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的宝钞也是沿用阿合马的元代钞法而来，不过到目前跟当年的元代纸钞一样，最后通货膨胀，纸币宝钞贬值。而章子俊当前推行的是铜币银元制，真金白银的币值，却对应着另一种“宝钞”代银券,两者相互相成，可以兑换，最好笑的是，代银券可以兑换铜币及银元，反过来却不能，这是为了有效地保护代银券，不让代银券贬值，还有就是凡是紧俏的商品，标出的价格首先是代银券的币值。而不是铜板和银钱，只因许多的东西只能用代银券能买到。这就是造 反天罡。
所以说察院左都御史戴珊大骂平安伯就是前朝的阿合马，还真不是什么拉扯。“陛下啊，看看吧，平安伯比之阿合马更甚，政无纪纲，遗黎殆尽。”
谢迁道：“只因前朝践阼，思大有为于三下，黔首喁喁，正延颈归命之时，乃用贪狠匹夫，钻膏剔髓，以剿民命，迨穷奸稔恶，始婴显戮，而苍生之祸已烈矣。司马迁之言，岂不信欤！”
吏部左侍郎富殷道：“现如今在西北一侧，却有似黄巢占据般，勾连域外，我朝危矣。”
此时内阁大学士李东阳自山东阙里祀孔毕刚返回京师，就接到内阁召会，却听李东阳道：“陛下，今南京路治中。适东方大蝗，徐、邳尤甚，责捕至急。捕蝗虑其伤稼也，今蝗虽盛，而谷已熟，不如令早刈之，庶力小而有得。还有沿途目见耳闻的情况现上书，一边上书一边说道：“自四月以来，经过天津一带，适遇大旱，夏麦枯死。秋田未种，客船稀少，纤夫身夫完衣，百姓面有菜色，极目四望，令人寒心。临清、安平（山东阳谷东）等处盗贼纵横，夺人劫财者处处都是。传闻青州（山东益）劫夺更甚，贼盗百十成群，白昼公然出行，出没无忌，官府捕之不尽。又闻南来人言，淮扬诸府，或掘食死人，或贱卖亲人，流移抢掠，各自逃生。东南为国家财赋所出之地，一年饥荒，竟已至此程度。而北方素贫，没有储蓄，若今年再次歉收，恐无救处之法。国家承平富庶已有一百余年，一时之荒，已不堪处，若有不测，又将何以处之？言及于斯，可以痛哭。只有经过此地，始知民生怨苦之状，郡县凋敝，十倍于前，访问百姓官吏，都说粮草税课，岁有常额，而冗食太多，国用无经，差役频繁，科派重叠，年无虚月。内府钱粮，交纳没完没了，京城修造，前后无停之日，做工军士，累力赔钱，每遇班操，宁死不赴。势家巨室，田连州县，征科过度，请乞无厌。亲王之国，供亿之费，每至二三十万，修斋挂袍，开山取矿，作无益以害有益。贪官酷吏，肆虐为奸，民国困穷，嗟怨不已。另有游闲之徒，号称皇亲，附搭盐船，于各处起盖店房，网罗商税。织造内官，纵使群小，拷打闸河官吏，赶捉买卖居民，如此之类，不胜枚举。今日生民贫困之深，国用匮乏已极，唯有节用度，广储蓄，节一分则有一分之益，积一分则有一分之利。伏望立行，以解弊端。”
每到关键时候李东阳总是插科打诨般地把话题岔开，可是刘大夏，谢迁，戴珊，刘健这些老狐狸却明白，李东阳是用蝗虫灾害，民生在总结西部平安伯要管理整个西北，很不容易。
刘大夏道：“京师官军在卫者苦于钱，在营者困于私役，以致多有逃亡者。江南军士多因漕运破家，江北军士多以京操失业。竭军民之力以运粮储，而滥食者不知，尽生民之财以买战马，而私用者罔顾。刘大夏表示自己不能为朝廷分忧，不能为军民除害，要求引咎致仕。”
歪楼了，歪楼了啊，吏部左侍郎富殷战前一步连忙说道：“这一次鞑靼兵大举扰边，可让保国公朱晖大将军，可充总兵官，右都御史史琳提督军务，太监苗逵监军，可前往御之。”
最后商讨后朱祐樘下旨总制府秦纮，因为秦纮总制着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军务，在陕西之开城县（宁夏固原南）为固原州，设总制府衙门，这不，这一次正好让其试探一下平安伯的动向及对待朝廷的态度，是反了还是不听调或是不问不闻只是旁观着想做渔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