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谨小慎微、循规蹈矩的性格，让卫绾本能的对重视、强调秩序的儒家，有天然的好感。
而对于奴隶上告主人这种违反秩序、破坏秩序的突发事件，卫绾也同样有本能的抗拒。
但与窦婴这个假儒将相比，卫绾，却是正儿八经实打实的儒将。
——窦婴这个儒将，重点在‘儒’，‘将’只是顺带。
而卫绾这个儒将，却是行伍出身，以‘将’为主，而‘儒’，则说的是卫绾这个武人的性格。
所以，卫绾对此事的态度，除了本能的，对秩序被破坏感到不满外，也还有武人、政治人物所具备的基本政治敏感度，为卫绾带来的危险感知。
危险源自何处，卫绾说不上来。
只是隐约间，有一个身影告诉卫绾：此次的事件，远不是奴隶告主、以下犯上，破坏秩序这么简单。
甚至关键都不在于奴隶告主！
而是在于奴隶，状告奴隶主的内容，也就是如今声势浩大，已经传遍天下的所谓‘奴籍案’。
故而，对于天子刘荣将朝中公卿重臣，都邀请到博望苑参加宴席的举动，卫绾有疑虑，有迟疑不定，却并未像窦婴那般，脸上明写着‘我要找陛下好好说说’！
与窦婴的激烈反应，以及卫绾的迟疑不定相比，同为三公的大司空韩安国，倒是相对淡定了许多。
首先，不同于窦婴这个含着金汤匙出生、从小娇生惯养，出道就是太子詹事，吴楚乱起便立刻成为大将军、回来就做了太子太傅，并预定了丞相之位的外戚子弟，以及行伍出身，入仕便是朝臣二千石起步的武人卫绾；
从最底层一点点爬上来，在吴楚之乱爆发后，正儿八经指挥过睢阳保卫战，并在关东郡国有过‘基层履历’的韩安国，即没有窦婴的理想主义，也没有卫绾的天真烂漫。
韩安国很清楚：政治，往往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清澈、干净，更不会有渭泾分明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
按照韩安国多年来积攒下的政治经验，政治这个东西，往往就是两方——甚至几方势力，对敌方造成打击、为本方谋其利益的媒介。
而在这个过程中，各方会争取求同存异，寻找各自的共同目标，达成一致；
在无法达成一致的地方，则通过妥协、让步等方式，来得到一个大家都不很满意，却也都可以勉强捏着鼻子认下的结果。
等事情解决了，大家表面上谈笑风生，和颜悦色，暗地里争权夺利，一切照旧。
好比此次的奴籍案，之所以能迅速扩散开来，并发展到如今这‘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天子刘荣的默许，甚至有意无意的推波助澜，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而刘荣这么做的目的，也很明显。
——通过此次的奴籍案，来使汉家存在的一部分问题，从原先，大家都心照不宣、看破不说破的幕后，搬到大家都无法再装鸵鸟的台面上。
比如，官员贪腐问题；
比如，地方郡县官商勾结、豪强愈发脱离掌控；
再比如，进一步改善奴隶制度，借机在‘倡导用外族奴隶’一事上，再用力推上一把。
而作为既得利益者，兼刘荣理论上的意志执行者，朝公重臣们对此事的态度，则必然与刘荣的目的有所出入。
官员贪腐？
你天子荣自然是不爽，但我们大家伙，可正是那所谓‘贪官污吏’的一份子啊！
你要搞贪官污吏，不就是说要搞我们？
就算不搞我们这些大官，也起码是杀鸡儆猴，震慑我们，让我们收敛一些的画风。
于是，第一个矛盾出现。
而第二条：官商勾结，导致的地方郡县豪强愈发脱离掌控，威胁国家统治根基，双方的诉求倒是相对一致。
——作为刘汉宗庙、社稷的掌控者和拥有者，天子刘荣当然不希望自己的江山社稷，被地方豪强地头蛇祸害。
而朝公重臣，作为汉家宗庙、社稷的协助管理者，兼特权享有者，可谓是与汉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故而，朝中重臣也同样不希望汉家，被地方豪强尾大不掉的问题，而威胁到统治根基。
在这一方面，双方诉求一致。
至于剩下的最后一条：刘荣想要在全天下范围内，倡导奴隶主用外族奴隶，外朝的态度则是不置可否。
——毕竟刘荣倡导的方式，不是给汉人奴隶加税，而是给外族奴隶减税。
等于说是告诉奴隶主：继续用汉人奴隶，你也不会多花钱，但如果愿意改用外族奴隶，你就可以少花钱。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算是让利于民，甚至‘轻徭薄税’了。
而朝公重臣，除了是这个国家的管理者，也同样是贵族阶级、特权阶级的一份子，奴隶主群体最坚实的中流砥柱。
故而，刘荣针对汉人奴隶、外族奴隶的针对性引导，对大家是有利无害。
作为奴隶主，大家可以通过改用外族奴隶，剩下一笔不菲的奴隶税。
而作为朝臣，大家又可以通过‘引导天下人不奴役汉人’的政策，来获取天下百姓民的爱戴。
所以在这一点上，大家与天子刘荣，也同样不存在冲突。
如此说来，双方需要解决的矛盾、冲突，也就是一目了然了。
——其一，是此次事件发酵的过程中，天子荣对贪官污吏表现出来的恶意，与外朝对‘贪官污吏’这一斜杠身份的千丝万缕的关联，有严重的立场矛盾。
其二，是此次事件本身，对社会秩序、上下尊卑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让外朝对纵容事件发酵的天子刘荣，有本能的不满情绪。
其三，则是本次事件过后，刘荣针对贪官污吏的解决方案——无论方案是什么，最终目的都必然是让官员不在贪污腐败。
这，又与外朝几乎每一位官僚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