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举知道告状是免不了的，但他算计着，写信、送材料，转来转去，需要些日子；最怕的是失了业的工人们上街游行或到省委、省政府门前静坐。他惶惶不可终日，让几个亲近的人四处打探，派人去工厂里讲，我们国家需要安定团结，谁破坏安定团结，就是与共产党作对。欣喜厂里人多嘴杂，虽嚷嚷了好些天，终因没个领头的，组织不起来，游行、静坐都没搞成。
这样提心吊胆地过了半个多月，没有发生什么事儿。高举松了一口气，知道热劲儿过去了，方渐渐放下心来。这才打听寄往各处的告状信。知道写给中央、国务院的都要转回来，倒不担心，只一门心思打探省上领导们的态度。他怕厂里人与上面或省里哪位领导有拐弯儿亲戚，或牌桌上朋友，或乡亲什么的关系，要从那种线上送上去材料，危险性就大了。那些天，他天天给信访办已当了主任的小孙打电话，又派人送了几次麦胚，小孙扭不过情面，将几份油印的材料给他看了。虽提到了他，却都是空洞的牢骚，心放了不少。
一天，正开会，史丽萍来了电话，他捏着手机赶紧离开会场，在走廊拐角没人处捂着嘴问有什么情况？史丽萍说：“师傅走深圳了，没赶上。高厅长，你要同意，就让我到深圳去一趟，保证给您找到。”高举听了生气，说：“你咋不说到美国去！”史丽萍道：“哎呀，我正要说呢！我听说了，师傅在深圳待不长时间，就要到美国去呢。不过，美国我也不敢想，但要到深圳还得快，去晚了就赶不上了。所以，高厅长你得批准我坐一回飞机……”高举气得啪一下关了手机。
他也找过朱书记，没见着朱书记本人，冒险到家里去了一趟。不知是事急忘了理发洗澡换衬衣，还是这个乱子惹得太大给分管书记添了麻烦，叫白洁的冷脸给冷出来了。十分无奈了，这才想起了闵书记，求他帮忙是没有指望了，只想求他给出个主意，或给省上的头头脑脑们说一说。但他也为难，许久没登过他家的门了，颇觉不好开口，便狠狠心，把壁柜里人送的礼，三份作一份，提了去敲门。
他还不知道安玉如把他的肠肠肚肚都倒给了闵敏，还和过去一样，进门先叫伯母。秦玉婷还抱着狗，但眼睛却立起来了，指着高举就是一顿臭骂。闵安国在楼上，听老伴儿骂人，喊着问：“你又骂谁？”秦玉婷说：“高举，还有谁！”闵安国在楼上喊着说：“你叫他出去！以后再不准他进这个门！——不要骂，骂他干啥呢！”
高举又气又急，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逃出来的。
省委、省政府、省纪检、监察机关都收到了材料，中纪委也将相同的材料转到了省委。陈天德见拖不过去，有心想查，却发现岳秀峰和龙梦云对这事很积极，这引起了他的注意，和朱蕤商量，朱蕤说：“查也可以。但我们头脑要清楚，和外省比，这只是小事一桩，不能小题大做，要防止被人利用！你注意到没有，岳秀峰和龙梦云对这事挺积极的！他们的目的恐怕不在那个厂长，也不在高举，而是通过高举进一步找到省委的毛病。——他们的目的在这里！”
陈天德微微点点头，轻轻说：“这正是我担心的。”朱蕤摇头说：“这不行。要这样搞起来，一级一级追上去，连中央都有责任了！”这一来，事情变得复杂了，便被搁置了起来。
但不久，中纪委一位首长在一份材料上批了让查，省委也准备要查了，陈天德却要调动，便又搁下了。这一搁搁了半年多，陈天德才走了。新来的书记要熟悉情况，省委班子开始了新一轮整合，谁还有心思再管那些屁事，又拖了一年多。告状的人见告了两年，都如泥牛入海，没了信心，各自谋生去了。省委里原先力主查处的岳秀峰退休了，龙梦云也快退了，别的人也都各有各的事，再没人提，大家也就淡忘了。
高举见两年过去，平安无事，他也就放到了脑后。他和杜银花的关系仍不好，晚上在家里待不住，出入歌厅舞厅，一味享乐，反觉自由。但天有不测风云，那件事刚过去，战备粮库基建款的事又起了风波，这次省上倒是查了，但没查出结果，最后高举换了个单位，平调到新闻出版局当了局长。兰剑生接任了粮食厅厅长。
不带笤帚的扫黄办主任
高举去新闻出版局不久，全国范围的“扫黄打非”活动开展起来了，高举任了“扫黄打非领导小组副组长”兼“扫黄办主任”。见收来那么多“黄色光碟”，挑了一沓，说：“我去审查审查。”其时他已经与杜银花分居，小凡、小笙都跟杜银花，他一个人住着一套厅长小楼。想起印发处副处长潘菊颇有几分姿色，悄悄叫来说：“今天晚上咱们审查几个片子。在我家里，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