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人组的火枪队，连续瞎打了六轮，也就是一个弹匣后，百米外的尘土没有消散，反而越发浓密起来，最要命的是尘土已经弥漫到了五十米开外，还是看不清前方，而枪声却慢慢地稀疏起来，被称为弘治一式新式步枪，因为是后装弹，虽然比火绳枪，燧火枪方便了不少，无论精准度，稳定性，射击的远度和杀伤力都要强上百倍，只因用的还是黑火药为主，射完一次装弹匣后需要用捅条清理枪管一次，在清理时还要把枪栓拆下来才行。所以现在大家全躬着腰埋头捅枪管中，看的韦宝强在一边跳脚，手脚麻利的陆续继续开火输出，手脚慢的有些忘了把捅条拿出来就开枪，结果把捅条打出去了，有的满地找枪栓，火力一下子更加稀疏起来。
鞑靼的勇猛不是吹的，在尘灰中第一批转过弯道的倒下后，后续人马不停地往前涌，逼迫着刚转过弯道夹在中间的人马往前冲，起先经过一轮密集的火枪后，死伤了十几人，后续的在能见度只有五六米开外也看不清前方，还是在往前冲，在这紧要关头，突然枪声稀疏起来，刚转过弯道口的鞑靼骑兵也明白要尽快冲出这一段路，才能把马速提起来，所以不管愿不愿意，不定地被后面涌来的人马往前涌。
京城，新任兵部尚书刘大夏，手握边关大同总兵，延绥总兵，山西总兵一日三惊的边关告急，这种三总兵一日内同时告急，大明以来还是头一次，刘大夏一刻不敢耽搁，一份报抄内阁，一份报抄内廷请求皇帝马上召集庭前会议。朱佑樘召集文华殿议政，先有内阁李东阳、刘健、谢迁三巨头，被召庭前，随后吏部尚书马文升、兵部尚书刘大夏、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等人一并召见商讨这一次鞑靼举兵南侵的对策。
大同总兵报称这一次跟以往不同，鞑靼五万兵马绕过大同边墙直下清水河入寇偏关，保德一线，而不是从宣府直下至蔚县。这才有了延绥总兵六百里报警，说是鞑靼二万兵马南下河曲。最后山西总兵的急报中称鞑靼三万铁骑进攻朔州，虽然朔州归大同辖制，可距山西宁武关隘特别近.三地总兵所报的急报都不一样，特别是对鞑靼的南下兵力都有不同，如果把三地所述鞑靼兵力相加，刚好是十万铁骑。
目前朝廷的几位大佬疑惑的是达延汗毫无症状地出动十万兵马南下，到底是为了什么？上一年好好地在跟平安伯做买卖吗？相互开放了边市？修筑了许多马道车道，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虽然全是平安伯私自达成，可是朝廷也没有反对，随后还在达拉特至包克图修建了铁路道，一直在修建延伸中，说是要直通霍及图（白云鄂博），刚过了一个冬季及舒适的倒春寒，眼看着夏季来临，却又犯边了，不会是平安伯沟通达延汗一起犯边吧？
可以说朝廷最怕的就是平安伯跟达延汗勾结在一起，这种抛开朝廷，私自结交外域贼寇，要是放在永乐年间时期，那个章子俊早就被朝廷拉起砍头几百回了。
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大骂平安伯就是前朝的阿合马，就是元朝时期利用权势，在各地强占民田，同时挟权经商，获取四方之利，在家中设置总库。还仗势欺人，欺男霸女，拥有妻妾400余人，荒淫到了极点。私通拥兵，在河南钧州、徐州等州私自炼铁，熬煮私盐，越境到处贩卖。
要说这位阿合马还真有点跟当前的平安伯虽然搭不上边，却也有许多相像的地方，比如当年的阿合马比较重视矿冶生产，什么炼铁啊炼盐啊，炼各种矿物及采石碳（煤）很是热衷，并成立专门管理机构，负责各地矿产采冶事宜。
还有推行“经理”制度，”也叫“钩考”，是一种财政审计手段。由朝廷派员到各地清算钱谷等项，以防止豪强隐瞒和官吏贪侵。
还有实行官俸制度，忽必烈初期，朝廷的各级官吏没有俸禄，这等于公开地让他们去勒索百姓，贪污中饱。这严重影响了元代正常的统治秩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位阿合马就弄出一个制度出来，正式规定了京、府、州、县、司官吏的俸禄和职田。至元七年又规定了军官的俸禄。之后，虽然曾有暂时停俸禄和减官俸的事，但是官俸制度，作为一项重要制度从此确定了下来。这个跟当前平安伯的俸银制差不多，只不过是用在为平安伯做事的各种人员上。
最后就是发行纸币，元代钞法是世界上最早的纯纸币流通制度，在世界币制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至元元年（1263年），阿合马在各路设平准库，钞一万二千锭，作为钞本。并且买卖金银，以维持物价平衡和保证纸币的信用。初期钞法施行十分严密，并且盐、茶等税收都用纸钞，保证了纸钞雄厚的物质基础。然而，由于连年用兵、费用浩繁，纸钞不断增发，从至元十七年（1280年）以后，开始通货膨胀，纸币贬值，物价飞涨。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忽必烈不得不召开中书省臣、集贤大学士会议，讨论钞法问题。但是，朝廷财政用度巨大，不能量入为出，因而这一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直到最后元代灭亡。
第四百四十四章 遭遇战（二）(1/2),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