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银花
因为我做新闻监督出了名，所以就常有人来找我，来者不拘，我觉着这记者干得才过瘾。这不又一个金银花的案子找上了我，于是又进入了战斗。
一
曝光，是的。
我看着，瞪大了眼睛地看着，那个满脸长满了胡须，长发过耳，少说半年没有洗过澡的脏不拉几的王军，看着那个表情像小偷，随时都怕被公安逮住，贼溜溜的眼睛不住地往门外张望的王军，看着那个讲话讲的满嘴冒白沫，两个嘴角挂着白沫的王军。我问他，你讲的这些都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我作为记者一定要给他曝光。
王军跪下了，那样的两腿一曲，双膝同时下弯，狠狠地不加任何保护地朝我跪下了。他喊着，那样带着哭腔的，尤如豫剧唱腔的道白那样地喊着“救救俺媳妇吧，她冤枉呀。”喊过了，那样豫剧道白带着哭腔的喊过之后，他将那颗长发过耳满脸胡须的头朝地上磕去，一下，两下，三下，第一下磕起来我看到他额头上鼓起一个像乒乓球样大的包，第二下磕起来我看到那乒乓球样大的包磕破了流出了鲜红的血，第三下磕起来我看到那鲜红的血顺着他的脸他的鼻子往下淌，顿时间他成了画脸老包。我迅速地扑下去像空中的苍鹰铺散着翅膀俯冲下去抱住了他，把他抱在怀里，紧紧地抱着他我连声呼喊着“兄弟”对他讲“我答应，我答应你。”
王军，那个满脸是血满嘴白沫走投无路的王军听了我的话“呜呜”地大哭起来，那哭声捶胸顿足般的粗壮嘹亮，多久的积压在心里的冤屈一渲而出。
我掀起雪白的衬衣的衣角扯掉了钮扣脱下一只袖子用雪白的衬衣捂住了他的头他的脸和他嚎啕大哭的嘴，我动情地喊着“兄弟”。
报社医务室的大夫跑来为他包扎，把他包扎成了像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场上受伤的战士。面对着用白纱布包扎起来完全变了模样的王军，我再一次地问他你所讲的情况属实吗？他向我骂誓说，如果有一句假话，天打五雷轰，让我不得好死，让汽车轧死，让狗咬死，断子绝孙。
我作为党报记者，一个资深记者职业性的判断，我的条理清楚逻辑不乱理智性的判断，告诉我，他没有骗我，是真的，肯定是真的。不然的话，他编也编不这么圆，瞎话说也说不这么像。何必呢?他闲着没事了？吃饱撑的？跟自己过不去？放着好日子不过？放着他那工商局的科长的工作不干，到处瞎捣弄个什么？
关键的是我怎么办，我这个党报的记者怎么办？怎么办？曝光？曝光是闹着玩吗？你说了算还是谁说了算？曝光首先要判断这个事该不该曝光够不够曝光条件，还要判断曝光能不能解决问题能不能起到作用？那个肖可然，那个一头的好脸一脸的好头的肖可然总编辑批准不批准采访？批准不批准出发？批准不批准写稿？批准不批准发稿？是发《内参》还是公开见报？是上一版重要版面还是上一般版面？是重点稿还是一般稿？还是干脆枪毙？
去也不让去采访，一切趴死也不是不可能，这个一脸的好头一头的好脸的总编辑肖可然可是个大头，是个“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你有雨伞，俺有大头”的大头。他那大头里有的是鬼点子，有的是权术，有的是办法，有的是两面三刀。可他还应该说是个懂新闻业务的总编辑，是个好抓新闻监督，好弄出点响声来的总编辑。他常把“第四种权力”的说法挂在嘴上，每到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就那么的自豪，那么的尊严，那么的不可一世，也那么的可亲可爱。每到说这话的时候，他那一脸的好头上的胡须便像每一根都直立起来，他那一脸的好头上的秃子便越加的明亮。
他从晚报来到党报的农村版，晚报是走市场的报，是面对普通市民的报，晚报之所以火靠的是问题性的报道和新闻监督性的报道，他雄心勃勃要改变党报农村版，他提出“党报性质，晚报风格”，晚报风格是个什么样的风格？我们这些资深的老记明白，那就是这儿着火了那儿被盗了，刮风把电线杆刮倒了，厕所改作弹棉花了，老板欠农民工工资了，农民工为讨薪要跳楼了，奶粉喂出大头娃了，火锅里吃出蝇子了等等。党报严格的讲只有省委机关的《a报》我们农村版之所以也叫党报是因为是《a报》农村版，a报是大版的报我们农村版是小版的报，在社内简称为大a报和小a报，可二者绝非一语同论，人家大a报那叫个牛，我们农村版就难受的慌，向上比不上大a报的牛，向下比不上晚报的火，夹在中间上不去下不来，肖可然来了就雄心勃勃的要上靠大a报下连晚报，要搞得牛起来也要火起来。
接手了王军的上访而被列入案子的案子我忐忑的像个地方，如果说新闻监督是第四种权力的话，这第四种权力行使起来可不是闹着玩的，王军这个案子面对的可不是一般的人一般的单位而是公安，那个刚提出“依法治国”的年代，当时不怎么讲理的公安好打人的公安，在我心中达小就害怕的公安，那个也是四种权力中的第三种司法权力的公安，就等于第四种权力和第三种权力的交锋，一旦出个差错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呀。要说不害怕是假的，谁愿意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碰不好就碰的头破血流，轻者疗疗伤，重者就可能断送了性命。做了20多年记者的我不是心里没数的那种出生不怕虎的牛犊，不是没有蛋坠着就上天的二猫蛋子。
我犹豫了，想对王军说，这案子我办不了，你另找高明吧。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就觉着有一记耳光打在我的脸上，于是脸上火辣辣的发烧，我低下了头，用牙咬住了嘴唇。心里在说，咱这算个什么东西？什么王八孙子记者，什么党的喉舌？什么铁肩担道义为民鼓与呼？狗屁。我敢说，每个有点良心的记者在这个时候都会有这样复杂的心情，都会有这样的思想斗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写个表扬稿，当个和平记者，吃香的，喝辣的，收个红包，吃个提成，收个礼品，好多记者在这个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都会的，在这个真假记者难分，好人坏人难分的年代，我当如何？最后还是把王军的打印材料收下了，收下了，告诉他回去我好好思考一下，向总编辑汇报汇报，我会尽力而为的，会的，会对得住我的良心的。
王军又一次跪下去，我抱住了他，没等他把带伤的头再一次磕在地上。
二
她，一个36岁的女人，一个卖傻子瓜籽而起家的女人，在七彩食品城陷入严重亏损，不得不向外承包时，她一枝独秀的成了承包者。承包了七彩食品城的整个经营，半年下来，这个会经营善管理有着头脑和魄力的女人楞把七彩食品城盘活了，不仅是营利了，而且是大大的营利了，人们说她赚大了。
作为发包者的原七彩食品城的法人，那个也是女人的女人眼红了，变卦了，她单方撕毁合同，要收回七彩食品城的承包经营权。这个女人可不同于那个女人，这个往外承包七彩食品城的女人有着市长情妇的背景，虽然只是人们口头上的舆论，是不是市长的情妇，谁也拿不出证据，可总是无风不起浪的被人们议论着。她想重新夺回七彩食品城就动用她的那个被称其为情妇的特权，在几经谈判而谈不妥的情况下，在那个女人就是不认她这个女人的这怀酒钱的情况下，她，发包的她，动用了公安，让公安抓了那个承包的她。
肖可然，那个满脸的头上透出一层细汗，他不去擦拭，让那细汗升发出袅袅的热气，那袅袅的热气不打旋地向上升腾。他吸着烟，吸着肯定也是别人送的中华香烟，一口一口不住地吸，一棵接一棵地吸，他所吸的烟升发的烟与那头上升发的热气汇合起来，不注意还认为是在那儿用没晒干的柴草点炉子呢。他那满头的脸上茂盛的圈嘴胡已经花白了，黑的多，白的少，像黑色的土壤上落下了一层雪花儿，那高度的一圈一圈圆圈的近视镜后面的那又小眼睛，不停的迅速的眨巴，眨巴的频繁劲儿不亚于虚连了电源的手电泡儿。
肖大头，这个肖大头，是在思考，面对着我，听着我的汇报他在思考。思考这事的份量，思考这事的尺寸，思考这事应该怎么办。曝光不是说曝就曝的，不是说办就办的，这要懂政治，要懂经济，也要懂政策，懂法律，懂人情事故。为什么要政治家办报？不是政治家办不了报，不仅不让你办，就是让你办不是政治家也办不了。我们国家的新闻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我们的新闻自由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自由。曝光，曝得好是曝光，曝不好是麻烦，弄不好就是灾难。肖可然只是听我汇报，很认真地听我汇报。
我继续汇报着，公安局抓她时她正在大街上给两岁的孩子喂奶。王军，那个脏不拉几的王军说，干警从她怀中夺过孩子丢在地上就把人抓走了。
听到这话，肖可然拘挛了一下，欠了欠屁股，问了句“什么？你说什么？”，我重复着“干警夺过孩子丢在地上把人抓走了”。
肖可然重重地点点头继续让我说。
我说，那王军说抓起来之后没办拘留等有关手续，也没通知家属，既没关进派出所，也没关进公安局，而是关在卫生局的招待所里，完全是非法拘禁，相当于绑架。
肖可然点着头，又一次点上烟，大口大口的吸。问“王军还说什么了？”。
王军还说搜查了他们家，把贵重的东西都搜走了，连个一寸的纸条也没打，任何手续没有。王军还说，还说，她妻子在卫生局招待所关押时和一个男嫌疑犯关在一起，她被男嫌疑犯强奸了。
肖可然一下子拍案而起，把烟头使劲按死在桌子上，几近狂吼地喊道“查，曝光，不查不曝光就不是人养的，把事情查准查实，查他个水落石出，我就不信在共产党的天下能让这些违法乱纪的人胡作非为。”
狂吼过后他又问我“还有什么情况？”。
我说，公安抓她是以挪用资金罪抓的，是按刑事案办的案，已经羁押了五百多天，判也不判，放也不放，严重的超期羁押。本月23号开庭审理，肖总你决定我们是否对此关注？
肖可然挠了挠他那一头的好脸说“这事不查能行吗？不查能对得住良心吗？能对得住党报吗？查，查实了，能曝光的曝光。林老，拜托了，你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不过一定要稳妥，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能打虎不成反被虎咬，这方面你是有教训的，比瞎子害眼厉害的多。”
那个年代，那个刚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那个刚提出依法治国的年代，那个以法治国的理念还没有形成的年代，不能说中国的司法怎么怎么着，起码是还不怎么怎么着，回首那时的情境真的有些让人不寒而栗。
“这方面你是有教训的”肖可然的这句话揭痛了我的伤疤。
可以说没有肖可然从晚报到党报农村版当总编辑就没有我的复出，不是吗？我已经被停止记者工作两年了，被那个看不惯我，对我抱有成见的，因为我是上一届总编的红人而她是上一届总编的“敌人”的女总编，官报私仇停止我的记者工作两年了。
上一届总编汪锋在出发临邑的路上出车祸死了。那是替我死的，那次活动是我打的前站，本来是我带着记者去的，临出发时汪锋却让我留下他取而代之，结果车离开报社一个小时就发生了车祸，那车祸好惨，一车五个人死了三个伤了两个。那天是11月11日，小雨大雾，能见度不足五十米，汪锋的小车与正面驶来的东风货车迎头相撞。汪锋走了，原是副总编的她在她那曾当过副省长的父亲相助之下当上了总编，她当上总编后把凡是跟汪锋要好的同志一码地进行程度不同的治理，在这个好搞派性斗争，好以人划线充满了官场气息的，官本位思想严重的，党报环境里充分地表现着她的能力。当然整人总是有诱头的有理由的，出身于官吏家庭“文革”时期“工农兵”大学生的她，别看新闻业务上不咋的，可在整人上确有一套吃人不吐骨头的能力。整我的诱头是，我受她和记者部主任的派遣，去凉山调查三个修铁路的农民为什么散伙的问题，采写了《凉山三好汉散伙内幕》稿子，得到她的审稿后发表出来，因为其文中写到主要散伙原因是其中一人吃回扣问题造成的，因为我拿到了那个吃回扣人的借款借条，不曾想那人看后告我报道失实，说他是借款而不是吃回扣，我与他据理力辩，不是吃回扣为什么不还借款，被借款人一口咬定是回扣，那个人因为理亏而不再与我纠缠。可这个女总编辑却拿这个事当成事，既不说我有什么错误也不说犯了哪条纪律，硬让我从记者岗位下来到办公室干分发报纸，发放稿费，打扫卫生的通联工作的杂活，一干就是两年，换届时施行竞争上岗，肖可然从晚报副总编辑副处级岗位上竞争上a报农村版正处级的总编，肖可然一上台便遇上了这个曝光的活儿，于是便将我重新利用起来。
第39章 鼓与呼 第8篇 金银花 1(1/2),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