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与呼第三篇
崔启明
做完村民选举的新闻监督后不久，一个叫崔启明的人慕名找来，他是一个民选村官，
上任即遭通报批评和莫名其妙的拘留；想法拿到的公章又被他人拿走；为村账移交打了一场轰动全国官司；垫沙河兴办市场不能如愿；被镇政府宣布免职，最后被开除党籍、逮捕入狱。这就是我要讲的一个民选村官的三年履任经历，以及所引发的山东省乃至全国首例到法院起诉的“村委会和村账移交案”。
1.
这人叫崔启明，是山东省xx县xx镇张家村人，应该说这是个农村的能人，他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在科技种田上很有一套，发明了一种地瓜新繁育法，经营起一家地瓜繁育公司和一个相关联的农场。他不仅积累起一定的资本，而且热心村里的公益事业，并积极参与村民自治事宜，颇得村民们的拥戴，再加上他的家族在村里也有一定威望，于是，在1999年5月的村民直选中，以最多票当选为村委会主任。
在正式上任后，他把有关村民自治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媒体报道复印下来，在村里到处张贴，到处宣传。据说，他在上任第一个月内，几乎天天组织开会，包括村委会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小组长会议，以及妇女会议、老人会议、学生会议等，当然还常到镇里、县里参加会议。除此之外，他就挨门挨户走访村民，还表示要把张家村管理好、建设好，为村民多办实事。
一个月后，县委党校举办村委会主任培训班，本来第一批名单上没有他，他硬是找到县委党校争取了名额。在培训班上，他除了听课外，还主动与其他参加培训的村主任进行交流，为了探讨村民自治的一些实际问题，他将自已的学习体会《论坚持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以及《村民自治团结协作倡议书》分发给大家，以便深入交流。
这件事不知怎么被县民政局的一位领导发现了，随即找到崔启明，很严肃地告诉他：“这是违犯组织纪律的行为，是不允许的，你要立即停止这种行为，而且把发出去的材料一份不少地收回来。”崔启明就跟那领导理论：“这是我的学习心得体会，与同期学员交流，咋个违犯组织纪律了？况且，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有言论自由的。”那位领导辩论不过他，就用不容分辩的口气说：“你必须收回来，不然，后果自负。”崔启明没有听这位领导的招呼，也没有去回收他散发出去的材料。
第三天，突然来了两名公安民警，把崔启明叫到党校办公室，一脸严肃地告诉他：“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们列个你发材料的名单，我们替你收。”
于是，他散发的材料被强行收缴，随后还受到镇党委的通报批评。在通报批评中有这样字句：“崔启明目无组织纪律，私自印发非法宣传材料，不听组织劝告，造成极坏影响。为严肃组织纪律，镇党委研究决定对其进行通报批评。”
该通报批评是以镇党委、政府的红头文件形式下发全镇，张家村收到的数量最多，不仅党员、村委会成员、各组组长等人手一份，还被张帖到村里的街上。同时，村支书不仅在全体党员大会上，还召开村民大会进行了宣读。
一时间，崔启明成了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村民远远地看见他就躲开了；他想找村委会成员聊聊，对方也不跟他聊；他安排工作没人听，也没人去做；他多次到县、镇反映情况，不仅没人认真听取他的汇报，甚至没人接待他，即便是下跪拦车都没用。于是，他在同年12月赶往北京，他自称不是上访，而是到国家民政部咨询有关法律政策问题。
不曾想，他从北京回来村刚进家门，派出所的民警就到了。他问：“你们来做啥？”民警说：“干啥？抓你。”他问：“为啥抓我？”民警说：“我们也不清楚，镇里让抓我们就抓，具体为啥你问镇里就知道了。”接着，就给他戴手铐。他说：“能不能不给我戴手铐？这让村里人看见，我以后咋再当这个村长呀？”民警不依，戴上手铐就带他走出家门，并不走近路，而是穿街过巷，走了前街走后街，闹得满街都是看热闹的人，用崔启明的话说就是等于在游街示众。
在这个过程中，他就让妻子给报社打来电话。在通话中，他妻子简单给我说了有关情况，还说她也给国家民政部打了电话，对方明确告诉她会马上派人来调查交涉。
不久，国家民政部所属《中国社会报》的记者李明就赶到了，我们会合后直奔张家村。李明是个30多岁的青年，个头不高，留着小平头，一双大眼睛。见面第一句话就对我说：“这也有点太胡闹了吧，毕竟是民选村主任，怎么说抓就抓呢？”
2.
我们抵达张家村，一路打听到在村南头的崔启明家，这是一处典型的农家小院，一圈土打的院墙，一个砖砌柱子的门，院里种着几畦青菜，三间红砖红瓦的北屋，另有两间东屋。
院里、屋里聚集了不少人，我们一进门就被团团围拢。原来，他们正在商量如何“营救”崔启明。别看农村人平时老实巴交的，不过如果遇到恼人的事，有时也会犯冲动，其中一个青年说：“既然记者来了，正好给我们做个证、撑撑腰，咱们就冲进派出所，不信他不放人。”我赶紧提高嗓门对在场的人说：“这可使不得，千万使不得，千万不能激化矛盾，要冷静，我和李明同志来不是支持大家闹事的，如果你们要闹事，这事我们就不管了。”听到我这样说，大家七嘴八舌地埋怨那个青年，又异口同声地要求我们帮着讨公道。
随后，我们被大家拥着进了那两间东屋，四壁都是书橱，书橱里有各种书籍，这里原来是崔启明为村民办的图书室。落座后，那个青年说：“启明哥探讨村民自治之路有什么错？有什么罪？他要搞民主管理，要搞民主理财，要带领大家发家致富有什么错？有什么罪？”一呼百应，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讲崔启明的事情，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让派出所放人。最后，我说：“请大家相信，我们会尽最大努力的。你们千万不要做出过激行为，我们先去派出所了解一下情况，再给大家回信。”
我和李明来到镇派出所，那位所长挺客气，也挺为难，一再解释抓崔启明不是他能当家的事，是镇里领导下令让抓的，他知道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但没办法不听镇领导的。随后，他当着我们的面给镇党委书记打去电话：“书记呀，我这儿来了两名记者，一个是《中国社会报》的，一个是《大众日报》的，他们来了解崔启明的情况。我啥都没说，你看咋办？好，你马上到。”
很快，镇党委书记就来到派出所。一见面，他就一脸严肃地问：“你们到这儿采访得到我们县委宣传部的批准吗？如果宣传部不来电话，我们不予接待，当然也不予配合。再者，对于正处于法律程序中的案子，我们是不接受记者采访的。”
我先做了自我介绍，又介绍了李明的身份，然后说：“你看，人家国家级媒体的记者来了，我们作为本省的媒体不能不配合。至于没有去县委宣传部也是有所想法的，首先我们要先做个初步的采访调查，其次呢，我们也是想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如果先到县委宣传部报到，就等于把你们镇的问题直接报告给了县里。而据我们的初步了解，崔启明到国家民政部是进行法律咨询，并不是越级上访告状，也没有无理取闹扰乱公共秩序。至于他在党校培训班内散发学习体会，也应该是符合组织原则的吧？”只见那位镇书记的脸色当下浓重起来，眼神中则透出了紧张，我接着又说，“当然，这只是我们的初步采访调查，所以此次来派出所就是想深入了解一下，除了我们掌握的情况外，你们拘留崔启明还有其他的什么原因吗？”
镇书记连忙否认：“那可不是拘留，只是给他办学习班。”
我笑笑说：“在派出所里办一个人的学习班？这可好说不好听啊。你也知道，现在法制越来越健全，如果较起真来，从小里说，你们这是非法限制他人自由；从大里说，崔启明因此不能行使村民自治的有关权利，那么，你们这样做就有可能是在破坏村委会选举制度了。当然，这些都是我们的个人理解，不论对与不对的，咱们也算是在交流看法，对不对？”
镇书记听了我这不软不硬的话，马上说：“对，对。我们吧，在基层不得不搞一些土政策土办法。就说这个崔启明吧，他当选村主任后总想出风头，总想闹点破坏安定团结的动静。话说回来，我们做的也是有些过头了，有错就改，马上改！”随即，他对派出所所长说，“你去把崔启明请过来，我当面给他赔理道歉。”
不一会儿，崔启明就被领过来，镇书记迎上前爽快地说：“老崔呀，都是我欠考虑，让你吃苦了，我向你道歉，对不起了。你回去后呀，好好工作，把村里的工作抓起来。好，你先回去吧。”
崔启明冲着我和李明深深地鞠了一躬，一句话没说转身走了。
镇书记又对我和李明提出两点要求：“一这个事千万不能报道，二这个事不能让县里和省里知道。不然的话，出了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
既然事情已经看似圆满地解决了，我和李明就答应了镇书记的要求。他要留我们吃饭，被我们婉拒了。然后，我们到张家村与崔启明见了个面就离开了。
回来后，我和李明确实没有发表稿件，但我写了言论，标题是《请尊重点民选村官》，其中没有点地名，也没点人名，只是把有关事情的道理论说了一番。
然而，崔启明一事并没有彻底结束，甚至引发出一件引起轰动全省的官司。
3.
当时，镇书记曾让崔启明回去把村里的工作抓起来。可是，因为他相继被上级通报批评和被派出所“拘留”，上一届村委会借此根本不配合他的工作，也不移交村务工作，崔启明就成了无公章、无账本、无办公地点的“三无”空头村官。
“三无”村官崔启明却不放弃，有人说他是死皮懒脸，有人说他是官迷心窍，他都不在意，他执着地进行着自己民选村官的工作，不住地寻找机会行使自己应该行使的权力。
张家村有一块因煤矿挖煤造成的塌陷地，该煤矿要对村里进行损失补偿，在签定正式协议之前，煤矿方通知崔启明要加盖村公章并由村主任签字。于是，崔启明找到上届村委会的会计要公章，但会计以种种理由不给他。他就说：“论理讲，你应该把公章交给我这个村主任，既然你不交，我也不怨你，因为这是上一届村委会的事，等正式交接工作时再说吧。不过，可不能因为不交公章而不要煤矿的损失补偿了。要不这样吧，麻烦你拿着公章跟我去一趟吧。”
会计听了这些话就跟他一起去了。到盖章时，崔启明转念一想：公章早就应该移交的，否则我以后怎么进行工作，何不趁机把公章收到手里？于是，他对会计说：“我是村主任，章得由我来盖，盖完了再给你。”会计只得把公章交到他手里。等协议签字盖章完了，他把公章往自己口袋里一装，对会计讲，“对不起了，这是村委会的公章，我是村委会主任，就应该由我来掌管。你是上一届村会计，所以你的职责实际上已经停止，等本届村会计确定以后再说。”任凭村会计怎么索要公章，崔启明就是不给他。
手里有了公章后，崔启明在村里就能开展部分工作了。他明白，按照村民自治法规定，这公章不能由村主任自己拿在手里。为了妥善保管好公章，崔启明随即组织村民代表协商并投票选举出一名村文书管理公章，并明确规定，不经村委会主任同意和签字，大事不经村民表决，不得随意动用公章。
可是，这个文书拿到公章后，却干了几件令人大跌眼镜的事：第一回，因为他家的儿媳妇怀孕了，属于第三胎，按计划生育规定是不允许申报准生证的，可他私自给自己的儿媳妇盖了申请出生证的公章；第二回，村里的一个人在外面做生意，需要让村里出个证明去申请贷款，结果他收了人家两瓶酒一条烟后，就出了证明盖了公章；第三回，是一个曾有过劣迹的青年想应聘一个单位的保安，结果他收了人家一篮子鸡蛋，就出政审证明并盖了公章。
崔启明发现这些情况后气得不行，找到村文书理论，可他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说：“你崔启明凭啥管我呢？公章是村里的，又不是你个人的，你能从别人手里抢过来，我就能当家给别人盖章。”崔启明让他交出公章来，他则坚决不交，两个人为此闹翻了脸，最终村文书躲到外地不见面了。这样一来，崔启明又成了没有公章的空头村主任。
发生以上公章的情况后，崔启明曾给我打电话讲过原委，还问：“这事该咋办呢？”我对他的回答是，第一你不应该用欺骗的办法从人家手里抢公章，而应该和原村委会进行正式交接，如果遇到困难，应该通过正常渠道获得镇党委政府的支持，毕竟你是民选村官，公章早晚会到你这届村委会手里，你不应该着急办错事；第二你不应该再搞个文书管公章，既然公章已经拿到手了，就应该给镇里和村支部说明白，让上级给你做主，商量公章的管理问题。
最后的解决办法是，他搞了个废止公章的声明，并到公安局备案，再重新刻一枚新公章。
然而，这个崔启明确实不是个省油的灯，一波未平，他又掀起一波。2001年1月1日，山东省《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办法细则正式实施，其中第十一条规定，新老班子不交接的可以到法院起诉处理。看到这个规定，崔启明便急不可耐了。确实也不好再耐了，他自从被选上村委会主任后，一直就被凉在那儿，老村委不交接，村党支部又不支持，这让有些个性的崔启明早就耐不住了。于是，他在1月6日就手持那份文件到县法院去起诉了。
这可是一个非同凡响的举动，我在第一时间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就向总编汇报：“我敢肯定这种事件在山东省是首个，在全国很可能也是首个，应该是一个惊动全国的大新闻。而且，对于法院而言，受不受理？怎么个受理法？确实也是个新课题。也就是说，村民直选中的相关具体问题，将在这个官司中得到不可回避的法律解释。”总编听了汇报后，当即派记者部主任张洪海和我一起配合报道，并要求：“至少要搞一个本省的一等新闻奖出来。”
不出我的所料，由于这是山东省首例村委会和村账移交案，进而引起国内众多媒体的关注。在2月14日开庭审理时，出了本省媒体，《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南方周未》等重量级媒体也到现场采访。
4.与其他媒体合作
一般情况下，外地媒体会寻求本地同行的协助，我到外地采访也是如此。因为我对这个案子比较了解，所以暂时成为各路媒体争抢的香饽饽，包括《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社会报》、《中国改革》的记者。在此，我先说一下与《南方周未》记者翟明磊合作的事。
我本人对《南方周未》非常看重，也对翟明磊这个记者也非常看重，他很有思想，也很精明。因此，我答应和他密切协作，一起采访，分别在自己供职的媒体属名。也就是说，在本报内我和张洪海合作，对外我和翟明磊协作。我记得，我和翟明磊曾在夜里“潜入”张家村采访村民，他怕被狗咬，所以手里总是提着棍子；在采访即将结束时，当地官员曾到我和翟明磊住宿的山东省第七监狱招待所，以“招待”为由，把我们堵在房间内，最终我们只得来了个金蝉脱壳才离开当地。
后来，翟明磊发表了标题为《“村务交接”案透视》的新闻报道，摘选如下：
2001年2月14日9时，天气非常寒冷，法庭不时传来人们跺脚的声音。民选村官崔xx的声音有些紧张：“我是村民选出来的，我要对村民负责。我请求法庭依法裁决，将原村委前任会计王xx保管的本村账目会计资料、户籍土地资料交付给我，以完成交接。”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务交接应在新班子上任后一个月内完成，但新村主任崔xx上任已经1年多了，账务还是要不到手上。这在本地区并不算稀奇——镇里60％的自治村都在交接问题上卡了壳，稀奇的是，崔xx告上了法庭。
第37章 鼓与呼 第六篇 崔启明(1/2),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