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国防的需要，军用品生产摆在首要地位。为了航运的正常进行，把船舶修理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军需、民用，造船、修船都实行了经济合同制。
船舶工业打破地区、部门界限，走联合、改革之路，从管理制度到管理方法都有大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也适应了这个大变化，逐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召开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会
1982年12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组织召开座谈会。
这次座谈会由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安志文主持。参加座谈会的有于光远、许涤新、潘遥、杨浚、周太和、童大林、廖季立、吴俊扬、林子力、蒋一苇、何匡、杨培新、王珏、王大明、商宝坤等20几位同志。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认为，在今后三年内，改革重点要放在以税代利、发挥中心城市作用、改革商业流通体制这3项工作上面。这些方面如果突破了，不但能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而且会给全国经济形势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
经济学家们认为，改革要大胆一点。以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带动周围农村，统一组织生产和流通，逐步形成各种规模和各种类型的经济区；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实行地、市机构合并，由市领导周围各县；当时的省属企业改由所在城市管理，这些就是大胆改革的范例，其意义重大，必将影响各个经济领域的活动。这个试验如果成功了，一定会大大解放生产力，使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出现新的面貌。
1983年6月初，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常州社会主义企业学研究会，在常州市联合召开经济体制改革若干理论问题讨论会。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理论经济学家林子力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蒋一苇的两篇论文。
在这次讨论会上，汤永安、张东桂介绍了常州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和经验，受到与会者的重视。
在讨论会上，从事政治经济学、现实经济学和战略经济学研究的同志都认为：当前的经济的理论研究亟需同经济改革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对不同观点的争论，也必须经过经济实践的检验，以验证其是否正确。
1984年4月16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在江苏常州市召开。
这次座谈会是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组织的。参加座谈会的有25个城市和有关省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机构的领导人，以及中央有关部委的人员。
会上交流了重庆、常州、沙市三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经验，着重讨论了搞活企业、搞活流通，开创城市改革新局面等问题。
4月25日，座谈会落下帷幕。会议提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中央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要简政放权、层层放权，把一部分权利和责任下放给试点城市。试点城市的经济管理也不能沿用老办法，要把应该给企业的权利真正下放给企业。
与会者认为，在扩大试点城市权利和责任的同时，要进一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他们认为应该赋予试点城市企业生产计划权、资金使用权、劳动工资管理权、干部任免权和机构设置权等自主权。
当时，除了国务院已经确定的试点城市外，辽宁的丹东市、黑龙江的牡丹江市、湖南的衡阳市、河南的安阳市、安徽的蚌埠市，已被确定为省里的城市改革试点城市。
5月21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印发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纪要》。
《纪要》概述了1984年4月16日至25日在常州召开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的主要内容，对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的步伐进行了新的部署。
《纪要》指出，我国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由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逐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近年来，经国务院批准，沙市、常州、重庆先后进行了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
经过努力，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大家感到，城市改革的步子还不够快，地区之间发展也不平衡，不能适应面临的新形势。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战略性的突破，必须加快改革试点的步伐。当前，试点城市要以搞活企业和搞活流通为重点，带动其他各项改革。
《纪要》指出：
简政放权，搞活企业，把企业的巨大潜力挖掘出来，是增强城市经济实力，发挥城市经济中心作用的基础，是当前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
会议代表对企业权力小、“婆婆”多、负担重反映十分强烈。《纪要》确定，试点城市的国营企业在生产计划、产品购销、资金使用、劳动工资管理、干部任免和机构设置等方面，应进一步扩大自主权，并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
《纪要》指出，搞活流通，是促进生产、发挥中心城市作用的重要前提。当前宜从建立贸易中心入手，着重抓好商业批发体制的改革。试点城市的商业二级站原则上下放给市，与城市现有的批发机构合并或联营，同时，建立各种类型、不同规模的工业品、农副产品和两种产品兼营的贸易中心、贸易货栈、批发市场。贸易中心应该是开放式的，打破现行批发层次和地区、行业界限，无论市内市外，无论全民、集体、个体经济单位均可入场交易，经营方式要灵活多样。城市物资部门也要建立生产资料贸易中心，设立物资综合商场和门市部。
《纪要》指出，要发挥城市组织经济的作用，必须对计划管理体制实行改革。在试点城市中，除少数大型骨干企业仍归中央有关部门管理外，其他中央和省属企业都宜下放给城市统一管理，这是改革城市计划管理体制的前提。
为了解决计划多头的问题，可考虑今后省内各厅、局的计划任务只下到市，由市计委平衡衔接后，通过一个“漏斗”下达给企业。原来通过中央和省各“条条”分别向企业分配供应计划物资的做法也应改变。
为了改善和加强城市经济计划管理，应赋予试点城市必要的运用经济调节手段的权力。试点城市在保持市场价格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可根据生产发展需要和市场供需变化，对不影响国计民生的产品划出一部分品种，有升有降地调整价格。小商品价格，1984年内全部放开。重要的生产资料价格，按中央统一规定进行管理和调整。在城市物价部门的管理监督下，工商企业可以对产品实行质量差价、花色差价、城乡和地区差价、季节差价、批量差价。
座谈会还谈到改革银行信贷制度。根据行业发展政策、企业资金利用效果以及产品是否适销对路，扩大实行浮动利率、差别利率的范围。对重要的技术改造项目和开发新产品，银行应积极提供优惠贷款；对生产优质名牌产品的单位，提供贴息或低息贷款。
银行还可开办买方信贷、卖方信贷、票据贴现和抵押贷款等多种业务。为推动经济联合、广辟资金来源，经过批准，可选择少数企业试行跨部门、跨地区发行股票或债券，银行要做好代办工作。
《纪要》最后指出，除了国务院已经确定的试点城市外，有条件的省、自治区都可以自行选定一两个中等城市作为改革试点。
经济体制改革纳入中央工作
1984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在中央党校新学年开学典礼上说，中共中央决定不久将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
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是1983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行的。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
习仲勋说：
最近中央为即将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拟定了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重要文件。这个文件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我国实际，既正确地总结了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又科学地解答了实际工作产生的新问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他说，这个文件经过三中全会讨论通过发布后，一定会对我国四化建设发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这标志着，中央已经把经济体制改革正式提上议事议程。
10月7日下午，国家主席李先念在北京会见由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瓦西里·维尔库率领的罗马尼亚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
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中罗友协副会长陈叔亮和罗马尼亚驻华大使米库列斯库等参加了会见。
在亲切友好的交谈中，李先念高度赞扬了罗马尼亚人民在齐奥塞斯库总统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他对罗马尼亚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内外政策表示赞赏。
李先念在向罗马尼亚代表团介绍我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他说：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体现价值规律。我们对这个问题还在学习，而且要好好地学习。我们在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上已初步取得一些成绩，现在我们要着手对城市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李先念指出，计划于本月中旬召开的党的第十二届三中全会，将讨论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城市经济管理的改革。
李先念强调说：
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
维尔库说，我们在访问期间，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5周年庆典活动。10月1日的阅兵和群众游行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们在访问中还参观了工农业项目和一个农贸市场。我们看到，农产品非常丰富，价格也合理。
李先念主席请维尔库回国后向齐奥塞斯库总统和其他罗马尼亚领导人问好。
当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成为了十分热门的话题。《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几个问题的探讨》的文章。文章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发展是不平衡的，城市改革的步子还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加快城市改革的步伐，对那些涉及改革方向的一些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结合改革的实践深入探讨。
文章指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计划与市场机制有着不同的作用方式、作用范围和重点，彼此相辅相承。计划的调节具有直接的、强制的性质，它的任务主要是解决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问题，解决发展目标和重大比例关系问题，解决生产力的布局问题，解决投资政策和重点建设问题，等等。
文章认为：这些方面是计划调节的特长和优势，市场机制往往是无能为力的。因为解决这类问题，需要从全社会利益出发，掌握国内外全面的经济、科技、社会信息，这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能够胜任，并通过制定统一的国家计划来达到目的，任何一个部门、一个地区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文章富有创造性地指出：
计划和市场机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两个主要的调节手段，二者互相补充，但却不能互相取代，硬要用计划指标去代替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和硬要用市场机制去代替统一计划的职能一样，都是不能成功的。计划协调市场，市场调整计划，各有侧重，有主有从，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构成现阶段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制度。
文章最后破天荒地指出：无论计划也好，市场也好，都必须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尽可能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
中央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决定
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321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以及地方、中央各有关方面的主要负责同志共297人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主持。叶剑英因病未出席会议。
经过6天预备会的研究和讨论，20日全会一致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决定指出：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了巨大成就。长期使我们焦虑的农业生产所以能够在短时期内蓬勃发展起来，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强大活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大胆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改变不适应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全面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发挥了八亿农民的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
这几年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也已经进行了许多试验和探索，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和重要经验，使经济生活开始出现了多年未有的活跃局面。但是城市改革还只是初步的，城市经济体制中严重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端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
决定认为：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的经济体制，具有吸收当代最新科技成就，推动科技进步，创造新的生产力的更加强大的能力。因此，改革的需要更为迫切。
决定强调指出：
实行计划经济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统一的，把它们对立起来是错误的。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上，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和价值规律是否发挥作用，而在于所有制不同，在于剥削阶级是否存在，在于劳动人民是否当家做主，在于为什么样的生产目的服务，在于能否在全社会的规模上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还在于商品关系的范围不同。
决定同时指出：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仅会引起人们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而且会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重大变化。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要一起抓，这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方针。在创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同时，要努力在全社会形成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已是相当大的突破了。
十二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以后，引起国际舆论高度重视。各国通讯社和报纸迅速加以报道，并纷纷发表评论。
各国舆论普遍认为，这次全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中央全会，会议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一份“全面改革现行经济体制的纲领性文件”，是“建国以来最大胆的一次改革”，它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又改变了“过分僵化的计划体制造成的限制”，这次改革将“建立充满生机的经济体制”，“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日本各家通讯社20日晚迅速报道了这个重要决议，共同社还为此发了号外。共同社说，中国的这个决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是确定基本政策的纲领性文件”。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在20日晚上的新闻报道中说，中国“这次决定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建国以来最大胆的一次改革”。
时事社的述评说，这个决定宣告了中国“经济现代化政策——富国富民政策最后定型的纲领。重点放在运用‘经济杠杆’上”。述评认为，“中国社会长时期满足于平均主义的做法，摆脱这种老思想的束缚并不容易。解决这个课题，使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就会为现代化开辟广阔前途，中国经济就会顺利向前发展”。
21日，日本各大报也纷纷报道和评述我党三中全会和决定。《读卖新闻》说，中国通过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继1978年中央全会上决定的对农业进行改革之后的“第二步”，中国对经济体制将进行大改革。决定明确地提出要改变历来的统制经济体制，朝着中国式开放经济迈出了历史性的步伐。该报驻北京记者在报道中认为，这次改革“着眼于权力下放”，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将超过以往的多次变革。
《每日新闻》说，1978年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对外开放和进行农村改革，具有历史性意义。第十二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放宽对外开放政策，对城市经济进行改革，这“两个三中全会”是决定中国式社会主义的重要会议。
《日本经济新闻》说，这项决定给中国经济增加活力，建设富裕的社会主义中国。可以说，这个文件是现领导机构推行的经济政策的集大成，它将成为今后中国经济的运营指针。
西方通讯社和报纸对三中全会的决定也迅速作了报道并加以评论。
路透社认为，这次全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会议通过的改革决定是农村改革以来最重要的经济决定，是一份“从根本上改革其经济的蓝图”。这一决定抛弃了平均主义，扭转了左倾错误。“文件将为政府进行改革提供必要的思想指导”。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指出，中国经济改革的新蓝图“最终将会影响到10亿中国人的生活”，它标志着中国迈出了“最大胆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