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46章斯堪的纳维亚的权力迷局
瑞典的国会议会大楼，位于斯德哥尔摩市区的圣灵岛上。如今，这座哥特式尖顶建筑，外墙爬满斑驳的苔藓，见证着瑞典两个世纪以来跌宕起伏的权力之争。
在其厚重的橡木大门后，贵族议员们正围坐在长桌旁激烈辩论，他们的争吵声混着貂皮披风的摩擦声，与远处波罗的海传来的潮涌声交织，共同奏响这个古老王国政治博弈的序曲。
瑞典的贵族议会制，如同一部错综复杂的古老机器，其运转逻辑独特而诡异。为防止君主专-制的出现，瑞典贵族们长期遵循着一项特殊传统，那就是邀请拥有血缘关系的外国人担任国王。
这种做法在欧洲政治史上并非独树一帜，波罗的海南岸的波兰，最喜欢玩弄这一套“自残式”的贵族民-主制度。
然而，当波兰这个曾经在东欧称雄、以“平独镇露”为豪的大国，在18世纪未惨遭俄、普、奥瓜分的惨剧发生后，瑞典贵族院终于意识到潜在的危机。
经过一系列的激烈争论与妥协，他们决定保留王位世袭制，但同时从立法、行政、司法等各个维度，对王权进行近乎严苛的限制。
1772年颁布的瑞典宪法，成为这种矛盾妥协的产物。
条文表面上庄严宣告“国王统治王国”，赋予君主至高无上的名义地位；可话锋一转，又规定国王指派的参政院（内阁）“仅有咨询权而无治理国家的职权”。
这种自相矛盾的表述，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引发了无穷后患。古斯塔夫三世在位期间，这位颇具政治手腕的君主，敏锐地抓住宪法漏洞，在参政院的支持下，如同一只狡黠的狐狸，不断地在暗处侵蚀贵族院的权力。
尽管如此，国家的核心权力，尤其是至关重要的司法权和征税权，依旧牢牢掌握在贵族院与国王手中，二者如同两匹倔强的烈马，在权力的草原上相互角力。
深入探究瑞典议会的构成，会发现“贵族院”这一称呼实则并不准确。
1600年的法律明确规定，瑞典（四级）议会由贵族、教士、市民和农民，这四个特殊利益组织组成。
从理论上讲，这是一个多元的政治架构，代表着不同阶层的利益。但在现实中，贵族凭借其庞大的土地财富、深厚的家族底蕴，以及盘根错节的政治关系，牢牢把持着议会的主导权。
他们占据着议会中超过半数的席位，在关键议题的讨论与决策中，贵族议员们的声音如同洪钟般响亮，而其他阶层的代表，往往只能在角落里发出微弱的抗议。
18世纪的瑞典政坛，礼帽派、便帽派和宫廷派三足鼎立，彼此间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权力博弈，宛如一场永不停歇的击鼓传花游戏。
礼帽派作为瑞典古老贵族的代表，成员多是传承数百年的大贵族家族。他们身着华丽的三角帽和精致的丝绸长袍，在议会大厅的雕花座椅上正襟危坐。这些贵族的庄园遍布瑞典中部和南部，掌控着铁矿、林业、航运等核心产业，是国家经济的支柱。
与所有既得利益者一样，他们对任何形式的变革都抱有深深的恐惧与抵触，如同守旧的老学究般固执。
当法国大革-命的消息传来，礼帽派领袖曾经在贵族院会议上拍案而起，愤怒地宣称：“那些所谓的人-权宣言，不过是颠覆秩序的毒药！我们决不能让这种危险的思想蔓延到瑞典！”
基于上述言论，曾作为法国最坚定盟友的瑞典，于1791年6月，正式加入了反法同盟。直到3年前，法瑞两国才缔结了一份和平协定，宣告两国邦交正常化。
便帽派，虽自称是普通瑞典平民与农民的代言人，但实际上其成员大多出身于渴望跻身权力中心的中小贵族，以及富有的新兴工商业主。他们头戴简洁的圆顶帽，经常聚集在斯德哥尔摩的咖啡馆和酒馆中，热烈讨论着启蒙思想和政治变革。
1789年巴士底狱陷落的消息传来时，便帽派中的激进分子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甚至在市政厅广场组织庆祝集-会，高呼“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
在他们眼中，法国大革-命是新时代的曙光，是打破贵族垄断、实现政治公平的希望。但他们的诉求背后，也隐藏着对自身利益的考量：渴望通过政治改革，为蒸蒸日上的纺织业、造船业争取更多政策支持和发展空间。
宫廷派则是依附于王权的特殊政治集团，其成员鱼龙混杂，既有宫廷贵族，也有在党派斗争中失势后转投王室的贵族。比如说，法国断头王后的情人，费森伯爵及其家族的经历颇具代表性。
在礼帽派与便帽派激烈争夺贵族议会主动权的过程中，费森家族不幸落败。为了保住家族的地位和利益，他们果断选择投靠古斯塔夫三世，成为宫廷派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家族城堡，一时间成为宫廷派密谋策划的据点。
宫廷派深谙权力游戏的规则，善于利用党派之间的矛盾，为国王出谋划策，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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