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始皇帝是商鞅法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压根就不会有天下一统以后大儒淳于越和法家代表人物李斯的朝堂斗法。
始皇帝自己本身也在不断的取舍当中，否则淳于越根本没有斗法的机会，更不会成为长公子扶苏的老师。
而李斯，能够从这次斗法中获胜，必然不仅仅是单纯的推崇商鞅之法，必然也主导了大秦律法一定的改革。
秦国以法家治国，但法并非一成不变。
律法也是一改再改，商鞅没那个本事制定出只要照本宣科一成不改就能让秦国一统天下的制度。
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人能够制定出来。
秦国每一次国君的更换，主政人员的更换，都会导致律法一次一次的补充修订。
甚至很多商君时期制定下来的法律到了现在李斯当政早已经面目全非，奖罚程度也区别甚大。
其不变的是耕战体系和吏治体系。
耕战体系保证了秦国的战争动员力，数量充足基础知识完备的吏员保证了秦国律法的执行和奖罚制度的执行。
而现在，秦国的耕战体系和吏治体系同时出了问题。
一统天下以后，可供征服的土地皆已纳入王土，可是有功之士太多了，等待着立功的人更多。根深蒂固的老成军功世家倒是渴望阶级固化，但是那些新兴的军功贵族明显有更多的渴望。
甚至于涉及底层有功将士的土地分配上也出了问题，因为原来秦国的本土良田都被封赏的差不多了，六国那里倒是有地，可是谁愿意把地分到国外去？
而相比较于耕战体系的岌岌可危，大秦的吏治体系早已经千疮百孔。
或者说，早在秦始皇继位初期吏治体系就已经开始不断爆雷了。
秦国令人称道的制度执行力是要靠大量的吏员来推动的。
故而，秦国吏治的最巅峰时期即为商鞅主政的时期。
尔后每一次土地的开扩本质上来说都是一次吏治的倒退。
人口和土地的增加付出的代价就是政府执行力和中央掌控力的降低。
只有花费大量时间重新在新土推行秦法，培养吏员，才能够弥补空缺。
始皇帝继位以后，出现成蟜判乱，昌平君反秦。
成蟜尚且声势不大，勉强在控制范围之内，昌平君反秦甚至直接导致了第一次伐楚战争的失败。
二者反叛不可避免，但能够掀起如此浩大的声势就说明秦国的吏治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监察力度和中央掌控力度下降极为明显。
而在秦国一统六国以后更加明显，项家私兵，张良刺杀，会稽太守包藏祸心……
这都说明秦国的吏治已经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崩坏。
而这些，始皇帝都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出来，但他骄傲的认为，在自己的镇压之下，这些都不是问题。
耕战体系停滞？那就征服新的土地？
吏治倒退？那就花费人力物力继续培养。
十年？二十年？只要时间充足，他就有自信解决这些问题。
而赵泗这次带回来的东西，也相应的显得弥足珍贵。
不管是世界地图，还是三种新的农作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