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核小组先是在厅里副处级以上干部中进行了一次象征性的投票摸底，之所以是象征性的，是因为这种投票每年都搞无数次，但从未公开过结果。紧接着是找综合处室的工作人员谈话，首当其冲的当然是综合二处全体成员，想不到考核小组谈话之前，许智泰竟然私下里做我和欧贝贝的工作，让我俩像当年收拾赵忠一样再来一次“政变”，许智泰义愤填膺地骂杨恒达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这种人不配得到升迁，还说只要综合二处没有人说他好，杨恒达的“黄粱梦”就不一定得逞。我见欧贝贝支支吾吾的，知道她一方面心情很复杂，另一方面她是谁也不想得罪，但我有预感，欧贝贝不可能按许智泰说的去做。我这个人从不逆潮流而动，更何况我很快就要接替宋道明给刘市长当秘书，我虽然现在身在综合二处，但是我的心早就属于刘市长了，这次杨恒达即将升任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是刘市长的意思，哪是综合二处几个小人物和几句坏话就能说黄的？许智泰蠢就蠢在不懂得顺势而为，当年通过“政变”搞走赵忠是顺势而为，当时真正的策划者是黄小明，今天许智泰想故伎重演，却忘了赫拉克利特的那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没等许智泰说完，我就旗帜鲜明地告诉他，我不同意这么做，也劝他别做，我列举了一大堆杨恒达对他的好，他不爱听，气哼哼地摔门而去。
结果考核小组走后第二天，杨恒达就知道了处内每个人当着考核小组都说了些什么，见许智泰不在，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大伟，你得通过小琼向专案组反映反映，除恶务尽啊，对腐败分子不能手软，对腐败分子的帮凶也不能手软啊！对那些助纣为虐又自称大侠的混蛋，怎么能让他逍遥法外呢？”杨恒达的话让我有些不寒而栗，很显然，许智泰已经深深地得罪了杨恒达，以至于杨恒达当着我和欧贝贝的面公开诅咒他。
不过还真让杨恒达说着了，有一天快下班前，专案组打电话到综合二处找许智泰，我把电话递给许智泰，他接完电话后急匆匆地走了，我赶紧给老猫打电话问怎么回事，老猫让我保密，说是许智泰和张佩芬、林永清一分别被双规了，我问她双规的理由，她说是干扰办案。我顿时想到了黄小明，我想黄小明肯定还不知道张佩芬被双规了，应该马上将这个消息告诉黄小明，让他心里有个准备。自从彭国梁案发后，张佩芬为了救老公，不惜一切代价，不可能放过黄小明，期间他们之间发生了些什么？会不会再次牵涉到黄小明？正好处里没人，我毫不犹豫地拨通了黄小明的手机。
由于黄小明出事后，我面对他心里发虚，一直没跟他联系过，因此黄小明接我电话时口气不冷不热的，我先表白自己虽然一直没给他打电话，但心里一直惦记他，他只是淡淡一笑，当我将张佩芬、许智泰和林永清被双规的消息告诉他后，黄小明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谢谢你大伟，该发生的总要发生的。”黄小明的语气透着悲凉，我用鼓励的语气说：“小明，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黄小明深沉地说：“放心吧，大伟，孟德斯鸠说，人在苦难中才活得像个人，经过这场劫难，我不再是那个受命运愚弄的傻瓜，过去我们如同磨盘也如同杵臼一样地工作，不过是将谷粒磨碎制成白粉，毫无创造可言，尼采一再嘲笑这样的工作为‘面包烤箱’，大伟，一个人孤独久了最向往的是创造，只有创造能消除平庸。”
黄小明的话深深刺痛了我，因为只有升华了的灵魂才会感到孤独，一颗平庸的灵魂，并没有值得别人理解的内涵，便谈不上孤独，也不可能感受到真正的孤独。我还无法理解黄小明所谓的孤独，更不知道他向往的创造是什么，但我知道孤独与寂寞是两个概念，孤独一定是灵魂性的，是充实的，而寂寞只是寻求普通的人间温暖而不得，甚至是一颗空虚的心灵寻求理解而不得，我空虚过，更寂寞过，但从未孤独过，因为按照黄小明套用孟德斯鸠的话说，只有活得像个人才配孤独，如此说来，我竟然是一个不配孤独的人，这难免让我心里酸溜溜的。
不过挂断黄小明的电话，我还是有一种无比必轻松的感觉，因为我从黄小明接电话的语气能听出来，他的孤独之中有一份潜藏着的恐惧，我不知道他的恐惧是什么，但他在第一时间听到张佩芬被双规的消息后，就为应对恐惧赢得了时间，赢得了时间或许也就避免了命运的再度捉弄，这让我有一种救人于水火的愉快。当然我还是对黄小明以孤独者自居的傲慢而酸溜溜的。仿佛今后他的人生没有意义，他也会创造出意义来，而我的人生中令人羡慕的灿烂的阳光一下子变成了烤箱里的热气，不过静下心来想一想，若不是黄小明在玫瑰花丛之下看到了隐藏的坟墓，不会说得这么透彻的，看来苦难使人有先见之明的，我庆幸黄小明成为了自己，正如培根所言，“一个人知道些什么，他就是什么……”，或许不是我的我才是真正的我，管他呢，反正博尔赫斯在《小径分岔的花园》中借助笔下的艾伯特说：“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未来。”尽管每个人面临选择时，有无数种可能性，但是我不可能像‘彭冣的错综复杂的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可以选择所有可能性，我只能选择一种，也是最适合我的一种，这就是给刘市长当秘书。不过，我还是很敬佩黄小明身上那种被尼采称之为酒神精神的东西，很有点像海明威笔下的硬汉性格：“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这样的性格已经脱离了“常道”，而是“非常道”，“常道”往往是有形的，“非常道”往往是无形的，正所谓“无形胜有形”，正如肉体是有形的，灵魂是无形的一样。一个人没有非常的人生是很难参悟“非常道”的，黄小明给我的感觉是正处于脱离“常道”而进入“非常道”之前。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张佩芬等人被双规一个星期后，我就通过老猫知道了黄小明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恐惧是什么。我感觉正是由于我提前将张佩芬等人被双规的消息告诉了他，他才及时应对，没让恐惧转化成炸弹，否则，非步许智泰后尘不可。老猫告诉我，连邓宏昌都没想到黄小明会为彭国梁藏了五万美金，要不是张佩芬被双规后从她的皮包内发现一本像“潘多拉盒子”式的笔记本，里面清清楚楚地记载着每次张佩芬见黄小明的谈话，谁都不会想到黄小明一直冒着巨大的风险要为彭国梁的儿子留下这笔钱，我相信如果不是我及时告诉黄小明张佩芬等人被双规了，他现在一定还装作没什么事似的窝藏着那笔钱，果真如此，后果不堪设想。
好在黄小明聪明绝顶，张佩芬被双规后，专案组第一次找他，他就判断出了是什么事，及时交出了那笔钱，排除了压在他心头的定时炸弹。老猫跟我说起这件事后，我将黄小明的仗义与许智泰的仗义做了个比较，我觉得黄小明的仗义才是真仗义，完全是按良知在做事，而许智泰所谓的“仗义”不过是个幌子，据他自己向专案组交待，自己在单位一直不顺心，特别希望巴结上大领导为自己说话，好改变改变工作环境。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彭国梁虽然东窗事发了，但是他多年经营的关系网还在，他为张佩芬跑东跑西，就是想通过跑腿巴结上一些大领导。老猫告诉我时，我觉得许智泰说的是实话，他是想通过彭国梁的案子投机押宝，不然不会收张佩芬五万块钱辛苦费，只可惜他那点可怜的“坏心眼儿”却变成了砸自己脚的石头。索尔.贝娄在《赫索格》中认为，人类是病态的动物，正因为如此，赫索格才写下“我的生命并非痼疾，而是一种长期的康复过程”的话，其实病症就是伪装起来的权欲冲动，一切疾病都无非是病态的权欲而已。在权欲的支配下，即使不是病人，也要像患者一样生活，这就是病态。任何权欲强的人都有卖弄自己的欲望，这就是痼疾。正是看到了这一点，那个自称自己是个“意志薄弱、满怀希望的大傻瓜”的赫索格教授才在涂鸦式的笔记上写道：“每个公民的生命正在变成一笔生意。在我看来这是历史上对人的生命的意义最坏的解释。人的生命不是生意。”但生活却变成了生意，而每个人的生命都是通过生活体现出来的。应该说每个公民的生命正在变成一种投资，这是资本时代的必然结果。既然是投资就难免有风险，许智泰由于将投资变成了投机，彻底输了；黄小明由于坚守投资，因此尽管暂时亏了，还有翻本的机会。而我和杨恒达都是投资的大赢家，只有欧贝贝尚在观望，这就是综合二处目前的“大盘”。最先涨停的是杨恒达，人家不仅善于投资短线，而且是投资中长线的高手。
许智泰被双规后不久，杨恒达升任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的任命就下来了，由于新任常务副市长竞争十分激烈，迟迟不能定夺，因此综合二处新任处长也无法确定，只好仍然由杨恒达兼任。只是不坐在综合二处了，而是有了自己既气派又敞亮的办公室。处里只剩下我和欧贝贝，由于肖主任一再嘱咐我在没当上刘市长的秘书前不能出任何差错，我只好每天坐在处里看棋谱。中午别的处的同事来找我下棋，经常围着一堆人观棋，一些嘴把不住门的人对一些人和事评头品足，以前我跟着议论几句，现在是一句也不跟着参合，心无旁骛地下棋。欧贝贝看在眼里，时不时地刺激我几句：“大伟，你是不是有点太沉住气了，我可听说光厅里想给刘市长当秘书的人就有二十多个，个个都有背景，你这么干等着，别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欧贝贝的话不是没有道理，这段时间的确等得我心里有些发毛，我父亲常说，做生意有一个原则，有人要倒满杯子，如果你想成功，就必须先把杯子倒满。他的意思是不给对手任何机会，我相信我做到了这一点，别看有那么多竞争者，但是我的杯子已经倒满，而且就放在刘市长的办公桌上，我不相信有人敢到刘市长办公室将杯子换掉，因为刘市长从来都不是象棋盘上毫无主见的“将”，他在我心里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家。我记得西方一位政治家说过，“诚实的政治家若被收买，他就会保持被收买的样子。”在政治中，除了诚实，还有什么是正义的？因此，我坚信刘市长的诚实，因为我不仅得到过他的承诺，而且我坚信我也是最合适的人选。
第69章 张佩芬被双规(1/2),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