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峨边，我哥哥的大学同学是知青办主任，建议我在城郊小学代课，但我选择了往凉山的深处走。
到达甘洛的那天，晚上走在通往县城的公路上，在上坡的地方格外接近但望见黑黝黝的山伸入较汉区狭窄的星空，我不知道我今后在山里插队的日子将会是怎样！
首先是住羊圈。
一排羊圈，腾出一个，就是我的家。深夜里巴掌大的土墙裂缝那边传来羊们老年人咳嗽一样的声音。
其次是缺水。
寨子里居然缺水！在汉区时听农民说“高山有高水”，我在汉区，也是山上，到处水汪汪，几乎家家有井，生产队东头，人们鄙夷不屑称为“癞子沱”的一个大水凼，就是一条流水潺潺的小溪之源，日夜冒水。到了这高山，怎么不灵了呢？
记得好像全寨子只有一个冒水口！
不能与奴隶、半奴隶争水，要等他们都舀完水后才能去舀。有一次从远处深山收工回来，等彝族同胞们吃完饭，我打开政治夜校的门，点上马灯，让彝胞们尽情唱歌跳舞唱样板戏，在他们尽兴之后熄灯、关门——那时思想好，从不把队里的马灯提回家。筋疲力尽回到家，提了水桶到取水口，见还有彝胞在排队，就回家睡觉了。第二天一早眼看出工的人群就要出发，而我的水桶里已经没有水了，仓促间就从污水坑舀水来煮面。
烧柴没问题。
砍一棵树，借来劈柴刀劈成柴块，码在灶头上方，只用了一天，却烧了一年，还剩下许多，送给借刀给我的生产队长。
粮食，有一回接不上。
不是因为没钱没粮票，家里父母兄姐都慷慨供给我，是农忙没下山买。收工回来的途中想起，粮站肯定已经关门，就沿途采集路边蘑菇，原则是不鲜艳——据说鲜艳的就有毒——回到家煮一锅当饭吃。
没有厕所。
因此没有肥料。羊粪是公家的。无论出工背了多少粪到生产队地里，不能背一点到自己的自留地。只好四处搜集最脏的稀泥—（因为想必含有肥料）在自留地种辣椒——那地方好像种不出别的什么菜，彝族的菜蔬，除了辣椒，就是土豆，而土豆又是粮食。
最最痛苦是语言不通。
每天出工，除了扛着劳动工具，还背着图书箱，别人休息我发图书，但我一句话都听不懂，彝胞也无法向我表达。在一天的劳动中哪怕并排薅包谷，哪怕联手铡玉米秆沤肥，哪怕和妇女们到坝子里插秧（彝族男人不插秧），哪怕结伴而行往山上的土地背粪，没有一句语言的交流，心里实在难受，只好时时抬起头来，仰望天空。
就是推荐我读书的会上，我也不知道发言的彝胞对我这一年的表现，作了怎样的评价。
深夜里突然想起枪毙的事，就会后背发凉，心脏悸动。只好看书。借着床边那倒扣的用来背粪的背篼上搁着的一盏小油灯，看书看到深夜，仍然无法排遣心中毒蛇一样缠着的恐惧！直到有一天，终于爬起来烧掉了所有的文稿。
衣、食、住都差。衣是穿破衣打赤脚，不是没有钱，为的挣表现——发图书管理夜校也是挣表现。唯独行很奢侈，那里山下就是成昆铁路，队里派我到**魁炸药库背炸药（用于改田改土），走完笔直往下的约五百米山路，就乘坐火车，下车步行到距车站很远的地方，，就到炸药库。
回来已是满身危险品，只不过按炸药库人员好心嘱咐，炸药和那什么管不放在一起——一个背在背上，一个揣在裤兜里。
当时不怕，现在也不后怕，因为实在没有发生什么。
表现那么好，因为出身不好，只好读了个中师。
读中师时最恐怖，晚上难以入眠，一开大会就看后面是否有两员壮汉埋伏——当时的公式是，埋伏在人群里的两员壮汉一听台上大喝一声“把现行反革命分子xxx押上台来”，就突然跳起，老鹰捉小鸡一般一左一右反拧着犯人双臂，飞步押上台去！
我是一个好学生，我家是书香门第，那野蛮的阵仗多么叫人丢丑！
这样在恐惧中生产劳动一年，在恐惧中读书一年，到运动结束的1976年，才终于如释重负！
时间已经过去七百多个日日夜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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