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初，天子引着行在百官，轻车简从，巡视了金陵的句容、曲阿诸县。
眼见新附之地均田制推行顺利，田亩井然，百姓生计初定，天子心下甚慰，龙颜大悦，遂颁诏明示，以金陵为南京江宁府，统领江南诸州，并着手疏浚运河，贯通南北漕运。
以金陵为南京，此事早在百官预料之中，并无意外；倒是金陵百姓闻诏一时激越，因此愈发心安。至于江南当地的将佐官员，则是喜忧参半，各怀思量了。
不过天子定下南京后，却并未如众人寻常所想那般北上扬州，领略淮左名都的风华，反而只是携着行在官员并一众妃嫔，以简单仪仗悄然南下，再赴杭州而去了。
与此同时，北面政务仍由韩延徽留守汴京，李珽继续驻守太原。天子在诏余仲回京戍守后，又传诏冯道、敬翔、张文蔚、杨涉、杜文蔚，以及周庠、张格，乃至头一次奉诏南下的漠北赵思温、韩知古与述里朵之兄萧敌鲁等人，齐聚杭州。
这些人次第抵达杭州后，与先期在此的郭崇韬、李存礼等行在百官，以及钱镠等江南的献策人士一起，却是当即被天子马不停蹄的诏于一处议事。
只因除尚在负隅顽抗的闽地之外，天下一统在即。而九州纷乱数十年，旧有州道之制下，节度权柄过重，致使中枢政令难通，地方尾大不掉。此弊不除，纵有今日之一统，亦难保明日之安宁。
故而，天子决意推翻自隋沿袭的旧有州县乃至以“道”为监察区的地方制度，重新划分天下格局。
这件事若说意外，其实也在预料之中。
天子在登位之前，无论是以秦王之身推行新政，亦或登位之后于天下四方设立所谓南北镇抚司，废除节度，收财权于中央等，都无一不是在集权于中枢，那么当下打算在天下一统前借此等改制以强化天子个人的统治，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或者说，也根本不会有人奇怪，反而是有人暗暗激动居多。
毕竟，摊上萧砚这般强主，以往节度藩镇主持一方的地位早已遥不可及。如今天子欲推翻旧制，重新调整布局，那么地方大员，是否就将出自在场诸公？
于是，杭州城内，连续数日，关于如何彻底消化广阔疆土，如何构建一个稳固且能杜绝藩镇之祸的地方体制，群臣在私下的争论达到了高潮。
各方意见激烈交锋，引经据典，权衡利弊，人人都觉自家方略最为稳妥，互不相让。
然而，就在众人引颈期盼一场朝堂大论，甚至风闻天子已私下召见部分大臣奏对之后，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意料。数日后，天子仅召开了一次规模不大的朝会，便径直颁布了《定行省疏》，一锤定音。
依照《定行省疏》所言，东京开封府仍为政治中心，自无疑义。此外，在以金陵为江宁府作为南京之外，再度敲定漠北大定府为BJ，以威慑草原；河南府洛阳为西京，控扼中原。由此形成三座陪都拱卫京城的天下格局。
进而，以闽地已平定为设想，将天下划分为中原十八行省，草原四省。
所谓中原十八省，具体而言，便是以辽西与辽东为平卢行省，治幽州；原河北道则划幽州以南的赵地为河北行省，治瀛洲，升瀛洲为河间府，以分割河朔三镇腹地，使其无险可守。
以原河东为山西行省，治太原，却将战略要地泽州与潞州这一上党地区划给河南，也便是夺“河东之肩背”，使太行天险不为山西独享。
河南行省囊括洛阳在内，则是直辖汴京，而今纳入上党高地后，便可俯视山西、河北；而原淄青、兖海、天平，即整个山东半岛及鲁中、鲁西地区，则合为山东行省，治青州。
关中设陕西行省，治长安，却未依设想般囊括汉中，反将汉中与荆襄全境并入新设的湖北行省，治襄阳，使之与巴蜀、关中相互制衡。
当然，也有官员提出异议，言汉中素为关中屏障，蜀地咽喉，自古与关中一体。如今强行划归湖北，是否会使关中失去南翼，恐非长久之安云云。
负责代天子颁布诏书的冯道便依此解释，言如此格局，正在于“犬牙交错”四字，使关中、蜀中、湖北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制衡。
此后，蜀中欲出陈仓故道以图中原，需经湖北认可；关中欲顺汉水而下荆襄，亦需借道湖北。如此，则任何一地皆难独力构成割据之势，中枢方能如臂使指。
换个说法来讲，从此以后，‘得关中者得天下’、‘据蜀中可称王’的老话，恐怕就要成为历史了。
于是群臣便再无异议，皆称如此更改实为天子深思熟虑，遏制地方坐大之巅峰妙笔。
此外，以陇山以西、河西走廊以东，包括原凤翔、泾原部分地区，设立陇右行省，治凤翔，以控河西走廊东段，隔绝关中与西北的直接联系。
并重新设立四川行省，依旧治成都，却划出渝州与夔州二州，与黔中等地合并为贵州行省，治渝州。如此，四川先失汉中，再失渝州（重庆）、夔州（奉节），可谓尽失外围险要，完全暴露于周边行省俯视之下，纵有天府之富，却已成四战之地，再无险可守。
至于东南富庶之地，则一口气分设了湖南、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六个行省，治所分别在长沙、洪州（南昌）、扬州、杭州、福州与番禺，具体来说，便是强行打破江南的完整性，使经济中心（杭州）与政治象征（金陵）分离，并使得内部形成地理文化差异，难以形成合力。
而后，便是以娆疆与岭西分设云南与广西行省，治所分别设在昆州与桂州，分驻西南边陲。
至于草原广袤，便同时设漠南、漠北、岭北、辽北四行省，强力推行“旗盟制”，打散部落，设“旗”为基本单位，旗长由朝廷任命，不可世袭；“盟”则或从诸旗长中择选，或派遣流官担任盟长，仅有监督协调之权，无权干涉各旗内部事务。
同时，改革税赋，废除以往无常的贡赋，亦废除所谓人头税，确立“畜产税”、“草场税”等固定税制。所有大型边境贸易均由官营，限定于指定城池的榷场进行。茶叶、盐铁、布帛等草原必需之物，必须通过官营榷场交易。
也就是说，官营榷场实行后，草原上谁听话，谁就能获得足够的生活物资；反之，朝廷则可立即进行经济封锁，使其被掐住喉咙，不战自溃。
但朝廷亦鼓励并资助各旗在冬季营地建立固定定居点，发展毛纺、制革等手工业，以逐步改变纯游牧的生计方式。
至于各旗旗长子弟必须送往汴京国子监或大定府蕃学学习，以及宗教引导、鼓励通婚等政策，便不必多言。
划省之后，行省之内，则设承宣布政使司以行政、都指挥使司以兵事、转运使司以财赋、按察使司以监察，四权分立，互不统属。
承宣布政使司，主管民政、田亩、教化，但不得调动任何军队，治安需请求当地卫所协助，不得经手主要赋税，经费由中央拨付，更不得干预司法终审。
都指挥使司，管理地方卫所兵马，负责戍守与治安，但野战部队由枢密院直接指挥，跨省驻防，且军队粮饷由转运使司系统供应，都指挥使无权自筹，地方高级将领亦需定期调换，此即“兵出于中枢”。
转运使司，直接隶属户部，垂直管理，负责征收、储存、转运一切赋税。地方税收直接入库，除留地方定额经费外，全部上缴中央或根据需要调拨。此为‘财控于中央’。
在此三司之外，另设按察使司，隶属御史台，辅以锦衣卫稽查刑狱、纠劾百官、监督政令执行。拥有直接上奏权，可绕过布政使弹劾任何官员。
转运使司与按察使司均属中央垂直管理部门，直接对中央负责，再辅以锦衣卫，便是制衡地方行政和军事权力的最关键部门。
最后，州府下的各县县令，亦由中央统一选派、考核，集行政、初审司法、教化于一身，务使皇权下及基层，属于真正的“天子门生”、“亲民官”，但对上亦需同时应对三套系统的要求，也便是政不管军，军不理财，财不统政。
县级以下，则推行保甲，以户为单位，十户一甲，十甲一保，互相监督，负责治安与户籍管理。
并设乡公所作为县衙的派出机构，由县丞或主簿管理，配备相应吏员，直接处理赋税催征、小规模纠纷及政务传达，并可适当借重地方有威望的致仕官员或读书人担任“乡老”以协助教化，然行政之权，必操于吏员之手，且受乡公所监督。
诏书既下，群臣尚在细细品味这环环相扣、堪称天罗地网般的制度设计，思忖着天下二十二省皆是哪二十二个大员时，天子却已以巡视吴越、考察地方政务为由，将一应要务尽数委于敬翔、冯道协同处置，其本人便再度悄然离开杭州，行踪难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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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夏日渐烈，福州城内已是溽热难当。
海风裹挟着咸腥气穿过府邸的庭廊，严可求走过游廊，在内室门外稍驻，向守候在外的侍从低声询问了几句，确知徐温暂无大碍，神智亦算清醒，这才略松了口气，整了整衣冠，轻轻推门而入。
待入内室，便见徐温斜倚在卧榻上，身上盖着一张薄毯，脸颊已深深凹陷下去，花白的头发有些散乱，昔日那双精光四射的老眼，此刻更是显得有些浑浊而无神了。
短短数月间，所谓惨败接连不提，徐温早已承受，甚至当初在鄱阳败退后，还前往武夷山感怀了一番，说此去必然会卷土重来，才可上报江南诸公，下对江南百姓云云。但其后丧子之痛、家族倾覆，种种打击不断，却是将其人瞬间压垮了，自武夷山一路过建阳、建安到这福州后，便就此大病了一场。
严可求趋步上前，恭敬行礼：“主公。”
徐温微微抬眼，将一旁给他喂药的侍女推开，道：“可求来了……坐。北边，又有什么新动静了？”
严可求本还想接过侍女手中的药碗给徐温喂药，但见徐温挥了挥手，遂在榻旁的马扎上坐下，沉吟片刻，开口道：“确有其事。金陵传来消息，萧砚颁下了一道《定行省疏》，决意废州道，设行省。天下将划为二十二省，中原十八，草原四。诸如……”
他将行省划分、四司分立、犬牙交错的格局择要简述了一番。
第545章 四海(1/2),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