国了解两个乡，南方一个，北方一个，对中国农村就有一个基本概念了。工业不同，要分行业。工业这个东西比农业复杂一些。深切地了解一个地方或一个问题，往后调查别处地方或别个问题，你就容易找到门路。
毛泽东最后说：
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我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到现在才提倡调查工作呀？为什么不早提倡呢？而且我自己也没有下去，搞一个公社，一个工厂的调查。为补过起见，现在我来提倡一下。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个方法是可取的。
毛泽东这些话，虽是因一篇“老文章”而引发的，但绝不是对这篇“老文章”的简单复述，而是对其核心和灵魂，即实事求是的深刻阐述。田家英到浙江做农村调查
1961年1月20日，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3个组，每组组员6人，连组长共7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6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10天至15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做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泽东
1月20日下午16时
此信给3组21人看并加以讨论，至要至要！！！
毛泽东又及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广东、湖南、浙江3个调查组很快组成，分别由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率领赶到调查地点。
21日，田家英调查组离开北京，22日到达杭州。
田家英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向全体调查人员提出要求，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田家英说：“调查研究有两种：一种是科学态度的调查研究，一种是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我们主张科学态度的调查研究，这就要了解实情，且要如实反映，而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比不调查更可恶，因为它是摘取片断的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或者是迎合上级，不敢讲真话。”
经与浙江省委商量，决定在嘉善县选一个差的生产队，魏塘公社的和合生产队。在富阳县选一个较好的生产队，东洲公社的五星生产队。
1月24日16时，冬日的余辉暖暖地照着当时的魏塘公社社党委书记的办公室，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张行方正激动地在屋里踱着步等待着田家英、逄先知、石山等调查组人员的到来。
19时，在公社办公室昏黄的油灯下，张行方就1958年秋后有关政策的执行情况作了真实、全面、长达6小时汇报，直至第二天凌晨，逄先知对汇报内容详细作了记录。
1月25日上午，张行方陪同调查组人员步行到和合生产队，安排田家英在人称“老模范”的贫农陈安生家住宿，在陈安生铺对面的地面上铺上稻草搭了一张“柴地铺”，其余人员安排在生产队顾家浜机埠屋内，打稻草地铺睡觉。稍作安顿，调查组就分南北方向出去串门，访贫问苦。
调查组按照“打开脑筋”、“敢于发现问题”的指导思想和“同吃同住不同劳”，即当时正值农闲，调查组工作极为紧张，所以不同劳。“敢想敢说不敢做”，不敢做主要是对调查了解的情况，不轻易表态，不指手划脚的原则，紧张地开展深入、细致地调查工作。
调查组从历史到现状，从党的方针、政策贯彻执行，到农民吃、穿、住、用各个方面，或单兵作战，或结双成对等，原始地记录农民的谈话。
整个调查工作，进行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善良的和合生产队社员把一切肺腑之言，都如实向调查组倾诉。每一位调查组的成员，都记下了厚厚的笔记。
在和合生产队调查的过程中，有件事让调查组的人员感到很奇怪。
在食堂化了的和合生产队里，没有缕缕炊烟，没有犬吠鸡鸣，虽是将临春节，这年春节为2月15日，农民还是到时拿着脸盆、钵头去生产小队食堂，量粥用膳，但一到晚上却能闻到阵阵烟味，调查组百思不解，决定亲自踏勘。
晚上，当调查人员在生产队干部的带领下循烟味走入一户农家，只见用砖块临时搭起的一口灶头，支上锅子在烧火。
田家英走上前去，揭开锅盖，看到锅里煮的竟是羊头草，即农民喂猪的一种植物，还有胡萝卜等，加上食堂拿回的粥，烧成糊状进行食用。因为农民家中已无粒米可煮了。田家英去其他有烟的人家，也都是这种情况。
在往回走的路上，调查组的人员谁都不说话，一个个心里都沉甸甸的。
有一天，田家英去专访一个叫王老五的贫农。王老五当年44岁，是和合生产队第四小队副队长，土改时为贫农成份。妻子37岁，在生产队畜牧场养猪，大儿子19岁已干农活，次子15岁上小学五年级，有时帮食堂记账，还有3个儿子分别13岁、9岁、6岁。
在1958年时，平调拆除了他家3间草棚，当时家里仅有12平方米草棚一间，一张竹帘床，一张地铺，3条棉絮，一只行灶，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外，一无所有。
田家英低头钻进王老五家矮小的草棚作了专访，既问情况又算细账。从抗日战争前期一直问到1960年，足足长谈3个多小时。田家英一边问一边作记录，当时眼睛就湿润了。
农民已经无米下锅，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出现饿、病、逃、荒和非正常死亡的现象。
调查组的同志了解情况后，提出出现这些严重问题的原因在哪里？许多基层干部讲不清。
田家英在同嘉善县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
从和合生产队来看，生产破坏是严重的。
为什么生产连年下降呢？怪天，没有灾害，怪人，老百姓是好的。
不能怨天尤人，也不是什么民主革命不彻底，病根子是“五风”问题。
田家英一语道破了当时农村问题的症结所在。其实，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同志，对此并非一无所知，只是因为怕出政治问题，闷在心里不敢说而已。田家英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说出了他们不敢说的话。
田家英摸清了和合生产队的情况后，又到富阳县的五星生产队。
调查组刚开始在富阳调查了一个星期，粮食产量依然摸不清底细。田家英和调查组的同志分别找会计、仓库保管员、生产队员，和支部书记谈心，大家才交了底、说出了实情，会计拿出了第二本账。
这个生产队的粮食生产没有下降，人民生活比较富裕的原因是生产队干部、党员和部分老农协商一致，采取了应付官僚主义的对策，有组织地抵制来自上面的瞎指挥。对粮食产量，采取两本账的办法。田家英听了他们的生动汇报之后，立即肯定了他们这套“防风林”的做法。
田家英在富阳的时候，经常从富阳县城步行到“五星”指导。有一次，“五星”调查小组向他汇报群众对公共食堂不满，要求解散，还列举了好多弊端。
田家英听后吃了一惊，为进一步证实，他于2月初两次到“五星”深入调查，看到群众确实不满，食堂难以维持下去，便马上向毛主席如实汇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对富阳环二村的调查原先计划中没有安排，而是从一个小乞丐那里了解到严重情况后由五星村转到这个村的。田家英在长满野草的路上，看到村中无炊烟，听不到鸡犬声，路上的百姓面黄肌瘦。一幕幕凄景使田家英心中难受。
在跟村民座谈时，田家英号召大家尽快恢复生产，当讲到“共产党员看到这种情况是很痛心”时，他潸然泪下，难过得说不出话来。他两次表示要向中央和毛泽东汇报，反映群众的呼声，并严厉批评管理区中一些违法乱纪的干部。
中央调查组在田家英的领导下，睡地铺、喝稀粥，生活十分艰苦。但是，整个调查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如食堂问题、生产队规模问题等都作了细致调查，对调查材料进行集体分析讨论，实事求是地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调查研究不仅要找出存在的问题，而且还要研究提出解决的办法。田家英通过10天的深入调查，对和合、五星两个生产队的历史和现状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综合两个队的情况后，他对人民公社工作做出了深层次的思考。毛泽东南下亲自指导调查
1961年1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到杭州，指导3个调查组的工作。他路经天津、济南、南京时，在专列上先后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省党委负责人关于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八届九中全会精神的汇报，包括调查研究问题，整风整社问题，人民生活问题，轻工业生产和市场问题，这些都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
毛泽东听取汇报时，都有一些插话。毛泽东再三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他说：
今年这一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没有调查研究是相当危险的。水是浑的，有没有鱼不知道。
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这些东西彻底克服掉。
过去几年不大讲调查研究了，是损失。不根据调查研究来制定方针、政策是不可靠的，很危险。心中也无数，数字也许知道，实际情况并不知道。
成绩、缺点要两面听，两点论嘛。成绩、缺点，正面、反面，光明面、黑暗面，已经认识了的世界和未被认识的世界等等，一万年也是这样。
三个省都汇报到一些县、社、队的领导已经烂掉了。毛泽东指出，这是反革命分子复辟。死官僚主义分子是他们的直接同盟军，糊涂人是他们的间接同盟军。
毛泽东指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
谈到干部问题时，毛泽东总是讲浙江省的一个例子。这个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能把三级所有制、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说清楚。这个例子对他触动很大，所以他反复强调要开办训练班，对干部进行教育。
毛泽东指出：
我们搞民主革命是有精神准备、舆论准备的。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的精神准备、舆论准备是非常不够的，对社会主义如何搞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何搞法，缺乏研究。
毛泽东到达杭州时，浙江调查组已经做了一个星期的调查。
1961年2月6日，田家英在杭州刘庄向毛泽东汇报两个队的调查情况。在场的还有当时浙江省委的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和薛驹等。
田家英着重谈和合生产队的情况，从历史到现状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并阐述了“五风”带来的危害，尤其是和合生产队位于杭嘉湖平原，属富庶的鱼米之乡，水稻亩产由通常的600多斤，到1960年减至291斤，而上报亩产达2400多斤。
这些数字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的心，他静静地听着，深深地吸着烟，边听边思索。
1961年2月8日，毛泽东再次与浙江省委负责人谈话，除江华、林乎加之外，还有薛驹和田家英参加。薛驹当时任浙江省委副秘书长，自始至终参加了浙江调查。
毛泽东开头就问：“有没有希望？整好社，去掉‘五风’，能不能达到你们的指标？落后的地方要找到落后的原因，是天灾，是人祸？嘉兴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产量只有291斤，主要是‘五风’瞎指挥，要去掉这些因素，恢复大概要两三年。”
毛泽东又问：“退赔，有没有决心？”
林乎加答：“决心退赔，破产退赔，哪一级决定的，哪一级负责。”
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谁决定的，谁负责赔。问题是中央、省、地、县有没有决心。单是中央和省有决心还不行，地、县没有决心就搞不好。地、县有了决心，即使有些公社、生产队没有搞好，也是时间问题。要使他们真正懂得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等价交换，不能剥夺农民。我们只讲过剥夺地主，哪里讲过剥夺农民。”
江华说，这种思想是反动的。
毛泽东加重语气地说：“是的，是最反动的，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破坏社会主义。”
林乎加谈到，瞎指挥有些是从省里下去的。
毛泽东说：“也有从北京下去的。1959年10月开了一次农业书记会议，搞了一套文件，没有批准就发了。我对谭震林同志说，三年不要开农业书记会议。春耕生产指示，一年一个，形式主义，谁人去看，农民要饿肚子，他不懂得要耕要种？”
林乎加讲到自留地问题，说几年来几放几收，放有放的道理，收有收的道理。
毛泽东说：“这个道理，归根到底，只能是一个道理，还是要给农民自留地，而且要把为什么，反复交代清楚，农民不相信，你变得太多了嘛！”
毛泽东说：“在反复不下去了，再搞下去，就是你们所说的饿、病、逃、荒、死。”
毛泽东再次谈到生产队规模太大，把生产小队改成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
毛泽东说：“在这样口粮拉平分配，工分拉平分配，这是破坏农民的积极性……，原则是要增产，要把饿、病、逃、荒、死的原因去掉，做到不饿、不病、不逃、不荒、不死。当然有正常的死，人也难免要生点病，主要的问题是饿不饿的问题。”
最后，毛泽东又谈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准备问题。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要抓紧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自留地是个人所有制的尾巴，并不危险。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道理，就会死人的。今年、明年两年，要搞好一点，事情就好办了。
就在这次谈话中，田家英提出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建议，毛泽东采纳了。
在这以前，1960年夏，邓子恢受刘少奇委托，带领工作组经过调查研究，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这个条例后来成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重要参考材料。
毛泽东听完浙江省委和浙江调查组汇报后，即离开杭州去广州，准备在那里与调查组会合。路经江西、湖南时，又听取了江西省委的汇报，湖南省委和湖南调查组的汇报。
通过浙江调查，毛泽东对两个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意见，一是社、队规模要划小，生产小队的权力要扩大；二是食堂要多种多样，有的人也可以不参加食堂。
1961年2月10日，毛泽东在江西向塘铁路支线的专列上，听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刘俊秀汇报时，主要谈的就是这两个问题。
毛泽东认为，江西的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也都太大了，一个公社可以划分为两个或者三个，以乡为单位，一乡一社。
毛泽东说，现在看来，只有四川一个省按中央的政策办事，他们的公社都是以乡为单位。河南一直想搞大的，公社也想搞大的，基本核算单位也想搞大的。公社应当一律以原来的乡为单位，凡是以原来的区为单位的，给它一个不合法。
关于食堂，毛泽东说：“办食堂要满足三种人的要求。比如没有结婚的单身汉，或者结了婚没有孩子的，他就愿意常年吃食堂，就办常年食堂；比如有孩子的人，农忙时愿意吃食堂，农闲时愿意在家里自己做饭吃，就办农忙食堂；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在食堂吃的，那就满足他，可以不参加食堂。”
毛泽东在听湖南省委和湖南调查组汇报时，集中讨论的仍然是公社体制和食堂这两个问题。另外还谈到了整风整社。
谈话是在长沙附近铁路支线的专列上进行的。一共谈了两次。第一次是2月11日，与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胡继宗、周礼和湖南调查组的胡乔木谈的；第二次是在2月12日，单独与张平化和胡乔木谈的。
关于人民公社体制问题。毛泽东说：“我看，你们这个社也大了，队也大了。大体上一个社划成3个社比较恰当，就是以乡为单位。”
胡乔木说：“开始提的是以乡为单位，后来不断加码，撤区并乡，小乡并大乡，几乡一社。实际上，还是小队的劳动为基础，大队作经济核算，加以联合，公社恐怕只是一个联络组合的形式。”
毛泽东又提出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哪一级的问题。
毛泽东说：
“究竟是队为基础好，还是下放到小队为基础好，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因为现在队下管的小队多，而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
毛泽东还谈了许多意见。他接着问：“你们有多少生产队？”
胡继宗回答：”15万个。高级社时是5万个社，公社化后划成16万个大队。”
毛泽东说：“你们还是大体上恢复到高级社的范围，5万个。”
胡乔木说：“如果这样，对群众才说得上民主，大队干部才说得上领导管理，不然经营不了。”
毛泽东说：“而且势必实行平均主义，吃饭平均，工分平均。”
胡乔木说：“我去了一个好的生产队，在长沙县，叫天华大队，那个大队年年增产，一步一步地走上坡，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始终保持高级社的规模。公社的规模要缩小，它的权力也要缩小，权力跟责任都要缩小，这样，事情就好办了。过去几年湘潭的情况比较严重，我们有个组在湘潭，到一个坏的生产队，它的特点是从1957年下半年起，一年比一年坏，根本就是破坏。”
毛泽东说：“我看兴起来也快。恢复原状，就是过去的高级社，由若干高级社组成一个公社。”
第二天，再次汇报的时候，一开头就谈体制问题。
张平化说：“昨天谈了以后，我们回去商量了一下，认为对体制调整决心下得不够。如果基本核算单位就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全省可能有5万多个大队；现有的1100个公社可能变成3000个公社或者多一点。春耕之前，先解决基本核算单位划小的问题，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
毛泽东说：“我看是群众的要求。你们既然叫大队，底下就不要叫小队，就叫队。因为一讲小队，这个‘小’字就有个缺点，它职权小。其实这个小队有很多工作。就叫生产队，上面叫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再上面是公社。公社、大队、队，不要这个‘小’字。”
张平化说：“好，原来没有承认它是一级，现在承认它是一级，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级。”
毛泽东说：“是啊！是很重要的一级。所以，有人怀疑，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小队，还是队。所谓队为基础，哪个是基础？”
这时，胡乔木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可以考虑把现在的公社变成区联社，恢复区委，大队变成公社。”
毛泽东说：“那么小队变成生产队？”
胡乔木说：“叫小队也可以，叫生产队也可以。”
毛泽东立即纠正：“不要叫小队，叫生产队。”
关于公社体制问题，经过杭州、向塘、长沙多次谈话，毛泽东的认识越来越明确了。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公社的规模，特别是基本核算单位规模要划小，分别恢复到原来的乡和原来的高级社的范围。第二，生产小队的权力要扩大，把它作为一级重要的核算单位，甚至是基本核算单位。第三，生产小队与生产小队之间存在平均主义。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广州会议要求调查研究
1961年3月11日至13日，中共中央分别在广州和北京召开了“南三区”会议，即华东、中南、西南和“三北区”会议，即华北、东北、西北。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同志。
毛泽东主持了“南三区”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主持了“北三区”会议。
会议讨论和草拟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为中央工作会议做了准备。
3月13日，毛泽东在主持“三南”会议时，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及参加“三北”会议的与会者写信，他指出：
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内部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的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
一些领导同志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不甚了了。其原因是忙于事务，不做亲身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上听或看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走马观花的调查。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
毛泽东在信中特别强调：
我的那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也请同志们研究一下，那里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参加“南三区”、“北三区”会议的同志认真学习了他在30年前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着重研究了如何解决平均主义的问题。
3月14日，“三北”、“三南”两个会议合并召开，在广州继续进行。
3月15日至23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
这次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六十条》）。条例共计十章六十条，它对农村人民公社的性质、组织和规模，人民公社的管理制度，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社员的权力和义务，社员的家庭副业，公社干部等问题做了明确规定：
关于所有制，《六十条》申明：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以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公社在经济上，是各生产大队的联合组织。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直接组织生产和生活。
关于公社各级组织的规模，《六十条》规定：公社一般相当于原来的乡或大乡；生产大队一般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合作社，但是也不要求强求一律。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可以有大、中、小不同规模，由社员根据具体情况，民主决定。
……
《六十条》肯定了农村一些地区采取的“三包一奖”办法；肯定了农村家庭副业是集体或全民所有制的助手，农副产品在完成国家交售任务后可以上集市进行交易。
广州会议制定的《六十条》，是调查研究的成果。其中的各条规定，都是针对当时人民公社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提出的，对于确定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纠正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起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
广州会议后期，中共中央将《六十条》草案下发给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讨论，要求通过讨论，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切实解决人民公社中的问题。广州会议后，毛泽东又指示调查组把调查工作延长到5月，主要任务是了解《六十条》下发后群众的反应和参加《六十条》的试点工作。
3月19日，周恩来在这次会议的中南、华北小组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毛泽东同志这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讲的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读它。这篇文章现在读起来，还是对症下药的。
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说：
最近发现的毛泽东同志1930年春所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现在中央决定将这篇文章发给全党高级及中级干部学习。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都应该联系最近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的讨论。
这封信还对有关政策所犯错误的原因及其教训作了初步分析，指出：
这些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做出一些判断和决定。在这段时间内，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替政策的恶劣作风，又有了抬头。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
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目前所遇到的问题就一定能够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我们的各方面工作就一定能够得到迅速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