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春天播种，春、夏、秋三季耕作，于中秋之后收获。
收获的粮食，是卖给粮商换成钱也好，存在自家的粮仓也罢——总归是能存得住。
今年秋收收获的粮食，可以一直存到来年秋收，也就是未来的一年时间，都可以一点点拿出来吃。
只要储藏得当，在未来的一年当中，这些粮食只会被吃完，却并不会变质。
而粮商、贵族，还有官方部门，更是可以将某一年获得的粮食，储存好几年甚至十几年，以备不时之需。
粮商们可以在粮价低的时候屯着，等粮价上去了再拿出来卖；
贵族们可以在粮价低时，把自己的粮食藏起来，从市面上买粮食吃，等粮价上去了，再把自己的粮食大半卖出，剩下小半自用。
官方可以在丰年购入粮食存着，灾年放粮赈灾……
等等。
主打的就是一个储蓄意识，和防患于未然。
草原游牧民族，在这方面做得差一些，但也还算可圈可点。
——夏秋两季，尤其是秋季，牛羊下的奶多，就多存点奶酪用于过冬。
虽然无法像汉人存粮食一样，动不动存好几年，但好歹也能想办法熬过冬天。
但存在于朝鲜半岛的渔猎文明，却是旱的时候旱死，涝的时候涝死。
每一年的渔期，朝鲜半岛的居民们，都能轻而易举的，获得远高于自身需求的鱼类资源。
但渔期极短，往往只有一两个月，短的时候甚至不到一个月。
所以，每当渔期到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渔期就要结束的当地居民，便要拼了命的抓鱼。
只是抓归抓，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鱼类肉食本身就更容易滋生细菌、更容易变质，再加上如今的朝鲜半岛，正处于比游牧文明都跟落后的愚昧阶段，就更枉论食物储存技术。
这就使得每年的渔期，都会成为朝鲜居民的烦恼。
——存是存不住的，那要不，使劲儿吃，多吃一点算一点？
但凡挨过饿的人，都不会觉得这种做法高明。
因为胃口大小，是会变的。
一个人，如果每顿都吃不饱，那胃口就会越来越小；
反之，如果一段时间内，一个人顿顿都吃饱，甚至吃撑，那胃口就会迅速被撑大。
这也就是说，如果朝鲜居民，在每年的渔期胡吃海塞，那他们被撑大的胃口，就会让他们在接下来的物资稀缺期——尤其是凛冬季节无比难熬。
所以，每年渔期，哪怕能打上来再多的鱼，他们也不敢吃太多、吃太饱；
仅仅只是度过不需要为食物担心的一个多月幸福时光，然后就要对这河滩上，因无法储存而腐烂变质的鱼肉、鱼干长吁短叹。
然后，便又是大半年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以及一个几乎无法获取食物的腊月凛冬。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华夏农民考虑的、挂在嘴边的，是‘今年光景如何，明年光景如何，往后几年如何’；
草原游牧之民思考的，则是春天如何、夏天如何，秋天牛羊没长膘，要想度过冬天，只怕是要去找汉人抢掠一番。
而朝鲜半岛的渔猎文明，则只考虑，也只能考虑：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如果今天明天都没吃的，后天是不是就要饿死了……
就这么一群人，就这么一块地方，你说你要通知他们？
他们还真不一定会反抗。
因为你哪怕统治他们的‘一生’，都未必能统治三五天；
哪怕你要统治他们全家，也不一定能统治一整个季节。
在这片土地上，饿死，就像在华夏大地的战场上有人战死，草原的冬天有人冻死——随处可见，稀松平常。
明白了这一切，再回过头，看刘荣对朝鲜半岛的评价，也就不会再有人觉得奇怪了。
——这片土地，是华夏文明眼中，真正意义上的‘未服之地，未化之民’。
对于这样的土地，华夏文明古往今来的应对方式，都始终不是下下策的奴役；
而是先进行文化沁润，以求文化融合。
这一进程，短则数十年，长则上百乃至数百年。
待其文化融合，与华夏文明、华夏之民一般无二，再去补上最后一道手续：武力征讨或政治兼并，便算是尽了全功。
只不过，这都是以当代人——以秦汉‘当地人’的思维逻辑，才能得出的结论。
当年，初次见到朝鲜半岛的居民时，刘荣得出如此结论，其实是类似于‘父皇必定会这么认为’的判断。
而到了自己掌汉家大权，情况就有所不同了。
——作为穿越者，后世来客，刘荣知道类似的状况，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另辟蹊径的方式。
先打下来；
然后在统治的基础下，进行填鸭式的文化交融。
在先文化沁润、交融，然后兼并的方式，或者说是路线当中，最后的兼并，不过是水到渠成的临门一脚。
而在先征服，在文化交融的这个路线上，征服、兼并的过程，却变得尤为重要。
征服、兼并的过程是否温和，方式是否妥当，手段是否恰到好处，将直接影响到后续，文化沁润、融合是否顺利，是否能提高速率。
这些事，若是让这个时代的土著皇帝、土著官员去办，那无疑是要出岔子的。
——毕竟在这个时代的华夏之民眼中，世界上只有两种人。
——汉人，和野人。
北方蛮夷也好，南方百越也罢，亦或是朝鲜半岛、西南诸夷——在这个时代的华夏文明看来，都是野人。
按照华夏文明如今的逻辑，没有得到诸夏文化熏陶的，那就是未化之民，也就是没开智的野人。
让这么一群人，去操办‘和平统一’‘解方朝鲜半岛’之类的事，显然是不科学的。
但对于刘荣而言，这件事，却是极为好办。
至少不难办。
完美解决朝鲜半岛的办法，刘荣有九种。
九种！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