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胡锦涛指出：“我们一定要对改革充满信心，同时对改革的难度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增强改革的坚定性和韧性，敢闯敢试，锲而不舍。”
●李鹏强调：“当前改革和发展的时机都很好……我们肩上的担子重，责任大。”
●掀起改革高潮
江泽民说要吸收国外经验
1993年5月12日下午，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南海会见出席“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与市场的作用”国际研讨会的中外代表。
江泽民在会见时说：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如何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搞好宏观调控，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新课题。
他说，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坚持从自己的国情出发；一方面也将注意吸取国外市场经济体制中一些成功有效的经验。
应外国与会者要求，江泽民还介绍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展和改革开放的情况。
江泽民在讲话中提出的意见被很多正在改革的企业所采纳，广东顺德糖厂便是开先河的企业。
1993年初的两会召开前夕，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到顺德视察。当时的顺德市委书记陈用志和市长冯润胜上交的“作业”是一份调研报告，题目叫做《辉煌的成就，惊人的包袱》。乍看上去，包袱不过是政府的包袱。
1993年，顺德的工业利润和工业税收的75％以上都是由乡镇企业创造的，这些乡镇企业都属集体所有制。在当年顺德的工业企业注册资本中，公有经济占74％。乡镇企业要创业，需要巨额资金，不可能靠政府财政拨款，只有向银行借。
负债经营是早期乡镇企业发展的基本模式。政府急于鼓励企业上规模，调侃的说法是“一袋水果拎到领导家里”，贷款就批下来了，反正钱是银行出。
银行不能不贷。在政治任务面前，银行就是政府的提款机，贷款是由政府出面担保的，而政府本身也是这些“集体所有”企业的资产所有者和行政管理权的最终来源。
在经济状况最好的北溜镇，1993年共向银行贷款27亿元，其中23亿都是由镇政府的经济发展总公司担保，总公司只收取销售总额2％的管理费，却要承担还债的责任。
到1993年3月，197家市级企业总资产117亿元，净资产只有235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80％。
“有钱分晒，无钱靠贷，还债靠下一届，出问题走晒”。贷款成了企业的头等大事，为了堵窟窿，越亏越要贷。作家徐南铁在《大道苍茫》里记录了不少这样的企业：
桂洲镇有一家镇办小家电厂，说是每年有990多万元的利润，实际上亏损已达9000多万元，但是依然要求贷款；
杏坛镇一家印染厂，号称年产值3000万元，但是每年亏损过千万元，累计亏损已上亿元，尽管如此，贷款热情依旧。
1993年7月，顺德市委书记陈用志在顺德经济半年总结会上提出，要优化体制，理顺产权，核心在于“从以集体经济为主，调整为以混合型经济为主，逐步提高非公有经济的比例”。
经过10余年的改革和突进，原有体制下“放权让利”的做法已无路可走，曾经催生了巨大财富的“承包责任制”已然成了套在政府脖子上的绞索。顺德官员此时比别的地方更加领会到持续发展的瓶颈所在。
1993年，在顺德方面的主动要求下，省委书记谢非决定把顺德列为综合改革试点市，“中央可以拿一个广东一个福建两个省作改革开放的试点，广东为什么不敢拿一个县来试点呢?”
在当时，姓“社”姓“资”之争的意识形态硝烟还未散尽，一场“公有私有”之间的二次革命又在顺德不事张扬地展开了。
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是大名鼎鼎的顺德糖厂，与当时珠江冰箱厂那种草台班子起家的乡镇企业不同，糖厂有着深厚辉煌的历史。
1934年，当时的国民党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以“振兴地方实业和工业救国”的名义，拿出向捷克购买军火的部分资金来筹建顺德糖厂。一年后，从捷克运回的整条制糖生产线正式投产。
作为国内第一家机械化甘蔗制糖企业，顺德糖厂历经不同时代的改造，生产能力长期居全国同行之首，行内尊称为“中国甘蔗制糖之父”，成为民族制造业的一面旗帜。多年来，糖厂是广东最著名的国企之一，业绩骄人，税利曾一度占到顺德财政收入的40％。
然而世事如棋，一向被看作甜蜜象征的食糖，当时却逐渐被视为健康之大敌，随着食糖市场的不断萎缩，从前被寄寓着南方诗意的甘蔗也被种蔗农民无情地抛弃。
尽管政府在不断提高糖蔗的收购价，从1991年起，顺德的甘蔗产量仍以每年递减80％以上的速度下滑。
到1996年，顺德的甘蔗产量只有几千吨，以顺德糖厂6000吨的日处理能力，还不够开工两天。
制糖业一下成了夕阳行业。
尽管外有压力，但是内无动力。老牌国企里面，自有一套与计划经济相应的沉冗繁琐的办事程序。
1985年至1990年，糖厂历任制炼车间技术员和厂长助理的张绪跃说：
工厂要办什么事程序太复杂，层层报告，从地方到中央要盖几十个公章才批下来，等到批下来，那件事已经没法做了。
厂里的领导，都是国家干部，拿国家工资，干好了，未必仕途就此得意，万一上个项目失败了，搞不好会通报批评，丢官弃职。
张绪跃回忆道，他曾经从美国访问回来带了几个项目，但是当时的厂领导在大会上说：“我们厂不要去干那些项目，干那些项目要冒风险，糖是我们的老行当，我就一辈子干糖。”
20世纪90年代初期，顺德糖厂在免税的情况下，还要政府每年补贴3000多万元来维持运转。到1993年，不得不宣布正式停产。
在政府采取种种优化、合并措施都不但徒劳、反而激发重重人事矛盾之后，厂里2000多员工为了保住口粮，只能杀鸡取卵变卖设备。从运输船到卡车再到生产线上的输送皮带，能卖的都卖了。
与此同时，厂部则大量遣散人员，到1993年下半年，厂里的余下员工已经不足千人，这些人整天聚在厂内策划上访。就这样，顺德糖厂理所当然地被政府看作是改革试点的最佳目标，已经调到顺德德胜电厂指挥部担任副总指挥3年多的张绪跃临危受命。
市长冯润胜对张绪跃的期待是“5年之内，能给职工发工资，养住他们，别闹事”。张绪跃则向冯润胜提出两点要求：
第一，今天我在这个地方负责，这里的所有重大决策都要由我做出。
第二，要把大家都拴起来，大家都绑到一条船上。做好了大家都有好处；做坏了，我们大家一起捆着石头下河，最多我捆着石头走前面。
张绪跃满心希望重生的企业“不能像过去那样说是全民所有实际上是全民都没有”，但改革启动仍需尽力避开“资本主义”的讥讽。为了改变糖厂的国企性质，不能直接把糖厂卖给个人，顺德市委最后采取的办法，是以职工内部持股的方式组建一个公司，再用公司的名义集体租赁顺德糖厂。张绪跃和陈用志颇费思量地把他们的改革首次命名为“转制”。
这个新成立的租赁糖厂的股份公司叫做“金沙实业有限公司”。张绪跃搭上自己积蓄的老本，又借了一些，凑出35万元入股；张绪跃又苦心说服原副厂长萧志毅、党委委员何国英和厂长助理李广生一起再筹集近80万元。
这就是金沙集团的核心高层了。最终，金沙公司从职工那里集资670万，接近政府要求的投标底线，重新启动了顺德糖厂的机器。这时金沙公司的绝大部分员工都是公司的大小股东了。他们一起租借了糖厂的土地和房产，并且以抵押的方式赎买了糖厂的设备及其他资产，同时需要共同承担着糖厂约2亿元的债务。
1994年4月28日，糖厂拉响了荒废多年的汽笛，在锣鼓声中再次开工。张绪跃回忆说：
顺糖历史上已形成一个完整、独立的小社会，样样要人花钱，样样都没有收益，全是福利性质的，多年来大家也养成了大手大脚的习惯。
当时只有个别车间开工，没有产出。社会上到处传言顺糖破产了、不存在了，信誉损失到了历史上最低点。
多年后，张绪跃还心绪难平地说：
我们为恢复生产买零配件，别人连我们的支票、汇票都不收，要拿现金去交易，更不用说砍价了。
但是，这位戴着眼镜、中等个头、看上去斯斯文文的未来顺德企业领袖相信：
要么大家绑着一起去死，要么一起置之死地而后生，首要的是恢复生产。
好在背后还有政府支持，银行利息照算，不追贷款。
公司一方面通过稳住炼糖产出来安定人心，同时开发新的项目，包括造纸、发电、气体溶剂、中密度纤维板等等。
如同在其他地方屡试不爽的经验所显示的，金沙公司通过把每个股东的利益与公司的效益捆绑，通过把每个员工的收入同员工的工作效率捆绑，使得糖厂脱胎换骨了。
1995年4月4日的《人民日报》用“起死回生”来形容糖厂的变化：
每天都有3000吨甘蔗从四面八方涌来德胜河码头，沉睡多年如废铁的榨蔗设备又重新轰鸣，200多职工重新回到机器旁……
从1992年至1997年，这个有2000多员工的集团产值还不到3亿，到2003年，顺德糖厂产销值已高达18亿元，并连续9年以20％的速度增长。
糖厂传奇为“顺德经验”踏出了第一步，成为后来无数内地国企竞相仿效的标尺。
胡锦涛说加快经济体制改革
1993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在浙江考察工作时强调：
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关键在于深化改革。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深入贯彻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步伐。要加强党的建设，提高领导水平，总揽全局，扎实工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凝聚各方面力量，促进和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11月20日至26日，胡锦涛在李泽民、万学远等省委领导陪同下，先后到宁波、绍兴、杭州等地调查研究，他深入企业车间，走访乡村农户，同工人、农民和基层干部促膝交谈。
胡锦涛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北仑港，实地考察了宁波、绍兴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和柯桥大型轻纺批发市场。他多次召开座谈会，调查了解乡镇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情况，和大家一起研究探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乡镇企业党的建设问题。
在听取三市负责人和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胡锦涛强调：
贯彻落实好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首先要学习好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全新的开创性事业。我们不熟悉、不懂得的东西很多，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必然会遇到许多不曾遇到过的复杂情况和问题。只有学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掌握这个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在工作中才能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防止片面性，避免发生大的失误，不失时机地把改革引向深入。
胡锦涛指出：
经济体制改革正处在攻坚阶段。明年将是我国深化改革的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一年。我们一定要对改革充满信心，同时对改革的难度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增强改革的坚定性和韧性，敢闯敢试，锲而不舍。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快发展。发展是硬道理。从浙江的情况看，加快发展有更多的有利条件。要按照确定的目标真抓实干，抓好落实。同时注意解决好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胡锦涛还说：
改革也好，发展也好，都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各级领导干部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抓好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当作一件大事认真对待。
在考察中，胡锦涛着重了解了党的建设情况。他强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各级领导干部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是新形势下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必须解决好的一个关键问题。要把政治素质好、熟悉经济工作、勇于开拓的干部不断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
要加强干部培训，努力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和现代科技知识。要重视思想作风建设，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进一步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科学决策水平。
胡锦涛还要求继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认真抓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努力改变一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状况。加强乡镇企业党的建设，已经成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要加强调查研究，注意总结经验，进行具体指导。
李鹏在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
1993年12月1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开幕。李鹏总理在会上就贯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做好明年经济工作的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明年全国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主持当天的会议，出席会议的领导同志有邹家华、钱其琛、李岚清、李铁映、李贵鲜、陈俊生、司马义·艾买提、彭珮云、罗干。
李鹏在讲话中首先分析了当前的经济形势。他说：
去年以来，在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各方面的工作都出现了新的局面。国民经济在去年快速发展的基础上，今年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总的形势是好的。对于经济快速发展中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时采取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经过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已经取得积极成效。事实证明，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是必要和正确的。
李鹏说，观察经济形势必须把握全局。我国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国内市场潜力很大，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广阔天地，对外资也有很大吸引力，全世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都看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最近十几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现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比过去雄厚得多了。改革开放给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当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也存在不少矛盾和困难，这些都是前进过程中的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和发展经济才能逐步得到解决。综观国内外形势，在相当一个长时期内，我国面临着一个不可多得的改革和发展的好机遇。
接着李鹏总理阐述了1994年经济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他说：
明年是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好的发展势头的重要一年，也是推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一年。明年经济工作的方针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大力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李鹏在结束讲话时强调：
当前改革和发展的时机都很好，做好明年的经济工作，不论对当年还是对长远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肩上的担子重，责任大。我们要坚定不移沿着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兢兢业业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推进改革开放，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李鹏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中央的政策变化，使市场经济环境充满了活力，左宗申对此深有感触。
早在1979年，左宗申和妻子袁德秀下海干个体。几年下来，两万元本钱折腾得只剩2000元。
不死心的左宗申拜大舅子为师，干上了个体修理工，专修发动机。
左宗申进步很快，手下也有了近20个伙计，最好的时候一天能赚几千元。左宗申那时整天花着脸，手从来没洗干净过。他去农村插过队，到工厂当过工人，在路边修过车。干过各种杂活的左宗申，凭借着灵气，加上刻苦钻研，使得他的修车铺极负盛名。
这位曾经想当画家和棋手的年轻人成了“只要车子从他身边经过，一听发动机的声音，他就立刻能知道这部车的发动机情况如何”的修车名师傅。
左宗申是一个把记忆留得很长的人，这种记忆绵长悠久又让人反省。他后来回忆说：
1990年，一个朋友托我帮他买一辆三轮摩托车，我去了，发现等这家校办企业供货的人不少，很多外地客户提来现钱拿不到货。我问厂长这么好的产品为啥不多生产？那厂长回答说发动机供不上。
一个本不属于左宗申的问题引起了左宗申的思考。抖掉烟灰，左宗申深思片刻，向那个校办工厂的厂长道出了他的想法：“我给你10台发动机，你给我10辆车。”左宗申和这位校办工厂厂长达成了协议。
回来后，左宗申立刻买来原料组装了10台发动机，厂长如约给了他10辆车。
过了不久，厂长来找左宗申要他向他供应发动机。左宗申眼前一亮，一种搞企业的愿望强烈地冲撞着他的胸膛。
“我们没钱，万一搞出来的发动机卖不出去怎么办?”
一个让几乎所有的创业者头疼的问题浮了出来。
左宗申决定进行一番实地调查，背着一台建设厂生产的雅马哈两冲程发动机，跑了全国59个摩托车发动机生产厂。
考察的结果让人兴奋，发动机供不应求，这回左宗申心里有了底。
有了基本的构思之后，就是较长时间的资本积累。
积累总是辛苦，但一想到今后的事业，也就不由得兴奋了。
在经过10年技术和财力积累后，1992年，一间不显眼的宗申公司成立了，左宗申有了自己驰骋的空间。他攒足了20万元，又筹措了30万元，成立了重庆宗申摩托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一个修理匠就这样迈进了摩托车工业的门槛。
左宗申开始改变历史了。但跨进了办企业的门槛，并不表明以后的路就很平坦。荆棘，一路都有。
在当时，国内的形势对左宗申来说，并不乐观。有人认为“允许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滋生剥削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这种思潮的传播，使我国个体、私营经济出现了大滑坡，以致1990年到1992年初，全国个体、私营经济处于停滞不前的境况。
尽管在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是非标准，并且这年秋季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但整个社会思潮并未很快就改变。
左宗申正是在这个时候，跨入私营经济的行列，可谓喜忧参半。
在当年，“宗申”开发生产的70cc发动机在投放市场后效益奇佳。但嘉陵、建设、望江三家本地大型摩托车企业在市场上对左宗申的打压，几乎让宗申公司喘不过气来。
左宗申只有在沉默中静静地等待，等待机会的降临。
不久，国家允许私营企业搞发动机。拿到摩托车发动机生产许可证后，左宗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1994年、1995两年，中国摩托车的发动机在市场的表现出奇地好，那两年，几乎所有生产发动机的企业都赚了钱。左宗申“打蛇顺竿上”，抓住机会，也迅速完成了资本积累。
1996年，宗申摩托车组装厂开工。
1997年，宗申取得了生产目录，开始大举进军整车市场。这无疑是个很大的进步。
为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宗申开始在各方面作了一些策划。在产品开发方面：主要是以广大农村市场为产品定位，其次是以城乡结合部、中小城市为对象，然后才是面向城市的纯粹交通工具。还有一种，是面向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作为娱乐工具的摩托车。这4种车型又以农村市场为第一大目标。
1998年11月，宗申集团挂牌成立。
后来，公司发展成为集研究、开发、制造、销售于一体的大型民营科工贸高科技“宗申摩托车集团”，跻身全国摩托车行业前10强。而他本人，则获得“全国民营企业家杰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佳民营企业经营者”等一系列荣誉。
在营销网络建设方面，到1999年，宗申在全国设有33个片区总代理，9个分销公司，并辐射到全国，基本上做到了每个镇都有销售点。统计起来，有了近3000个零售点。
左宗申在谈到自己集团的摩托车队时豪情万丈，他说：“我们这支队伍是在摩托车生产基地诞生的，有机构；有一个能运作的摩托车俱乐部；有市场。因此，是有前途的。我常想，我们又不比人家笨多少，为什么人家能行的我们就不行，人家能参加的，我们就不能参加呢?中国人嘛，就应该为中国人争光!”
左宗申一开始选择了市场发展之路，也是市场创造了宗申集团的辉煌。
市场经济体制造福千万人民
1993年12月1日，《人民日报》“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专栏发表题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弘扬为人民服务精神》的文章。
文章指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要求我们必须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经济发展使大多数人能过上富裕文明、美好的生活，不仅在物质文明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在精神文明上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学习和吸收资本主义发展商品经济的有关经验，又要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商品经济给社会带来的种种弊端。
文章还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准则要求人们必须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我们实行的市场经济所孕育出来的质量意识、服务意识和职业道德等，是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这就要求把优良的质量意识、服务意识、崇高的职业道德意识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的价值准则，人们进入市场经济各个领域时，必须是以优质的产品、优质的服务、高效率的工作，以主人翁的态度和责任感对待所从事的事业。而这些价值观念都包涵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之中。
文章强调指出：坚持为人民服务应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和出发点。我们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为发展市场经济的根本宗旨，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是一致的，且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正是这种“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让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入人心，活跃了市场，提高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当时，中国彩电三巨头便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受益者。
创维集团董事长黄宏生、tcl集团总裁兼董事长李东生、康佳原掌门陈伟荣都是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78级的同学，曾经三星同辉。
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78级，同北京电影学院78级一样，被外界评为中国的“超级班级”之一，因为它培养出了3位影响中国彩电业的企业家，被称为“华工三剑客”。
1978年高考时，3个从广东边远地区来的年轻人李东生、陈伟荣、黄宏生分别从惠阳、罗定和海南岛考到了华南工学院无线电专业，当时陈伟荣考的是电工师资班，年龄较大，黄宏生和李东生则分别是班上的班长和学习委员。
在当年，考上大学时黄宏生和李东生都是18岁，陈伟荣比他们俩年长不少，也比他们成熟稳重，在学校对两位小兄弟照顾有加。3人当中黄宏生最有冒险精神，也最有激情。年长的陈伟荣老成稳重，李东生则刚柔并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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