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黄小明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心思，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望着窗外的风景说：“杨哥，说好了，今天咱们是出来看景的，如果你想知道我在里面专案组问了些什么，对不起，我无可奉告，不瞒你说，大嫂找我，我也是这么说的。如果你觉得扫兴，那就马上送我回去。”
我被戳破了心事，掩饰着尴尬说：“兄弟，你想哪儿去了，我知道你心里堵得慌，我何尝不堵得慌，都说我俩是彭市长的左右手，如今彭市长出事了，最难受的当然是咱们兄弟俩。拽你出来就是想让你散散心，当然我也想知道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黄小明点了一支烟深吸一口说：“能有什么打算，案子一时半会儿完不了，尽管我被放出来了，但是只要案子不完，我就不会有定论，专案组随时都可能再请我回去。我现在是一只迷途的羔羊，天天都生活在恐惧中。杨哥，你知道我为什么恐惧吗？因为只要专案组找我核实情况，都可能涉及到一些人，你只要提到这个人的名字，就牵涉人家一家子的身家性命，谁有罪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不想害任何人，但是我现在没有不想害人的自由，这是我最痛苦的。”
听了黄小明的话，我心里暗自庆幸，幸亏我不好赌，也没有参与到彭国梁与刘一鹤的争斗中，否则我很可能步温华坚、陈实和胡占发的后尘，最起码也得像黄小明一样成为一只迷途的羔羊。
我还是想从黄小明嘴里套点东西，便委婉地说：“小明，听你这么说，看来是有人开口了，你估计是谁骨头这么软？”
黄小明冷哼一声说：“杨哥，别看一些人在官场上仗着手中的权力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真要面对专案组的时候，连地赖都不如，个个都是纸老虎。”
我试探地问：“你的意思是说这几个人都开口了？不会吧，大嫂可一直在外面为彭市长四处鸣冤呢。”
黄小明异常平静地说：“杨哥，你读过《肖申克的救赎》吗？里面有这么一段话：‘监狱里每个犯人都声称自己无辜。他们只是碰上了铁石心肠的法官、无能的律师、和警察的诬告，而成为受害者，再不然就是运气实在太坏了。’发句牢骚，在这个案子中，运气坏的人只有我一个，我是天底下最他妈倒霉的人，至于其他人根本不需要‘肖申克的救赎’，只需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大嫂这个人未免太不自量力了，难道你连十字架上的上帝也能收买？”
尽管彭国梁东窗事发了，但是我一直以为他罪不至死，没想到黄小明会说出彭国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话，应该承认，黄小明是彭国梁的贴身秘书，介入彭国梁的事比我深得多，看来黄小明知道真相，不然他不会判断出案子的最终结果。想一想彭国梁有可能因被双规而丢命，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从西山回来后，我认真地理了理这些天接触张佩芬、尚小琼和黄小明的情况，第二天一上班，我就去了刘市长的办公室，刚好李玉民也在，两个人正坐在沙发上，看样子是李玉民在向刘市长汇报工作。
我一进屋，刘市长非常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并且对李玉民说：“玉民，就这样吧，你再认真琢磨琢磨。”一副下逐客令的口气，搞得李玉民灰溜溜地走了。刘市长拉着我的手坐在沙发上，和蔼地问：“恒达，找我有事呀？”
我腼腆地点了点头，然后按照我昨天晚上理的思路十分生动地汇报了接触张佩芬、尚小琼和黄小明的情况，汇报完后，我画龙点睛地说：“刘市长，老领导经常跟我讲，人生只有一条规律就是自作自受，但是张佩芬不这么看，种种迹象表明，她在栽赃您，因此我觉得彭国梁一案的关键不是彭国梁，而是张佩芬。只要张佩芬在外面四处活动，不仅专案组要受到干扰，连您也不会清静。因此，张佩芬还是在里面好一些。”
刘一鹤听后浓眉紧缩地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宽容地说：“恒达，一个人如果肉体得了绝症，还可以让精神活下去，但是一个人若是灵魂得了绝症，即使嫁祸于人，颠倒黑白也救不了自己。还是那句老话，人间正道是沧桑啊!”
我觉得忠心表达的还不够，于是加重语气关切地说：“刘市长，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刘市长哈哈大笑道：“恒达，不愧给老领导当过秘书，政治觉悟就是高啊！政治风险越大越能考验一个人的政治敏锐性，这一点你比许智泰成熟得多呀。恒达，越是非常时期，越能锻炼一个人的政治品格，这段时间，你这个综合二处处长可要经受住考验啊！”
很显然，刘市长是在用许智泰敲山震虎，许智泰做什么了，让刘市长耿耿于怀？
离开刘市长办公室，我回味着刘市长的每一句话，觉得最后一句意味深长，这说明刘市长还不完全信任我，否则不会叮嘱我“要经受住考验”，怎么才能让刘市长像信任宋道明、肖福仁一样信任我呢？那就是站在许智泰的反面，不对，许智泰是属于上了贼船不肯下来，归根到底我还是应该和彭国梁划清界限，但是我毕竟是为彭国梁服务的处长，反戈一击是对的，但是我最后画龙点睛说的几句话似乎说过了点，当时心里还很得意，现在想一想不仅画蛇添足，还有点落井下石的味道，如果是别人落井下石也就罢了，可我是彭国梁的左右手，应该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客观的汇报情况无可厚非，正常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也未尝不可，但是我当时过于想表忠心了，会不会给刘市长留下卖主求荣的印象？不然为什么要考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