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着忧郁的心情又苦熬了两个月，有一天晚上，我和我老婆在家附近的一个小面馆吃饭时，专案组刚刚还给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我一看屏幕上显示的号码竟然是朱大伟的手机，自从我出事以后，这小子一点动静也没有，这还是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我听欧贝贝说，朱大伟很可能接宋道明的班，给刘市长当秘书，该不会是如愿以偿之后向我显摆吧？我不冷不热地接听了电话，想不到朱大伟告诉我一个让我大吃一惊的消息，他说就在刚才，也就是一个小时之前，许智泰被专案组双规了，一起被双规的还有张佩芬和林永清，让我有个心理准备。我问他双规的原因是什么？他说是干扰办案。朱大伟的女朋友尚小琼就在专案组，谁的话我不信，我也得信朱大伟的话，看来大伟心里还装着我，可以说是在第一时间向我通报了这个消息。我谢过朱大伟后挂断手机，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恐惧一下子涌上心头，让我坐立不安的当然是那个被我老婆称作“定时炸弹”的包。
到目前为止，显然彭国梁还没有供出五万美金藏在我手里的事，但是这件事我也告诉了张佩芬，张佩芬进去后会不会说出来？这无疑是非常可能的。我该怎么办？交出去还是不交？我陷入巨大的精神痛苦之中，内心斗争非常剧烈。斗争的结果是“等”，看看张佩芬被双规后，案子发展的态势再说。彭国梁死扛了那么长时间，我认定以张佩芬的性格应该比彭国梁还能扛。
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张佩芬刚刚被双规一个星期，专案组就打电话让我第二天早晨去一趟，我当时正和我老婆在我妈家吃饭，接到电话后，我立即给我哥打电话，让他帮我分析一下，专案组找我会不会是因为那个包。
我哥急赤白脸地说：“是不是因为那个包，你都应该交出去了，你有必要跟这两口子一起赔进去吗？”
我支吾着说：“齐秀英号称铁娘子，张佩芬也是个钢女人，她应该比彭国梁还能扛，不可能刚刚双规一个星期就什么都说了。我还是明天去专案组探探虚实再说吧。”
我哥在电话里跟我吼道：“小明，你这叫执迷不悟，张佩芬一直妄想翻案，结果把自己作进去了，难道你想做第二个许智泰不成？”
我执拗地说：“我心里有数！”就把电话挂了。
我妈听我和我哥的谈话后，担心地直唠叨，我不想让我妈知道太多，便和我老婆打车回了家。回到家后，我把自己关在书房内想理一理跟上彭国梁后所经历的事，我坐在皮转椅上，双眼紧闭，一幕一幕像过电影似的，怎么想都觉得该核实的事都核实过了，再找我只能是那个包了，我潜藏在内心的恐惧感像海浪一样一阵一阵地往心头上涌，我想得最多的两个字是“责任”，我不仅要对彭国梁两口子负责，更有对我自己亲人的责任，想一想跟上彭国梁以后的日子，我老婆骂的最多的就是彭国梁对我不负责任，是啊，即使没有这个包，我的政治生命也因他对我不负责任而终止了，其实与一个连对自己都不负责任的人谈责任，简直是奢侈，彭国梁因对自己不负责任才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不能步他的后尘，成为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我终于明白了，眼下我应该对彭国梁负的责任就是把这个包交出去，把这个包交出去，对所有人的责任我都负起来了。想一想我老妈对我担心的眼神，想一想我老婆为我担惊受怕的表情，想一想我孩子因彭国梁一案在学校受到的歧视，想一想我哥对我振聋发聩的提醒，我有什么理由不对他们负责，而去为一个自作自受不对别人负任何责任的人牺牲掉自己，这的确太不值得了。彭国梁不是上帝，他也不可能是上帝，那么我凭什么要做约伯，相反，面对撒旦，我必须反击！还是博尔赫斯笔下的埃纳尔松说的对，“我的归宿在这里，不在世界的尽头。”
第二天，我提着装有不干胶包的手提兜走出楼道时，感觉太阳是新的，好像谁说过，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只有今天早晨的太阳焕然一新，既然太阳不再是昨天的太阳，那么我也不应该再是昨天的我，那么我是谁？或许只有停止思想的时候，我才知道，但是我的思想一刻也停不下来，不思想也要思考，我知道思考着的我不是我，梦中的我也不是我，我脑海中闪现的所有细节可能都是事实，而事实却是虚构和推理的出发点。不管怎么样，我出发了，我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省军区大院，我知道再从那个大院出来时，我就彻底解脱了。
我走进曾经双规过我的招待所，推开指定的房间的房门，想不到邓宏昌竟然亲自在等我，旁边还坐着两名专案组成员，我走进房间，不等邓宏昌开口就从手提包内拿出了那个不干胶包。
邓宏昌不解地问：“这是什么？”
我不慌不忙地陈述了基本事实，唯一不实之处就是我告诉他们我从未打开过这个包，不知道里面究竟有多少钱。邓宏昌听了我的陈述不露声色地让我打开包，我费了半天劲撕掉了包上里三层外三层的不干胶带，露出那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厚厚的牛皮纸，然后我缓缓打开纸包，里面顿时露出了长满绿毛的绿票子，我发现在阳光的辉映下，满屋子闪着绿光。
邓宏昌左右看了看两名专案组成员，冷哼了一声，然后淡然地笑道：“数数吧。”
我装出吃惊的样子，故作紧张地拿出一叠绿票子抖落上面的一层绿毛，然后十分认真地数了起来，不多不少，一叠刚好一万美金，我又连续数了其它四叠，然后重新将五叠钱按原样放好，惴惴不安地说：“刚好五万美元。”
邓宏昌猛然从沙发上站起来，来回踱了两圈，然后突然站住，用犀利的目光看了我一会儿说：“黄小明啊黄小明，不愧是硕士脑瓜儿，倒挺会掐时机的。你知不知道因为这五万美元险些毁了你自己？彭国梁交给你五万美元的事，张佩芬在笔记本上记的清清楚楚的，你以为张佩芬不知道里面的钱数，告诉你吧，让你保存这五万美元是人家两口子事先商量好的。幸亏你及时觉醒，否则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后果！好了，将事情经过写下来吧，年轻人，好好从彭国梁一案中吸取教训，希望这些教训会成为你今后人生道路上的一笔财富。”邓宏昌说完又转身面对两位同事，交待道：“剩下的事你们处理吧。”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离开了房间。
一名专案组成员给我拿了纸和笔，我沉思良久才开始动笔，不仅写了事情的经过，还写了为什么迟迟才交出来的心情，主要是强调受人之托，应该讲信誉，但得知彭国梁被异地关押后，特别是得知张佩芬也被双规后，才感到事态相当严重，这才想找机会交给组织，刚好专案组此时找我，我觉得是个机会，就毅然决然地交了出来。写完后，我看了两遍，觉得叙事合情合理，有情有义，便交给了专案组的人，两个人分别看了一遍，其中一个人递给我印泥，让我在签名处按了手印，在个别修改处也按了手印，然后对我说：“没事了，你可以走了。”我点头哈腰地跟两名专案组成员握了手，如释重负地走出了房间。
第62章 秘密调查(1/2),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