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全国的大战略来说，重庆在地理位置，工业资源，还有战略后方上，都是最好的选择。
首先，重庆所在的四川盆地，连接西南、西北各省，南有云南高原，北有秦岭，背靠青藏高原，形成阶梯式的防御体系，以空间换时间，让日军不得不身陷绵长的纵深之中，如同当年蒙古军南下面对重庆山区一样感到棘手。
其次，一八九一年后，重庆被迫开埠，坐拥长江、嘉陵江水运之利，工商业迅速发展，打下深厚的工业基础。战争爆发后，东部沿海大量的工厂和物资需要沿水道向西转移，位于长江上游的重庆，正好可以容纳这些宝贵资源。
而四川盆地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沃野干里，物产丰富，重庆还可以通过交通之便，为各地补充军需物资。还有我之前说的长沙，其实也是重庆的另外一个资源供给地，还有掩护，所以你知道日军为什么会把下一个目标放在那里了吗？”
“原来如此！”孔森更加恍然大悟。
其实，国民政府将重庆作为陪都，也不是情急之下的决定，而是长期规划之后做的决策。
一九三二年，日寇步步紧逼，在上海发起“一·二八事变”。南京距离上海不到几百里，国民政府为防不测，曾在此期间移驻河南洛阳办公，并通过了“以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阳为行都”的决议。
不过，西安、洛阳虽是干年古都，却不是作为大后方的理想目标。
西北地区经济落后，交通全部依靠陆路，运输效率低下，无法支撑未避战乱而来的庞大人口，再加之缺乏天险，无险可守，还紧邻晋绥，深受国内外势力掣肘。随后几年，国民政府逐渐放弃了以西安、洛阳为大后方的想法。
到了一九三五年，四川省政府正式成立，带着这样的思索，老蒋前往西南考察，在重庆设立“行辕”。在长达半年的西南之行中，老蒋深深感受到，川蜀之地作为大后方的种种优势，决定以四川（当时重庆属四川）为抗日根据地，声称即使只有一个四川，抗战也可以继续。
但是这一年之前，四川省内尚无一条通往外省的省际公路，为此，国民政府组织开发西南交通。有一些人对此甚为悲观，他们说：“建筑这些崇山峻岭的公路，无异建筑万里长城，不知要牺牲多少人力物力。”
然而勤劳的川蜀子弟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一艰巨工程，川黔公路、川陕公路、川湘公路和川滇公路等先后建成通车。
“咱们重庆的崛起，可离不开咱们刘司令，潘市长的领导，还有百姓的奋发图强。”赵处长没想到这些，只是颇为自豪，他没想到林一凡如此熟识重庆的历史。
“这个我听说过。”孔森连忙举起了手，一脸激动道：
“十二年前，“四川王”刘xiang任命他的老同学潘文hua执掌重庆商埠督办公署。两年之后，潘wen华又成为重庆首任市长。这位潘市长到任之后，便决定建设新城区。但是通远门外的一座坟山，成为他拓城的一大阻碍。
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潘市长为移风易俗，在六年间进行了浩大的迁坟工程，将山上的四十多万座坟墓进行迁移，并给每一个迁坟的家庭一笔“安坟费”。开辟了由沿江路沿嘉陵江达牛角沱，由南纪门沿长江达菜园坝的新城区，比原来重庆市区的面积又扩大了一倍以上。
潘市长还在重庆修建了第一条公路——李子坝公路，又建了第一座自来水厂、第一个发电厂，还在九年前年，筹集了电话公债二十万元，在当年就实现全市通话。
而潘市长的老上司，也就是咱们的‘四川王’也是一位爱国军阀，他在防区林立、诸军混战的四川中脱颖而出，统一四川，组建省政府，且治蜀有术，川蜀一带经济发展欣欣向荣。”
且说，刘xiang的功绩还不止于此，一九三七年，为了民族大义，刘xiang主动请缨，率军出川抗战。由于积劳成疾，不幸于次年，病逝于汉口，临终留下遗言：
“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八年间，逾三百万四川子弟兵，转战四方，抛头颅洒热血，为抗战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林一凡没想到孔森这个公子哥居然肚子里也那么有料，看来平时就很关心国家大事，他此时说到兴头上，随即又道：“作为战时陪都，至关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安全稳定，那么哪里是最安稳的地方呢？”
“当然是四川，而四川里面，重庆又是最安全的！”赵处长兴奋道。
“七七事变后，日军气焰嚣张，连战连捷，甚至曾扬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剑锋所指，尽是中国华北、华东的核心城市，包括南京。这些地方，可谓都不安全。”林一凡叹了口气，这些都是中国人民的屈辱历史。
“好在，经过多年筹备，重庆已然万事俱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时候，国民政府核心人员一行抵达汉口，随即正式向世界各国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
“我还记得当时在报纸上看到的宣言：
‘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孔森又举手道。这小子，懂得是真的多。
其实，一直到了一九四零年，国民政府才发布《国民政府令》，正式确认重庆为“陪都”，并称“还都以后，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
在全面抗战的八年间，重庆接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机关、学校和企业，人口从一九三六年的三十三万人发展到一九四五年的一百二十五万人，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中心。云集重庆的各界名人、各国外交官多达三干余人，这里也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在远东的指挥中枢。
“只可惜，重庆的地理优势还是没能阻止鬼子飞机对这里进行狂轰滥炸。从去年二月开始，鬼子就经常来。”赵处长说到这里，不由得又叹了口气。
林一凡想起原本看过的历史数据，心中更是悲愤。
在原本历史上，一直到一九四三年八月，盘旋在上空的飞机轰鸣声和随时响起的防空警报声，是当时重庆居民挥之不去的梦魇。
重庆大轰炸的死亡和受伤人数分别为2.36万人和3.78万人，总数大约为为6.14万人，还有房屋17608栋被毁。
其中，最悲惨的事件是1941年6月5日发生在重庆较场口的“大隧道惨案”。那一天，日机一改往日于白天进行轰炸的习惯，在当晚9点对重庆开始长达5个小时的空袭。
警报声中，市民潮水般地涌向较场口的防空隧道。由于日寇轰炸不止，防空局为了安全起见，锁上了隧道的各个出口，而隧道内通风、照明情况极差，慌乱的市民拼命向出口挤去，导致相互踩踏，最终酿成部分市民窒息身亡的惨剧。
根据重庆防空司令部公布的数据，一夜间，隧道惨案死亡近干人，多为妇女、老人和儿童。这仅仅是日寇罪行的冰山一角。
抗战期间，重庆市区大半化为废墟，然而聚集于此的人民却没有屈服，仍然昂扬向上，为救亡图存摇旗呐喊，在炮火声中挺直腰杆，将重庆打造成远东各国反法西斯的精神堡垒。
“林队长，你怎么了？”赵处长看到林一凡神色有些沮丧，不由得问道。
孔森见状，也随即问道：“对啊，林大哥，你咋了？”
“没事，咱们应该快到了吧？”林一凡转移话题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