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说：“对外开放会产生一些消极的东西，这没有什么大了不起，我们公有制经济始终是主体，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和人民。”
●彭真强调说：“我们相信，按照这个决定把经济体制改革好了，经济关系理顺了，我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会更快地发展。”
●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攻克各种难关
邓小平说发现问题就赶快改
1984年10月22日，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当天上午的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邓小平说：
现在我国政治、经济形势都很好，安定团结的局面是过去少有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只要党中央有秩序地、很好地工作，精心加以指导，我国的经济建设就大有希望。
邓小平还说：
现在的党中央是成熟的，各种问题都处理得比较妥善，做实际工作的同志把许多事情都处理得有条不紊。
他接着说，从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的递增率看，从我们3年完成了第六个五年计划看，到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是可以达到的，到那时，人民的生活就可以达到小康的水平，整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就可以称得起是较强的国家之一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会更加巩固，我国在世界上的影响也会大不相同。所以，今后的16年，只要我们一心一意地埋头苦干，我们就会有光明的前途。
邓小平又说：
对外开放会产生一些消极的东西，这没有什么大了不起，我们公有制经济始终是主体，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和人民。国家要富强，人民要不断增加收入，我们做到这一点，用我们自己的实践来回答了一些新情况下出现的新问题。
讲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说，“决定”中的10条都很重要，但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九条，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概括起来就是这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是能否发现人才、提拔人才。
他说，现在就是要大胆起用中青年干部，他们干几年就有经验了，干几年就成熟了。陈云同志说要选拔三四十岁的年轻人，这个意见很好。这些年轻人选拔上来以后，可以搞得久一些。我们的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要解放思想，要多顾多问。这项工作是关系到党的事业能否兴旺发达的大问题。
邓小平强调说：
我国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战略不会改变，不但我们这一代人不会改变它，胡耀邦等同志不会改变它，我们的第三梯队、第四梯队、第五梯队都不会改变它。这是因为，实践证明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战略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由于实行这些路线、方针、政策、战略，我们的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人民生活好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如果改变它，国家受损失，人民受损失，所以人民不会赞成。我们现行政策的连续性是可靠的。
邓小平的讲话结束后，会场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热烈掌声。
10月26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正在我国访问的马尔代夫总统穆蒙·阿卜杜勒·加尧姆。邓小平同这位年轻的总统是第一次见面。
在一个多小时的会见中，宾主进行了友好、愉快的交谈。邓小平向加尧姆介绍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
邓小平指出：“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
加尧姆赞扬说：“这是非常明智的做法。”
邓小平说：“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
加尧姆接着说：“我们都是人，不可能不犯错误。”
邓小平说：“是这样。今后我们可能还会犯错误。但是第一不能犯大错误；第二一发现问题不对就赶快改。”
邓小平说：
我们建国三十五年来取得的成就是大的。但中间经过了一些波折，耽误了一些时间……如果没有这些波折，中国的面貌肯定不一样了。但五年多来，我们改变了过去“左”的一些政策。现在我们一心一意地搞经济建设。五年中，我们取得的成就超过了预想。看来，我们确定的在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是可以达到的。
加尧姆说：“我相信，通过你们的巨大努力，你们的目标一定能达到。”
邓小平还说，如果按照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所制定的方针走下去，“我国的发展速度可以加快。”
邓小平接着指出：
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复杂得多。改革中，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小毛病，但是不要紧。再过三年五年，可以证明我们中央全会通过的决定是正确的。
邓小平强调：“为了使中国发展起来，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所以，我们是热爱和平的。”
加尧姆说：“我们十分有兴趣地关注中国的建设成就和经验。你们的成就对第三世界国家是一个鼓舞。”
邓小平坚定地说：“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我们曾多次讲过，将来我们发展起来了，还是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加尧姆说：“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同第三世界站在一起，在联合国和国际论坛上作用也很大。”
邓小平说：“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算一个。中国这一票是第三世界的，是名副其实的属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
11月1日，军委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指出：军队要大力支援国家建设开展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把这个工作搞好了，就肯定可以实现或超过翻两番的目标。
邓小平强调，军队工作要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要紧密配合这个大局，大力支援国家发展国民经济。
邓小平首先概述了当前国内的大好形势。他指出，现在我们国家生气勃勃，一派兴旺景象。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近3年来出现的大好局面。这就为进行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创造了条件，也大大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邓小平说：
改革比预想的要搞得好，搞得快，很有希望。现在需要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
他强调指出，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军队要顾全这个大局，要在这个大局下行动。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
邓小平说，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如空军，可腾出一些装备和技术力量，一是搞军民合用，一是搞民用，支援国家发展民航事业。海军的港口，有的可搞合用，有的可腾出来搞民用，以增大国家港口的吞吐能力。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把这个力量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
人大常委会学习改革决定
1984年11月15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委员座谈会，学习、座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彭真委员长出席当天的座谈会。当天的座谈会由王任重副委员长主持。
座谈会是在京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于10月24日、26日、31日和11月2日举行的4次分组座谈会的继续。
彭真委员长在10月24日座谈会开始时讲话说：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它规定了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性的方针、政策。这个决定是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包括实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总结建国35年来的经验，包括教训，也参考了外国对我们有用的经验，而形成的。讲过去的经验，有的当时对，现在仍然对；有的当时对，现在因为情况的变化，不适用或者不完全适用了；有的当时就不对或者不完全对，有的是新问题，需要解决。
彭真指出：这个“决定”把过去好的东西吸收了，同时又有发展。彭真强调说：
我们相信，按照这个“决定”把经济体制改革好了，经济关系理顺了，我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会更快地发展。当然这样大的改革，不会没有困难，不可能不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发现问题，随时解决就是了。
彭真说，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后审议、制定法律，决定问题，很多都与这个“决定”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个“决定”是我们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所以，我们人大常委会委员对这个“决定”应当认真学习、讨论、研究。这次学习、座谈，要从总的方面来研究，领会这个决定的基本精神，不是讨论具体问题。说现在不讨论具体问题，不等于不考虑解决具体问题，而是说要集中精力先研究方针问题，解决具体问题是下一步的事。原则还是实事求是。
彭真说：
实事求是，包括两个内容：一个，决定方针、政策要从实际出发，实际包括实践。再一个，决定了的方针、政策，还要用社会实践来检验，检验的结果，证明正确的、成熟的，立为法。党的方针、政策，在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它还不是法。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成熟的，通过立法程序肯定下来，才成为法律。
在4次座谈会上，委员们谈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总结我国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把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逐步系统起来。
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又总结了我国近几年农村经济改革经验和城市经济改革的一些初步经验，做出了这个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它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路线、方针、政策上，都对马列主义有所发展。
许多与会者谈到，这个“决定”是指导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件。有些同志提出，改革也是一场思想革命，搞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不断解放思想，破除旧框框，抛弃旧观念，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在15日上午的座谈会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施平，江苏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储江，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秉彦，许涤新、洪丝丝委员先后发了言。
16日，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全国政协常委会关于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决议，决议指出：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文件。《决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规划了我国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蓝图，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历史将会证明，这次全会将起到伟大的历史作用，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决议说：“决定”公布以来，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表现了很高的学习自觉性和积极性。为了进一步学好“决定”，提高认识，用改革的理论和政策武装思想，更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积极投身于当前这场伟大而深刻的变革，发挥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四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台湾热议大陆经济体制改革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后，在台湾经济界引起很大反响。“经建会”曾“召开多次会议进行检讨”，一些经济专家也先后发表谈话或文章，认为中共这次经济体制改革“无疑地是一次破天荒的大变革”，不仅对整个大陆经济“将有决定性的关系”，而且将会对台湾经济“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1984年10月24日，“经济部长”徐立德，在“立法院”经济委员会答询时指出，中共“近来采取开放经济政策，有许多新的构想与改变”，“经济部十分重视”，已决定“将以加速产业结构的改变，在经济科技发展上谋求突破”，使台湾“工业达更高境界，以扩大与中共间的经济差距以为因应”。
10月29日，“经建会”召开“咨询委员会议”，针对中共经济体制改革对台湾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研讨”。与会者认为，中共经济体制改革，“在短期内”对台湾的影响“不会显著”，“长期而言则有不利之影响，值得注意”。而“长期影响”含有“直接与间接两方面意义”。就直接而言，“传统性工业产品出口”，对台湾“竞争压力很大”，尤其是台湾“工业升级缓慢之际”；间接方面，对台湾“不利”的是：“中共经济体制的改革，将引起西方兴趣，并赢得好感，可能对中共会给予更多的帮助”。
“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凯，10月29日在《自立晚报》发表文章说，中共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概略的视为中共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个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在精神上”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延续与扩大”。
美国印地安那博尔大学经济系教授郑竹园，11月3日在台湾《中国时报》发表《中共城市经济改革的构想及阻力》的文章说：“这次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城市经济改革方案，是1978年进行农村包产到户后最重要的措施。其影响不限于2亿城市人口。对整个大陆经济，将有决定性关系”。
“从理论层次看，这些改革，都企图吸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点”，“来矫正计划经济的弊端”。文章说，中共这次改革也“将面临一连串的棘手问题”，“如今要运用优胜败劣的市场抉择，来决定工资与就业”，必然要遇到一些困难。
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后，台湾主要报纸普遍对大陆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报道，有的转自外电，有的发表了自己的消息、社论。这些文章毁誉俱有，但都承认大陆农村改革的成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城市改革将解放经济活力。
《台湾新生报》以《中共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为题发表社论说，“近来，中共当局认清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不能只依靠体力劳动者、落后的小生产方式和低水平的经营管理，而更要依靠精密的管理技术和脑力劳动者。由此可见，中共之‘城市经济改革’旨在使其经济‘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而在不违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力求增加生产”。
《中国时报》的社论说，“这次城市经济改革并无新奇之处，只是继续过去的路线予以扩大和加强，但扩大和加强的程度相当之大”，“证明中共过去的改革有相当的效果，值得继续与强化”。
《中国时报》的社论还说，“在非农业部门，或城市部门，或工商业部门进行改革”，情形比农村“复杂得多”，“中共了解这一点，其进行的改革极为谨慎，可说步步为营”。
《中国时报》认为，大陆的城市改革中，“价格体系”和“计划体系”的改革是关键的两步棋，“可以预见，计划体制改革，将会推动各个经济领域的改革”。该报还认为，中共经济改革“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正的方面会进一步解放其经济活力，促成较为快速的进步，对其现代化有重大帮助；反的方面如果处理不善，会造成混乱”。
《中国时报》另一篇社论说，“自1979年起，中共即将经济改革或经济现代化列为首要的工作”，“首先在农村展开所谓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经营多元化等等改革”，”此一改革收效很大，农民所得及生活立获改善，这几乎为所有注意中共经济的中外人士所一致同意”。
这篇社论还说，“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农村路线后，农村实施责任承包制，农民的收入增加了，生活亦获得了初步的改善，农民的生活是较以往，也较工人、知识阶层的生活有较多的改善”。“这是中共给大陆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
《中央日报》刊登“中央社”的消息说，“中共不放弃‘四个坚持’，任何经济改革措施都是充满矛盾的，不可能达成具体效果”，该报还转载了两条合众国际社发自北京的消息，说“中共改革经济体制，势将导致通货膨胀”，“引起政治危机”。
虽然台湾媒介有些夸大其辞，但大陆在经济改革的同时确实遇到不少困难。在党中央的正确指导下，大家齐心协力，一一攻克了这些困难。
邓小平正式提出市场经济
1986年的一天，在从北戴河回北京的路上，时任中宣部部长的朱厚泽和田纪云乘坐胡耀邦的专列。胡耀邦让他们到他房间去。
胡耀邦对田纪云说：“中央两大综合部门，党中央这边是中宣部，国务院那边是国家计委。中宣部这边问题解决了，应早下决心解决计委的问题。”
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机械、轻工、电子等加工工业，市场调节几乎占了主导地位。
计划管理部门既不管原料供给，也不管产品销售，企业按合同生产，在市场上采购原料，在市场上销售产品。
但是，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方面，理论却落后于实践。理论的进展为什么会遇到困难呢？因为马列主义的传统理论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这样，马列主义的教科书和改革的现实就发生了冲突。如果放弃教科书的观点就会有政治风险；而如果坚持教科书的观点，改革就不能前进。
所以，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只能一步一步地试探，只有确信没有“地雷”才敢前进。
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是向马列主义教科书的挑战；改革每前进一步，意味着马列主义教科书的退让。改革的动作过激，超越了当时能够容忍的政治限度，就会被坚持教科书的人们抓住把柄，改革就得被迫后退。
中国在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探索，探索的趋向是逐步加大市场调节的份量，减少计划调节的份量。在计划调节中，又逐步加大指导性计划的比重，减少指令性计划的比重。既然同意搞商品经济，这样的趋势是必然的逻辑。
看到市场化进展加快，陈云深表忧虑。1988年，他针对中央搞市场化提出了八点意见。
陈云一开头就说：
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
在1992年以前，“中国是计划经济”这一基本原则是一直没有被触动的，只允许在这个大前提下探索计划如何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理论探讨中，有时向计划倾斜，有时则向市场倾斜。
当时有以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
一是主辅论。即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里先强调是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个体制框架内，辅以市场调节手段。
这种被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采纳的模式，在党的“十四大”以前，占主要地位。因为这个提法符合“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这个传统理论。
二是板块论。持这种看法的人把产品分成几块，分别由计划和市场来调节。
例如，北方13所高校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指出：“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必须实行计划调节，就是说，由国家统一计划生产，统一规定价格，统一进行产品的分配。”“对于其他产品，则可实行市场调节的方式。”
三是渗透论。这种看法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性和市场性是互相渗透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按比例发展的两种形式，它们之间本来是紧密结合，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把它们截然分开以致对立起来是不妥当的”
四是层次论。一种主张是，在宏观层次上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在微观层次上，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另一种主张是，在制度层次上要强调计划经济是特征，在运行层次上把两者看作是配置资源的手段。
五是时空论。主张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根据实际情况，计划和市场各有侧重。
例如，在供给大于需求的时候，主要采用市场调节；在需求大于供给的时候，加强计划管理。
还有其他一些看法。
在这种种看法中，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强调计划的作用，一种是强调市场的作用。
这两种不同的侧重中，一般是由于看问题的侧重点不同而形成的。但也有相互指责、上纲上线的。强调计划的人指责强调市场的人是搞资本主义；强调市场的人指责强调计划的人阻挠改革。
在这期间，有一些经济学家大胆地抛开“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传统看法，倡导市场经济。
广东老经济学家卓炯在学习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时说：“理论上要彻底一些，其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可以叫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老经济学家杨坚白也说：“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同义语。”
经济学家于光远也认为：“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这两个范畴之间没有区别。”
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站出来重申马列主义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在北京举行。
参加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1936人，特邀代表61人，出席大会开幕式的共1953人，代表着全国4600多万名党员。
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外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党外副主席、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人士96人列席了大会，并有中外记者400多名采访了大会，其中包括1名台湾记者。
邓小平主持大会开幕式。这次大会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并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作了一个新的解释：
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
党的“十三大”在这个解释中提到“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这就否定了主辅论、板块论、层次论等各种不重视市场调节的观点，“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把市场调节的作用提到了过去从来没有过的高度。
但是，仍然有人批评市场取向的改革，并说“所谓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
1990年7月5日，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高层会议上，出现了激烈的交锋。这次会议是由江泽民总书记主持的。座谈会一开始，就在改革应当是“计划取向”还是“市场取向”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主张“计划取向”的人强调，社会主义只能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市场调节只能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起作用，不能喧宾夺主。
主张“市场取向”的人据理力争，强调必须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维护“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并且指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从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方针后退。
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在会上发言很激动，他不停地咳嗽，会后还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批驳了坚持“计划取向”的言论。
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这一看法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是常识，在实际工作中更是没有区别。但这层窗户纸谁也不能捅破。捅破这层纸的，就只有邓小平。
邓小平谈话确定改革方向
1992年元旦，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到佛山的南海检查工作，忽然接到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打来的电话，讲了一句只有他听得懂的话：
我们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来了，请你赶快回来研究一下总体安排和接待警卫工作。
陈开枝立马跟南海市委领导辞别。对方问：“有什么急事？吃了中午饭再走嘛！”
陈开枝回答：“我现在真的不能告诉你们有什么急事。也许很快可以告诉你们，也许永远不能告诉你们。”
这份中央办公厅给广东省委的绝密电报，只有短短两行字：
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
在当时，陈开枝身边不少人都认为邓小平是来广东休息的。但他不这样认为。他认为邓小平多年已有一个习惯，就是到上海休息，上海早做好他休息的整套准备，一切摆设都按照他平常的生活习惯。
“他到广东不是来休息的，也不只是为了看看南方改革开放的成就。”陈开枝后来说。在当时，他预感到邓小平来广东，将有“一个大动作”！“又一次历史性的事件即将在我们身边发生！”陈开枝这样判断。
陈开枝认为，邓小平来广东，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做出的一个不寻常的“大动作”：经济上由于治理整顿措施以“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为主，要求很急，力度很大，致使经济下滑、市场疲软、生产萎缩，发展速度受到一刀切的严格控制。
后来，陈开枝谈及邓小平南巡的历史意义时说：
邓小平南巡等于是一个已经退役的老船长，当看着船的方向摇摆不定时，他又一次跳上船头，把扭曲的方向摆正了。
“没有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党的‘十四大’怎么开？没有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1992年以来中国的社会发展如此之快，谁能想象？可以说，在小平南巡之后，我才对‘扭转乾坤’4个字有了更深刻理解。”陈开枝后来对记者说。
在邓小平南巡途中，陈开枝多次听他讲过“不争论”。“他之所以说‘不争论’，是因为当时有不少争论，而且还相当激烈。”陈开枝认为。
这些争论归纳起来有这么一些问题：
基本路线的要点在哪里？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否兼容？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厂长负责制是否削弱了党的领导？私营经济是否动摇了社会主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不是单干风……
在当时，这些问题被一些“左”派理论说得很玄奥，很吓唬人，严重干扰了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不刹住这股风潮势头，就可能葬送社会主义。
所以，邓小平南巡的历史意义，无论从任何一个层面去认识，都是十分深远的。
南巡那年，邓小平已是88岁高龄的老人。陈开枝说：“当时那么大年纪了，而且是个老百姓了，这时候站出来能不能镇得住，很难说。但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他不计个人安危，除了有勇气，还要有魄力，更要有策略。没有强烈的党性和热爱国家、人民的精神，是做不到这样子的。他确实是一个无私无畏的民族英雄”。
可以说，南巡讲话是邓小平对全党全国人民的庄严的政治交代。也可以说，这是老人家的历史性的“政治嘱咐”。
邓小平在这次南巡中说：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不冒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
邓小平还指出：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在谈话中，邓小平还谈到：
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在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中，不搞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
对邓小平南方谈话，人们奔走相告，当作喜讯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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