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鼓与呼 第四篇 账目清 民心顺(1/2)
一个乡17个村被查出重大问题，9名村支书被判刑或取保候审。“孟大胆”搞“清村账”，创新出“村会计职业化、村财务法人审、村支部和群众实施监督”的新机制。
第一章清村账顺民心
1.
我是《大众日报·农村版》的记者，本人也是纯农村人出身，虽然工作在省会城市济南，不过，因为工作的性质以及根在农村，所以一直与农村人和基层干部有密切接触，有些新闻线索就是平常唠嗑唠出来的。
“农村工作有三大难，那就是——财务账、土地事、选村官。其中，最关键的是财务账。”我的三弟徐秋林时任乡党委书记，是从农村基层一步步干起来的，几乎所有涉及基层工作的“脏活累活”都干过，因此只要一见面，就愿意向我诉诉苦，“上级部门布置工作就跟吃炒豆似的干脆利落，可到了下边，到了乡村干部这里就不是下文件那么简单了，许多具体情况需要考虑、需要解决，解决不好的话，就会受夹板气。你听说过这样的比喻吧？‘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针，所有的线都往基层这一根针的针鼻里纫，不管纫不纫得上，都得纫’。其他的工作还好说，只是‘财务账、土地事、选村官’这三大难，就像火山口一样，基层干部坐在上面，不一定什么时候爆发，那就不是纫线的问题，而是要认命了。”
事实上，在2006年国内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前，这种“上级文件—基层工作—群众意愿”之间的矛盾体现得尤为突出，并以“三提五统”为直接矛盾点。这里所说的“三提五统”，是指村级三项提留和五项乡统筹。其中，“村提留”是指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按规定从农民生产收入中提取的用于村一级维持或扩大再生产、兴办公益事业和日常管理开支费用的总称，包括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乡统筹费”是指乡（镇）合作经济组织依法向所属单位（包括乡镇、村办企业、联户企业）和农户收取的，用于乡村两级办学（即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民办公助事业的款项。
如今，随着农业税的被取消，“三提五统”等已经成为历史词汇。不过，其涉及的相关本质问题却以其他的形式延续下来，比如徐秋林说的那个“三大难”，即财务账、土地事、选村官。为了把历史脉络理清，进而找到事物的本质根源，最终彻底解决长期困扰农村基层干部的种种问题，就让我们从取消农业税之前的本世纪初说起，那时也是我所在农村地区出现矛盾点最多或者说最激烈的时段。本章重点记述的是“财务账”，后文还有相关“土地事”“选村官”的章节。事实上，“土地事”“选村官”中出现的问题多与“财务账”有关。
数千年来，中国农民已经认为上缴“皇粮国税”是天经地义的事，因此，绝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农民对“三提五统”等是认同的，也是同意缴纳的。当然，想办法拖延或抵制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不过真正出现激烈对抗的地方，往往是源于村“两委”班子懒、散、贪，以及村财务管理混乱等因素。一旦村民由此拖延或抵制，那么“缴纳”就会变成“收缴”，乃至强行收缴。
强行收缴的步骤一般是：由县乡派出工作组进村，帮助村“两委”做工作；抓典型，强行将其带到乡里办“学习班”；由乡主要领导带队，强行入户收缴，有时甚至会动用公安干警。如此一来，这类农村地区的干群关系必然受挫，乃至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为此，我认识的一名乡党委书记就曾被打了闷棍。
那次，这名乡党委书记带队进村收缴“三提五统”后，回到乡政府办公室。需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农村基层干部出身于农村，是农民的儿女，这名乡党委书记也不例外，虽然干工作时雷厉风行，不过闲下来也会对自己的某些行为感到愧疚，因此独自喝了几口闷酒就在办公室睡下了。到半夜，从后窗跳进几个蒙面人，用被子把他捂起来，接着是一顿暴打，造成多处骨折，至今没有破案。
聊到这件事后，三弟徐秋林接着给我讲起那名被打乡党委书记的继任者孟永波。这个乡叫刘庄乡，历来问题多多，自从那名乡党委书记被打后，更是没人愿意来接任，孟永波却自告奋勇、主动请缨，仅仅这一举动便被人家起了绰号——孟大胆。在随后的工作中，他更是用行动把这个绰号坐实了。
孟大胆一上任，便直接去捅“蚂蜂窝”——清理村账。而且是刘庄乡32个村，一个村一个村地挨着清，重点村由他亲自坐阵，工作的基本内容和步骤是：村里的账要和村民清；村民的账要和村里清；村里的账要和乡里清；乡里的账要和村里清。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他居然请来司法部门的专业财务人员进村查账，只要查出问题便就地立案，最终有数十名村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其中采取法律措施的包括：3人被逮捕，6人被取保候审等。
三弟徐秋林本身就是乡党委书记，工作能力也没的说，平时被他佩服的人很少，可谈起孟大胆，连他自己都说那是个真爷们儿。转而，他又对我说：“大哥，你们真该报道一下孟大胆，若树起这个典型，我敢说，不仅基层干部服气，而且群众也肯定欢迎。我可提醒一下您啊，当着那里的老百姓可不要说孟大胆的坏话，不然连十来岁的小孩子就敢跟您较真。”
我当面连连称是，不过，心里不以为然，我干了这么多年记者了，什么阵仗没见过，好话要说，坏话照样要说，只有实话实说地说，采访才能越接近真相，稿件才能越有长久的生命力。
2.
刘庄乡隶属聊城地区的临清市，当我在乡政府大门下车时，一眼就看到一个宽额头、大脸盘、大鼻子、大嘴的汉子，加上那个大秃头，活脱脱的就是鲁智深在世啊。这不是孟会计的儿子吗？他怎么在这里？那还是在文革期间，他父亲当时是市委招待所的会计，曾和我一起被抽调到“学大寨工作团”团部，他有时会来看父亲，所以彼此算是老熟人了。难道他就是那个孟大胆——孟永波？
“大哥，原来是你！”那人快步迎上前，张开大手一把抓住我的双臂，亮开大嗓门说，“徐秋林只给我说要来一个记者，没说是你，这个徐秋林，差点儿让我怠慢了大哥。”随即，拥着我进了他的办公室，“这就是我的上任挨揍的办公室，我一来就搬进这里了，有人劝我到别的办公室，哈哈哈，我就不信这个邪！对了，大哥，咱们事先说好喽，你来这里吃饭喝酒我个人全包，采访这件事呢，对不住了，我从不接受记者采访。”
一听这话，我以“嘿嘿”两声应对，不肯定，也不否定。我知道，像孟大胆这样的性情中人，既然他说了那样的话，若非要采访往往会碰一鼻子灰。所以，转而问他：“你父亲的身体还好吧？”
这样把话题一岔开，尴尬的气氛立刻就缓解了。他回答说：“我爸可硬朗了，退休后非要回乡下老家，还种了一院子的菜，养了十几只鸡，好着呢。”
我又问：“你不是水利学院毕业的吗，我听说省水利厅想留你，多么好的工作啊，你咋不留下呢？”
他说：“当时，省水利厅到学校选人，我确实被选上了，可自己不想去，嘿嘿。不是我觉悟高，是因为我爸得了癌症，身边需要人照顾，我就选择分配到我家所在的镇，任镇办公室秘书，同时跟着分管水利的副镇长跑跑具体工作。”
我故意诧异道：“那你进步很快呀，才十来年就当上乡党委书记了。”
孟大胆也不谦虚了，得意地笑道：“还算可以吧，在我们那批毕业生里，我算是进步最快的。先是在一个镇当副镇长，又到另一个镇当镇长，前年才来这里当书记。这不最近又要换届了，我还不知道有什么着落呢。”
这样话一聊开，就好办了。接下来，就是如何占据一个制高点进行深入采访。以我的经验，有三个方面可供选择：一是“拉虎皮做大旗”，即亮出权威部门或人物令被采访对象就范，比如我所在的大众日报是省级党报，在一般情况下市级领导是积极配合的，对于孟大胆而言，就不必劳驾市级领导了，因为我在调到大众日报之前曾任临清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摆个老谱就行了；二是“拉熟人做助阵”，这也好办，我三弟徐秋林和孟大胆同任乡党委书记；三是“追责激将法”……
于是，我对孟大胆说：“那咱们就谈谈你继续进步的事。老弟，你先别紧张啊，我们接到一封涉及你的群众来信，报社领导就派我先来调查调查。我觉得，若有问题，那就要敢于承担；若没问题呢，该澄清还是要澄清。你说呢？”其实，记者外出采访都是要经过报社领导批准的，在这方面，我没说假话。
孟大胆听后，眉头先是一锁，然后微松又一锁，最后就锁在那儿解不开了。紧接着又是给我沏茶，又是给我点烟，稍停片刻，他猛地一拍桌子，说：“好吧，大哥你问吧，随便问什么都行，如果有抵触、有隐瞒，我孟永波就不是共产党员！问完了我，全乡32个村你随便去调查，查出问题我承担所有责任，该处分就处分，该抓就抓！”
这就好办了，我单刀直入地问：“你们是不是大张旗鼓地搞了清村账？”
“是，清村账是为了搞好农村的工作，不清是不行的，否则整个乡的基本工作都不能正常运转了，当时集体上访的村就占到一半多。在清村账后，全乡被判刑的村干部3名，取保候审的6名，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9名，接受退赔、罚款处理的42名，其中退赔款总计47万元。整个算下来，涉及全乡一半多的村‘两委’。同时，全乡清理偿还‘村集体欠村民’款72万元、‘村民欠村集体’款36万元，以及‘乡与村集体’债务102万元。”
虽然事先我从徐秋林那里了解了一些情况，但刚刚听到如此大的处罚范围和力度，还是让我暗暗替他捏了一把冷汗。不过，采访还要继续下去，而且不能表现出任何“怜惜”的情绪，否则就很难达到愈加接近真相的目的。
我沉住气，尽量采用诘问的语气：“你们清村账怎么个运作法？”
孟大胆解释道：“以存在问题的大小、难度为标准，把全乡分成一二三级村，而且先捡难度最大最硬的下手，由我坐镇，由副书记带队，抽调乡直干部，成立工作组。驻村后，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为主……”
我故意说：“这不还是老一套的工作方法吗？”
孟大胆不屑地一笑，说：“你说‘老一套’？那可是经过我党长期实践检验过的，就是好，关键问题是如何予以贯彻落实。有的人就是忘了这个‘老一套’，或者没有真正贯彻落实到实处，才觉得工作处处有难度，才把好事办成了坏事。”
“那你们又是怎么具体落实的？”
“如今不是法治社会吗，所以，我们还请来检察院的专业财务查账人员直接介入。说实话，我之前干过副镇长、镇长，也参与和主持过查村账，最头痛的就是——查不准，一查就串供，弄不好还被反咬一口，最终还是查不清。这次请来检察院的内行，一查一个准，够刑事责任的直接带走，不够的移交纪委。原来搞这种案子是纪委移交检察院，这次是检察院移交纪委。事实清楚，干净利落！”
我又追问：“在清村账的过程中，你们是不是有过激行为？”
孟大胆真的有些急了，说：“大哥，你虽然没干过乡干部，不过肯定清楚基层的具体情况吧？对了，你也是农民出身，你应该知道农民种点粮食挣点钱不容易吧！如果连农民的东西都贪，那还叫人吗？不要说这次有检察院直接介入，在法律程序上有了保障，就算是有过激行为，我个人觉得也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那是他们自作自受！不是已经有人为此告过我的状了吗，这次你又来调查了。那好，你就随便调查，如果查出问题，我就自己背铺盖卷到检察院报到！”
此时的孟大胆，居然红了眼圈。
作为一名记者，我当然不能仅仅听他的一面之词就为之动容。在与他继续深聊之后，我又转了几个村子，明察暗访一番。因为后文还有更高级别的二次下乡，详情再叙。
反正我回到报社后，加紧写了一篇报道，副题是：村与民清，民与村清，村与乡清，乡与村清；主题是：刘庄乡32个村实现村账“四清”。主要内容是：为什么要搞清村账；孟永波如何“大胆”；村账怎么清；清账后，建立和完善了怎样的村级财务管理制度；达到了什么效果等。
3.
就在那篇报道刊发不久，我接到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对方竟然是温铁军，这让我太意外。不过，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也许有人会问：温铁军是谁？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一个颁奖典礼上，曾说过这样的话:“中国的农民很不容易，我常常觉得，9亿农民就像希腊神庙里的柱子，他们托起了大厦。农民很多，但是真正关注农民的人不是很多，替农民说话的人也不是很多。而温铁军就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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