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我哥，不知道为什么，这场劫难让我心里有一种想写小说的冲动，只是心静不下来，而且因为自己从来没写过小说，不知道如何下笔。
我哥听了我的想法，眼睛一亮，他兴奋地说：“小明，你有写小说的冲动，哥再高兴不过了，咱爸生前对我们的最大希望就是都成为作家，他是从骨子里不喜欢你从政的。你如果真想写小说，哥可以帮你，不过写小说可不简单，写小说不单单是凭经验讲故事，小说之所以被称为艺术，是因为虚构是小说最主要的叙事策略，什么是叙事策略？就是如何讲述一个故事，传统小说为什么陷入困境，就是因为单一的叙事模式让人厌倦，小说创造体现在三个方面：叙事模式不断革命，语言艺术不断提升，思想深度不断深入。但是在这个快餐化的时代，人们不愿意花时间进行叙事的探索，语言的冒险和思想的创新，无不用故事取悦于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故事正日渐取代小说的地位。你要真想写小说，一定记住哥的话，小说家的任务不是讲故事，而是通过讲故事表现人的本性，揭示人性当中最隐秘的东西，小说是对人进行的精神实验，小说家必须潜入人心裂开的无底深渊一探究竟。米兰.昆德拉说，小说是通过一些想象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思考，但是小说家如果没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很难将故事提升到存在的层面，也就是说很难将故事提升为小说。因此，优秀的小说家首先是思想家，当然他的思想一定是通过他的小说表现出来的，你要写小说，首先要有勇气‘抉心自食’。”
不自谦地说，我是一个浑身充满创新基因的人，读大学的时候，一直以为政府是改革创新的核心基地，如果我从政，一定会大展宏图的。然而，走进官场我才发现，自己以前的想法太幼稚了，浑身的创新基因恰恰是从政的大忌，我只好夹起尾巴等待时机，将自己伪装成“套中人”，即便如此也没逃过腐败牺牲品的命运。经我哥这么一点拨，我才发现，原来小说是天然的创新基地，怪不得我哥在文学天地里如鱼得水呢，敢情文学是个海阔凭鱼跃的大海。如果我像鱼一样奔向大海会不会很幸福？
想到这儿，我有些激动，我用请教的口气问：“哥，如果我写小说应该从哪儿入手？”
我哥沉思了一会儿说：“就从你的经历入手，这次彭国梁东窗事发，你的心灵经受了炼狱般的折磨，干嘛不把它写下来警示世人呢？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公务员笔记》。”
我一听小说的题目倍感兴奋，眼下正是从政大军千军万马勇闯独木桥的时候，每年毕业几百万大学生考公务员，比考大学竞争还残酷，如果我将自己的从政感悟写成小说，他们读了，对事业的理解一定会有新的启示。只是……我情不自禁地长叹了一声。
我哥见我高涨的情绪突然一落千丈，知道我有事瞒着他，以从未有过的严肃态度说：“小明，你是彭国梁的贴身秘书，虽然跟他时间不长，但也是朝夕相处啊，你双规解除后，一直心事重重的，你跟我说实话，你究竟干了什么亏心事，整天像被霜打的茄子似的？”
看着我哥焦急的神态，我无力再在他面前隐瞒下去，便一股脑地说了出来，而且从厨房水池子旁边的橱柜里取出了那个不干胶包，我哥得知实情后异常冷静，他端详着那个不干胶包沉思良久说：“小明，我理解你的心情，按理说你做的没什么错，但你忘了我国的法律并不实行‘容忍制’，即使是有血缘的亲人也是不容忍窝藏的，何况你只是个秘书，因此，这个包不能留在家里了，必须马上交给专案组。”
我老婆听说我背着她在家里藏了一个包，包里是彭国梁的脏钱，紧张得不知所措，她一直以为我在彭国梁一案中是干干净净的，没想到我竟在家里藏了这么大个“定时炸弹”，她脸色煞白地问：“哥，小明把包交出去会不会有事？”
我哥思忖了一会儿说：“这个包是彭国梁的，又是案发前领导交办给秘书的，主动交出去不会有事的，小明，这个包里到底有多少钱彭国梁没告诉你吗？”
我摇摇头说：“没有。”
我哥掂了掂包说：“小明，应该打开看看，这样交出去时，你心里也好有个应对。”
说完，我哥问我老婆家里有没有不干胶，我老婆说有，我哥就让我老婆找出来，我老婆翻了半天抽屉，找出一卷，我哥就试着将牛皮纸包上的不干胶一点一点地撕下来。牛皮纸包打开了，里面竟然有五打百元绿票子，全是美金，而且由于受潮，全都长了绿毛。
我老婆刚要伸手去拿，我哥当即制止了，他谨慎地说：“不能碰，弟妹，一碰上这上面的绿毛就掉了，一看这包就被人打开过。”
我目测了一下，估计是五万美金。很显然，案发前彭国梁做了最坏的打算，他知道我跟他时间不长，专案组不会太为难我，便将这笔钱放在了我手里，他相信我的人品，不会独吞了这笔钱，案子结了，我一定会把这笔钱还给他们家的，他儿子身体不好，看病花费一直很大，想到这里，我意气用事地说：“哥，这笔钱不到万不得已，我不能交出去，很显然，这是彭国梁留给他儿子的一笔钱，他那么信任我，我不能只考虑自己。”说着我毅然决然地将牛皮纸包用不干胶重新包了起来，然后又放回到厨房水池子旁的橱柜里。
我哥见我心意已决，叹了口气说：“小明，你的心情哥理解，但是一定不要死心眼，要见机行事啊！”
我哥语重心长的一句嘱咐，让我本能地想到卢梭的那句话：“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彭国梁就是我的宿命，命该如此，我是注定无法逃离的。卢梭是想通过忏悔逃离的，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通过他笔下的地下人质疑卢梭在他《忏悔录》里一定对自己撒了很多谎，甚至出于虚荣而有意撒谎，在我看来，谎言往往是真话，当一个人没有勇气直面真话的时候，只能通过谎言的形式说出来，因此谎言的反面就是真话。正因为如此，那个躲在地下室的病人才一针见血地说：“在每个人的回忆里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公开给所有的人而只能给朋友的。也有一些东西即使对朋友也不能公开，而只能对自己公开，而且也得是偷偷的。但最后还有一些甚至对自己也怕公开，而一些东西在每个正派人那里积累得又是相当多。情况甚至是这样的：他为人越正派，他那里就积累得越多。”很显然，我替彭国梁窝藏了一个包，一旦公开就与正派无关了，我现在每天的生活与躲在地下室里毫无区别，因此“地下人”的这段话倒出了我的全部心事，我每天的心境与他一样，好像哪里都是潮湿和腐朽的地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