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生深感连城知己。后连城病死，乔前往临吊，一恸而绝。
他在阴间找到连城，并在好友顾生的帮助下，被准许还魂，二人相携回到里门：
连城曰：“重生后，惧有反复。清索妾骸骨来，妾以君家生，当无悔也。”生然之。
偕归生家。女惕惕若不能步，生伫待之。女曰；“妾至此，四肢摇摇，似无所主。志恐不遂，尚宜审谋，不然，生后何能自由?”
相将入侧厢中。嘿定少时，连城笑曰：“君憎妾耶?”生惊问其故。赧然曰：“恐事不谐，重负君矣。请先以鬼报也。”生喜，极尽欢恋。因徘徊不敢遽生，寄厢中者三日。
这一情节充分暴露了封建社会的沉重压力，也突出表现了二人争取自由婚姻的坚决斗争。
这篇作品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提出了一种新的爱情观点，即知己之爱。
它比之向来“郎才女貌”的爱情，有更其深刻的社会意义。
《聊斋志异》的另一重要主题，是抨击科举制度的腐败。
作者饱含感情地揭露了科举制度埋没人才的罪恶。
《叶生》后只能让自己的鬼魂帮助一个邑令之子考中举人，“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
并且作者指出科举埋没人才的原因，即考官都是“乐正师旷、司库和峤”(《于去恶》)之流，不是眼瞎，便是爱钱。
像是《素秋》，《神女》、《阿宝》等篇都暗示了科举考试的贿赂公行；《司文郎》，《于去恶》等篇则有力地抨击了考官的有目无珠。
特别是《司文郎》的讽刺尤为辛辣尖刻，作品写一个能从烧成灰的文章中嗅出其好坏的瞎和尚，在嗅过王生的文章后说：“君初法大家，虽未逼真，亦近似矣。我适受之以脾。”
再嗅余杭生的文章，则咳逆数声曰：“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强受之以鬲；再焚，则作恶矣。”
可是榜发之后，余杭生高中，而王落第。
和尚闻讯叹道：“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于去恶》进一步揭出了这些考官鼻目双盲的底：
“得志诸公，目不睹坟典，不过少年持敲门砖，猎取功名，门既开，则弃去；再司簿书十余年，即文学土，胸中尚有字耶?”
庸俗利禄之徒以八股文为敲门砖，在猎取功名。掌握文柄之后，再大量录取凡庸之土。
正是在这种恶性循环里，“陋劣幸进而英雄失志”就成为一种必然现象了。
作品一开始就通过周进、范进中举前后的悲喜剧，揭示了科举制度是怎样腐蚀着程晋芳《怀人诗》(作于1748—1750午)中说：“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
据此可知书大概成于1750午前。
公的嘲笑，还替前科新中的王举人扫了一早晨“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
后来连教馆之职也失去了，只得给商人记帐。
当他一见贡院号板，就禁不住万感俱发，一头撞去，哭得死去活来。
而当商人们答应替他捐个监生时，他竟爬到地上磕头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
范进也是个连考十余次不取的老童生，发榜那天，家里没有早饭米，只得抱了正在下蛋的母鸡到集上去卖。
听到中举的消息后，他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欢喜得发了疯。
直到挨了丈人胡屠户的耳光之后才清醒过来。从此他就“平步登天”，有许多人来奉承他，不到两三个月，田产房屋、奴仆丫鬟都有了。
由此可见，士子们的热中科举，不过是为了爬上统治阶级地位，升官发财，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臧蓼斋说他为什么要拚命花钱补个廪生时道：“廪生，一来中的多，中了就做官。
就是不中，十几年贡了，朝廷试过，就是去做知县推官，穿螺蛳结底的靴。坐堂、洒签、打人”。也清楚表明了这一点。
可见科举既然成了读书人猎取功名富贵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
文士的心灵，以及士子们热中科举的原因。六十多岁的周进，因未曾进学，不得不卑躬屈节，忍受着新进学的梅三相作品中的马二先生甚至迷信八股到这样的程度，他说。
“举业二字是从古至今人人必要做的??就是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
另二个人物鲁编修认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
在他的影响下，女儿鲁小姐也在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八股文。
甚至因丈夫八股“不甚在行”而愁眉泪眼，怨他误了自己终身。
匡超人出身贫困，原也还纯洁朴实，用自己的劳动养活父母。
自从听了马二先生的“劝导”后，逐渐热中举业，后来得到李知县的赏识，追求功名富贵之心更热切了。
为了府考，竟丢下重病的父亲。当他考取秀才后，就在杭州与那批斗方名士鬼混，选文章、骗饭吃。
还跟潘三一起，假刻图章，短截公文，设计代考。
以后又到京城攀高结贵，抛弃原妻，还恬不知耻地说：“戏文上说的蔡状元招赘牛相府，传为佳话，这又何妨!”就这样，
可见作者通过一连串人物活动，揭示了八股文、科举制度怎样使一些朴实的年青人，逐渐堕落为追求名利的庸人，甚至变成了忘恩负义的无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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