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一个念头像冰冷的毒蛇一样缠住了我的心：“我要被枪毙了！”
当时我已劳动四年，由知青抽调代课，由于主管教育的吴吉义书记下队检查工作，看到我的备课本，非常赏识，并召来全公社中小学教师听我的课，已经转正为正式民办教师。
但青年人是永不知道珍惜与感恩的，刚刚从繁重的劳动解脱出来，就开始大量舞文弄墨——过去也零星写一点——并且信口开河没有忌讳。
文稿在知青朋友中传来传去，终于搞丢了一篇足以判我枪毙的反动散文诗——《棺材国》！说是有人要把国家弄成一口黑暗的棺材，棺材上只留下女皇的皇冠。
那天到县城买书。那时没有公交车，二十里路照例步行，返回前到北街餐馆吃面，发现一个同校不同年级的女同学在那里当服务员，她一见我，竟脱口而出：“天啊，怎么变成这样？脸都变形了！”语气非常吃惊。
想当年我是学霸，学校里谁都认识我。
回到家急忙拿镜子一照，果然五官不似昔日，满脸黑气！可见我每天每日害怕到了什么程度！“枪毙”，这野蛮血腥的字眼，过去从来不曾出现在我这出身书香之家者温和宁静的心间！
我于是慌了，去找当天陪我去县城的那个朋友，让我一生都感到意外的是，他不但不安慰解劝，反而添油加醋，对我百般恐吓，他绘声绘色地说道：枪毙现行反革命不是那么简单，我亲眼看见枪毙几个：五花大绑，插斩标，鱼钩锁舌头——鱼钩有倒须，你休想呼反动口号，越动穿得越紧！枪毙之前，要游街示众…..“
他说得几乎陶醉，我却已冷汗满身！我知道他说的是当时枪毙现行反革命的仪式，我尤其恐惧游街示众，我惧怕万人围观的孤独，我怕丢丑！
我最怕的，是惊吓到本已被斗得筋疲力尽的父母。
父母都在劳动改造，白天扛木料、搬砖、从头学习挑大粪、喂鱼、喂牛、种庄稼，晚上站在凳子、桌子上挨斗争，父在五七干校，母在学校建筑工地——他们只不过是解放前的校长、教师而已。
文弱书生的他们几乎一生挨斗，受尽劳苦与欺凌，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到整风反右到到1963和1966开始的两场大运动，他们的校长职务在50年代初早早被剥夺，全不管他们都是内行，全不管他们对开辟地方教育贡献巨大，到十年浩劫连讲台也不让上，让他们干苦力！
我知道他们有多高尚，我知道他们的修养有多深厚！他们在我还不识字的时候就给我朗读那些高尚的作品！
我怎么忍心在他们眼皮底下被枪毙！
我决心逃走，到别的地方去被枪毙！
我住在一家农户新修的转合水瓦房的西边那间，还没有装板壁，用旧晒垫围了一圈，上面一米高左右没有封顶，四面透风，晚上常有星月相伴，头上的山坡，正对着脑袋的位置，是一座坟和一棵好吃的李子树，在床上都能看见。
房东的小儿子读中学，突然放着新房间不住，在我隔壁也没有装板壁有石磨和风车那间紧贴着我这间的转角处，在我头顶上用新木板搭了一个铺，还点上一盏小油灯，每天从木梯爬上爬下，不厌其烦。
如果忽略高度，我和他每天晚上仅隔着一米左右的距离，我睡觉的每一个动作他都看得一清二楚。
这又发生在我文稿丢失后，他和我又没多少内容可以交谈，每晚几句话。
我决定到凉山去。
我将家中那有葡萄图案的果绿色塑料布铺在地下，把被盖、火钳、菜刀、菜板、衣服和一大包文稿一股脑放上去，捆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包裹。
那个放文稿的绿色大邮包是真正邮差背的那种，我父亲在50年代初被悍然剥夺校长职务后，还被调出他首任校长的师范校，让他到教师进修校担任专职面授教师，整年风里雨里烈日下在全县的大小道路上行走——那时全县无公交车——去给区乡教师面授，那个大邮包里大概装的是教材、讲义和学生的作业以及父亲的随身生活用品吧？另外，他手拿一把油纸伞，他在进修校的住处是大门旁边门房的住处。我不知道对于一个“解放前”的校长和遐迩闻名的优秀教师的刻骨仇恨从何而来！
现在这个父亲背了整整十多年的邮包装着我的文稿被打在包裹里就要随我进凉山。
那个庞大的包裹在我记忆中像一个房屋！
怎样把这包裹扛出山村来到国道顺着国道几十里路走回家我已没有印象，因为那不比出一天工更吃力。坐车到乐山后，下了车，扛着这房屋一样的包裹从这个车站走到另一个车站却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让我终生难忘！仿佛扛着一个房屋在乐山市的大街上行走，路人投来惊奇的目光，但我并不害羞——知青从来不知道该为什么害羞，只知道全社会该为我们的青春害羞。
又坐了一阵车，到沙湾下车，从车顶掀下还是扛下那自己放上去的大包裹，怎样从汽车站到火车站我已经毫无印象，只记得到行李房办了托运。
火车到峨边已是夜晚。我跌跌撞撞从火车站往县城走，途中迷路，遇见房屋一样的一堆又一堆木材，我不知何时才能走出这**阵，只知向着有灯光的地方走。
150.毒蛇缠心七百日(1/2),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