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这个时候，芬尼斯船长一直在与商会的代表人混在一起喝酒，在具体的我就不清楚了。
也就是在第五天的正午与第六天的早晨与下午，我们再次被召集到一起，讨论拉斐尔与船员尸体的问题。
在这件事上我们吵了许久，各持己见，当然，我只是一个旁观者，更何况失去记忆的我并不想掺和这些麻烦的事情。
可麻烦的是，在第六天的时候船员的情绪演变的十分难以安抚，那些形式的说辞抵不过那些迷信的力量，于是当天我们两次召集会议商讨此事。
说实在的，我已经对会议商讨彻底感到厌倦，为什么这些人能够忍受拉斐尔的尸体而不能忍受那些为我们服务的船员的尸体呢？
更可恨的是，提出这样观点的人不只是只有贵族，反而是一些三等舱的乘客抱怨他们买了维多利亚号的船票，却要与尸体同乘。
当然，也有侍者为此抱怨表达抗议，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死去的船员与水手会给维多利亚号带来厄运。
对此，一直沉默的我不得不对此发表意见后果断离席。
我想芬尼斯船长对我的畏惧大概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吧。
我当时说了一些气话，我承认这有些太过不理智了，但我实在是忍受不了他们为一件事而争吵了三次会议，而且每次都是无果而终。
我试图发言打破这个僵局，然而他们吵得激烈完全没人听我讲话，各自发表着意见，谁也不愿退让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