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蒙阳红
据我的经验，基层的许多问题最终闹成官司乃至事件，往往与基层官员对某问题的基本认识有关，因为他们会出于某一认识而强硬执行，或视而不见乃至推诿扯皮，最终导致事态不断扩大，甚至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种情况，在著名作家刘震云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中有着深刻的体现。
1.他们来抓我了
那天晚上11点多钟，我正准备睡觉，手机响了。
“徐老师，他们来抓我了，你要想法救我呀。”紧接着，手机里传来“哐哐”的敲门声，伴随着呼叫声：“李祥福开门，再不开门我们就不客气了！”然后，手机就没声音了。
是谁去抓李祥福？肯定是公安呀。公安为啥要抓李祥福呢？肯定是他犯法了。可是，他犯的什么法呢？我一整个晚上都反复地想。
第二天一早，我打电话给《大众日报·内参》编辑贾春国，贾春国说：“他妻子给我打电话来了，说今天上午就赶到济南，让咱们想办法救李祥福。”
“她说清楚是具体为什么事吗？”我问。
“还不是原来那些事吗，他把县里得罪了，县里能放过他？等他妻子来了听听情况再说吧。”贾春国说。
这事闹到这一步和我不能说没关系，我心里感到愧疚。这还得听我从头说起。
李祥福出生在沂蒙山区的一个农民家庭，初中毕业后就和农业打起交道，而且自学了不少农业科技知识，曾就读中央农业广播学校果树专业，成为当地有名的土专家，被县委、县政府评为“科技致富能手”，并创立“向阳红”石榴品牌。
提起向阳红石榴的由来，还有段小故事。那是1984年中秋节前的一天，一位农业专家无意中发现朋友自家种的石榴不错，便告诉了早有深交的李祥福。李祥福凭着多年的农技经验，感觉到这是一个有发展前景的品种。于是，他引种了五棵石榴树，第二年就结果了，而且果大色艳、粒大肉厚、汁多味甜，还不裂果。李祥福这个沂蒙汉子，随后对该品种潜心观察与栽培研究，直至其性状基本稳定，即十年后的1993年，一个石榴优良品种诞生了。
1994年，该县石榴研究开发中心正式成立，李祥福出任中心主任，随即建立起育苗培育基地，并与当地林业生物育种中心开展技术合作，以及与村队合作发展示范基地，还聘请省果树研究所专家、教授做中心技术顾问。第二年，他又与省果树研究所科技咨询服务中心达成技术合作协议，联合创办了山东省果树研究所向阳红石榴发展中心。这一切，都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等有关部门领导和省果树研究所专家教授的支持。李祥福也从中看到了更大的希望。
发展才是硬道理，而发展也从来不会有坦途。在品种培育与推广期间，李祥福曾遭遇了令人闹心的“三变心”：第一变，是合作示范基地的果农变了心。到收获季节，由于品种优良，措施得当，全国各地参观者络绎不绝，便有果农开始高价出售果品、低价倒卖假苗，甚至否认李祥福与他们签订的示范基地合作合同，当地侵权“向阳红”商标或更换名称的就有十余家。第二变，是单位个别员工变了心。他们另立门户并利用“向阳红”的牌子搞起假苗生意，给真“向阳红”的声誉造成了极坏影响。第三变，搞品种品牌宣传推广的人变了心。他们不做主体宣传，在利益驱动下搞片面报道，助长了侵权势力的发展蔓延。这些都给了向阳红石榴开发造成极大威胁，公司也因此遭受很大的经济损失。
李祥福并没有退却，他靠高科技、高质量、严要求，又重新赢得了信誉和客户，并先后获得省级多个奖项，直至2002年被国家林业局评为全国种苗质量信得过苗圃。
2003年，国务院三峡库区经济建设暨对口支援工作会议举行，共签署50个支援合作项目，山东省占据4个，其中惟一的农业项目是由山东向阳红公司承担，包括无偿提供50万株向阳红石榴优质种苗及先进的栽培技术，并在三峡库区建立起5000亩的示范基地。这不仅展现出李祥福的企业家气魄，也体现出沂蒙老区爱国精神的传承。
我和李祥福相识，是源于那篇我和李昌平受温铁军指派合作采写的农村财务调查稿件，刊发后引起很大的反响，大众日报农村版便开展了一项“李昌平对话村官”的活动，参加者有乡官、村官、农民、企业家等，其中李祥福是自愿报名前来的。在会上，他争先与李昌平对话，涉及农村经济的方方面面，包括农产品的维权问题。
会议结束后，李祥福又找到我交流。本来我就对其发展历程产生了兴趣，随后就作为选题向主编汇报。接下来，我赴实地采访了3天，不仅拜访了向阳红的“原始主人”刘秀海，还访问了该县石榴研究中心、种植基地，以及当地果农和前来采购树苗、果品的客户。最终，写成标题为《李祥福和他的向阳红石榴》的长篇通讯。
在我看来，李祥福的经历堪称是当地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典型事例之一，因此，他就成为我长期关注的采访对象。
2.法院开庭
在与李祥福的交往交流中，他时常会把一些想法告知我，比如探讨怎么和农民处理好技术推广与维权的关系，以及如何与村、乡搞联合经营等问题。在那一阶段，我们互相联系挺多的。
有一天，李祥福打来电话说：“徐老师，我和一家侵权公司打官司了，后天就要开庭审理，我想请你过来，一是旁听审理，二是能否给搞个报道，为我们伸张正义。”我说：“这事我得请示一下领导。你听我的回信。”
在农村，长久以来在农业技术上侵权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是因为农业技术一般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一看就会，一听就明白，侵权很简单，维权却很难。就是因为这一问题具有普遍性，如果抓到一个典型事例，那应该是具有一定新闻性的。
随后，我请示了总编，总编给我做了两点指示：一是对于我们的采访对象，越是熟悉越要冷静，不能感情用事；二是要深入采访，不能偏听偏信。
审判庭的大门在9点才开，而且进入审判庭也不像别的地方那么严，既不看证件，也不问来处，自管进就是了。李祥福已经坐到原告席，可法官和被告却不见踪影。直到10点，被告仍未现身，法庭只好宣布休庭改日再审。
在向庭外走时，我寻机向一名法官询问：“被告不出庭咋办？”
他回答：“这事很正常，他不来也许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我问：“如果是无故不到呢？”
他回答：“如果屡传不到的话，我们可以进行缺席审理，他既然放弃了申辩权，就不能怪法院了。”
既然法院没正式开庭，相关的新闻报道就暂时不能写不了。我想，既然来了，干嘛不进行相关采访呢？只有记者不愿做的新闻，而没有不能做的新闻。比如，“向阳红”被侵权是真的吗？有哪些具体的侵权行为？再往深里想，侵权者为啥要侵权？是用哪些办法侵权的？被侵权者为啥不防止侵权？被侵权后应该如何应对？等等。
随后，我向李祥福索取了起诉状和律师的辩词，又问了一些相关情况，然后独自直奔李祥福的所在县，先在县委招待所住下，然后电话向县宣传部报到。很快，县宣传部长就带着分管副部长及新闻科长来了，在了解我的来意后，便打电话请来分管农业的副县长。
事实上，他们对向阳红石榴侵权案都非常清楚。按照他们的说法，县里不是不管，而是不好管，因为这事牵扯的人太多，面太广。虽然大家都清楚向阳红商标是属于李祥福，可这个商标又是全县许多农民致富的抓手，俗话讲法不责众。
最后，那位分管农业的副县长说：“总不能把全县所有种石榴的都给管住吧？再说了，都管住了，农民们怎么脱贫致富呢？我们曾不止一次给李祥福做工作，让他别那么较真，要为全县人民的致富做出点牺牲。可他不听话，还说侵权行为会给向阳红石榴带来灭顶之灾。他既然不配合县里的工作，咱也没办法，他愿意打官司就打吧。”
听话听音，显然这位副县长对李祥福有一定的意见。当然，他是出于全县现实发展的角度考虑的，乍听起来，也有一定道理。因为针对李祥福一事而言，确实存在法不责众的问题，也确实涉及“是要一个人富，还是要全县人民共同致富”的问题。对此，任何基层官员都会头痛的。
我则主动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比如，保护向阳红石榴的合法权益不仅是法律问题，也是经营问题；不要认为侵权是发家致富的办法，要辩证地看，只有保护了合法权益，全县统一打出这个品牌才是全面走向大市场的好办法；如果不加强品牌管理，市场乱了就会陷入全面的被动。
据我的经验，基层的许多问题最终闹成官司乃至事件，往往与基层官员对某问题的基本认识有关，因为他们会出于某一认识而强硬执行，或视而不见乃至推诿扯皮，最终导致事态不断扩大，甚至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种情况，在著名作家刘震云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中有着深刻的体现。而在基层实践工作中，作为一名负责任的记者，除了以旁观者的态度进行监督报道外，有时也会“被迫”以法律政策宣讲人或调停人的身份出现，结果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搞得皆大欢喜。因为记者作为“局外人”介入进来，各方一般会心平气和地听下去，只要矛盾没有激化到一定程度，不想真的相互顶牛顶到两败俱伤，各就会因为都得到了“面子”而罢手，进而坐下来协商解决办法。再说了，任何国家的法律都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以强制力的形式出面维护所谓的“正义”，但无论宣判结果如何，均会造成社会资源的一定损失。因此，我针对李祥福一事的具体情况，出于要把问题解决在行政层面的目的，说出了以上的个人看法。
然而，那位副县长虽然同意我的说法，但仍强调：“地方工作很复杂，向阳红这个品牌虽说是李祥福搞起来的，可并不是没有全县人民的贡献，我们既要处理好维权问题，更要处理好全县人民发展的大局，不能为了一个李祥福就不让全县人民经营向阳红石榴了。”
既然如此，我就提出想围绕“向阳红品牌维权引发的思考”写一篇稿子，因此要进一步调查采访。那位副县长与在场的县宣传部领导交换意见后，表示同意，不过一再强调希望我从正面思考，千万别帮倒忙。我随即趁热打铁提出：“既然要做正面的思考，那最好是请县里的领导陪着我一起来做了。”
那位副县长马上表态：“好，好，我们一起，一是请你这大记者给我们做做正面宣传，二是借助你的影响力共同协调因维权造成的矛盾，包括给侵权方做做工作，也让李祥福跟着，让他们见见面，沟沟通。”
3.调查采访
在分管农业副县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和有关人员的陪同下，我开始了调查采访，从一个乡镇到一个乡镇，从一个山沟到一个山沟，从一家经营公司到一家经营公司。最后，我们来到李祥福投诉的那家公司。据李祥福称，这个公司从1999年开始假冒向阳红品牌大量销售石榴苗，至今给向阳红公司造成了20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
该公司的老板热情地迎接我们，只见他留着平头，一身绿军装，笔挺的身躯，说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在来之前，我已经了解到，他是一名军转干部，在部队时是副团级，转业后曾任县委科委副主任兼县扶贫办主任，而且他与李祥福本是好朋友，并曾为向阳红石榴立下汗马功劳。按那位副县长的话说：“没有他就没有李祥福和向阳红石榴。当时，李祥福只是个爱搞科技的农民，是他发现了李祥福并帮其搞科研、搞栽培、搞基地。在县里成立科研所后，他是所长，李祥福是技术员。后来注册公司，因为他是公务员，不允许经商，才让李祥福出任公司董事长。几年前，他办理了内退，便成立自己的石榴培育公司。一开始，他和李祥福合作的挺好，据说李祥福当时同意他使用向阳红品牌。再说了，这个向阳红当初也是他主持创立并申办商标的。没想到，两人居然闹到了法庭。”
那人一见到李祥福也跟来了，当下就对他吼起来：“你真是个小人，把我告到法庭去了，告我侵权，要求我赔偿，你小子真不是个东西，我侵你的权？你侵谁的权！这向阳红本来就是我的，虽然是你发明的，可没有我她能成长起来吗？是，不错，我是用向阳红的商标了，不过她也是咱们县的共同财富，怎么成了你个人的呢？就算是向阳红石榴公司改制了，改到你的名下了，可你不能把商标一起改制呀。你告就是了，我不应诉，也不出庭，就是法院判了我也不执行，看你小子能把我怎么着？”
李祥福也有些火了，不过一口一个老领导地喊着，说：“向阳红商标本身就是我们公司的。你要有法律意识，你这样做不仅对我们公司不好，也有损于向阳红石榴，有损于咱们县。即便是共同用这个商标，也应该经过法律认定。不管你以前对我怎么好，也不管你以前帮了我多少，这都和向阳红商标没关，都不应该成为你侵权的理由。如今是法治社会，这个状我是告定了！”
“你告就是了，我就不执行！”那人又吼道。
这时，那位副县长发话了，先是对李祥福说：“你不能少说两句，当着人家记者的面非得把家丑外扬呀？如果你觉着眼里还有我这个县长，你就别吵了，有事彼此商量不行吗？我不支持你上法庭打官司。不要再吵了！”然后，冲着另一方说，“他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吗？吵吵什么，有话好好说不行吗？你呢，用人家商标就应该履行个手续。既然矛盾出了，不得已上了法庭，打了官司，那就得服从法院的判决。这事不要吵了，下来再说，别当着记者的面瞎吵吵。”
最终，这事弄了个不欢而散。
第38章 鼓与呼 第七篇 蒙阳红(1/2),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