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的地理学，对一国影响至深。当下中国正进入新发展阶段，如何从战略上定位不同区域，构筑全国新发展格局，尤为重要。本文分析了80多年前的中国定都之争中，钱穆先生所提出的“首都论”及其及背后的文化地理学，为我们呈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战略视角。
钱穆先生把西北地区视为关乎中国未来政治命运前途的“心脏地带”，因而主张定都西安，北京则为陪都。定都西安既有深远的经济地理原因，也是对未来中国立国大计的宣示：以一种逆势进取而不是安于永逸的国家精神，来宣示对西北边疆安全和地区建设的关切，通过西北地区的建设来振兴整个中国。一言以蔽之，“中国之不治，其患在西北；新中国之治，其希望亦将在西北”。
钱穆关于中国立国形态的独特思考，不同于当时陆地强国苏联和海上强国英美，而试图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中国文明道路。他这一设想虽因种种现实条件未能施行，但却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政治地理格局、立国形态和文明发展道路的深刻省思。如今，西北资源天然向东南倾斜，东部人口过度增长，弊病和缺陷已逐渐暴露。当下中国能否“反求诸己”，在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脉络中兼收并蓄，走向“民族之再生”，乃至“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需要更为深远的谋划。
“建国于大地之上”：钱穆的首都论、立国形态观与文化地理学
从1937年11月蒋 介石迁都重庆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这一时期的首都更替激起了当时中国政学两界对建都问题的激辩，首都问题成为民国中晚期风靡一时的宪制议题。傅斯年、胡焕庸、张其昀和钱穆等人各自撰文立说，逐渐形成建都西安、武汉、北京和南京等多派主张。
钱穆先生从1942年至1946年陆续撰写并发表《战后新首都问题》《论首都》等政论文章来予以回应，足见钱穆对首都选址，及其背后政治及文化意涵的关注和重视。
对钱穆而言，这数篇文章绝不是简单应对一时的政治议题和时代需要。钱穆认为，首都的政治地理和文化地理学意义还远远没有被时人充分挖掘和阐明。
1951年，钱穆在台湾应邀发表一系列演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和人物”一讲中，他重提自己当年的首都说，并通过“文化地理”这一概念，从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来看待首都问题所反映的立国形态与中国历史大势的内在关联。
简而言之，自1940年至1960年间钱穆的首都论说着眼于新的历史时期和世界格局，以立国百年大计的眼光审视现代中国的立国形态和未来前景。
这些文化地理学论述集中体现了钱穆对战后中国乃至世界政治地理格局和中国文明未来的深思熟虑。在首都位置的选择上，他的观点十分明确：新中国的首都问题，“西北重于东北，中心重于偏隅，大陆重于海疆”，所以应当定都西安，以北平为陪都。
首都论主要可以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立国规模与精神以及海陆文明的道路选择这三个递进的层次加以阐述。
▍中国的“心脏地带”：定都西安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
1943年的中国处在一个风云突变的大时代之中，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鏖战正酣，英、法等西欧国家主导下的全球体系正在崩解，同时新的世界秩序依稀可见；另一方面，在国内的抗日战争中，近半国土惨遭蹂躏，民众流离失所，而随着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和《开罗宣言》的发布，中国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得以眺望战争胜利的曙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钱穆方能于山河破碎之际，运思战后的世界秩序和新中国的政治重建。
从世界学术思潮的视角来看，这一时期也是政治地理学蓬勃发展，继而走向巅峰的黄金时代。就在钱穆发表《论首都》的几个月后，哈尔福德· 麦金德（halford makinder）于美国《外交》杂志上刊载《环形世界与赢得和平》一文，深刻分析了战后的地缘政治局势。
大致在这一时期，卡尔·施密特的《大地的法》，詹姆斯· 菲尔格里夫的《地理与世界霸权》等多部论著相继出版发行，一系列政治地理著作不断涌现，呈现百家争鸣的盛况。无论是钱穆还是当时参与建都讨论的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这一思潮的影响，在这样的时代和学术背景下，建都问题逐渐演变为未来中国是走向陆权还是海权的道路之争。
无论是对钱穆还是同时期的其他论者来说，首都问题不单单是一城一地的选址问题，它一方面事关中央政府的所在，是国家统一和政治秩序的象征，另一方面其地理位置往往反映，并深刻影响着未来国家的整体战略规划。
就钱穆而言，定都西安的着眼点是西北地区。钱穆主张定都西安的核心着眼点是，通过西北地区的建设来振兴整个中国。钱穆所定义的西北地区主要包括西藏、西康、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绥远和察哈尔等地区。钱穆的西北地区论和首都论可谓是一体的两面。
实际上，中国西北地区也倍受西方地缘政治学者的密切关注。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在其1904年和1919年发表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和《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两部论著中，基本都将中国的西北地区划入其“心脏地带”的政治地理范围之内。
麦金德首创的“心脏地带”这一概念，凝聚了他最为核心的地缘政治理念。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那就是“谁统治了‘心脏地带’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便控制了世界”。
在麦金德看来，中国的“心脏地带”有两条通道可以进入中国腹地，一条是经甘肃省到达西安，另一条是从贝加尔湖沿东南进入北京。历史上，中国多次受到“心脏地带”的侵犯，继而征服者将会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新的帝国，并从草原人的统治中脱离出来。
因此麦金德认为，北京和西安都是由来自心脏地带的征服者建立起来的首都。虽然这一说法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但毫无疑问，西安和北京这两个城市成为中国不同朝代的首都跟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具有紧密的联系。此外，詹姆斯·菲尔格里夫以及斯皮克曼都在其著作中对“心脏地带”理论进行了回应和发展。
钱穆在《论首都》和《战后新首都问题》两篇论文中也同样将现代中国的地理区位划分为两个部分，并把西北地区视作关乎中国未来政治命运前途的“心脏地带”。钱穆对于中国历史上来自“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不断南下侵扰、征服并统治中国内地的史实烂熟于心，但他尤其在意这一地区对于当时国家内部的政治地理意义。
经历了晚清左宗棠平定新疆到中华民国确立“五族共和”为立国原则的历史进程之后，现代中国的国家整合势必要涵括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国内地，和以游牧文明为主的广大中国西北边疆地区，钱穆指出：“今既诸族共和，文化教育之陶冶最其先务，而政事抚辑亦不可忽。”钱穆对西北地区的深度思考切中的是抗战后现代中国国家建构这一问题。钱穆指出：
今试旷观并世列强，所谓内政问题，其最要者必有两事：
一、其国内有异民族杂处，未能融洽一体。
二、其国内民众生活显分为两阶级，不能调和一致。
钱穆所言的“内政”应扩大化理解，涉及现代国家建构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即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钱穆基于这两个问题各举一个历史案例，第一个是一战前的奥匈帝国，该国由于没能处理好国内奥地利—匈牙利的二元民族统治结构，以致奥匈帝国在一战战败后被分裂为无数小的民族国家；而另一个则是深受国内阶层分化悬殊困扰的沙皇俄国，一战爆发弱化了沙俄当局对国内反对力量的控制，继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最终夺取政权。因此，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如果得不到有效地安顿，国家就随时面临着分裂与革命。
钱穆认为，当时的中国“兼犯此二病”。中国自古即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广土众民的多民族国家。从传统的帝制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民族问题也在这一进程中被凸显出来。
随着辛亥革命后“五族共和”原则的确立，中国少数民族分离倾向被大大抑制，但是民族 矛盾和分裂危机仍然是现代中国所要面对的核心议题。
另一方面，钱穆所谈及的阶级问题应作广义的理解，主要强调不同社会阶层、行业群体和地域分配上的财富不均，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社会现象。毫无疑问，整个民国时期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和官僚资本的盘剥，再加上后来日寇侵华，无数的民众生计困难，同时社会贫富差距悬殊，阶级矛盾非常严重。
钱穆另辟蹊径，指出中国所面临的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基本重叠于同一个地理现实之上：中国西北。一方面，西北地区的蒙古族、藏族、回族等多个少数民族“皆自有语言文字，自有宗教信仰，自有风俗习尚”，再加上清廷所采取的羁縻政策，这一地区仅能谋求一时安稳，以至于共和政体建立之后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对现代中国的国家认同程度十分薄弱。
此外，西北地区贫瘠枯槁，气候苦寒，经济发展难度极大，“文化教育与经济物质环境，处处与东南，东北相差甚远，不啻若异国”。
综合此两大问题来看，当前中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因此中国此时身处“偏枯不遂之症”的困扰之中，这一病症的症结，正在中国的西北十区。钱穆断言：“必使此偏枯不遂之病，脱然而去，而后可以言统一，而后可以言治安。否则内患必由此十区起，而外祸乘之。天下未有偏枯不遂而可以成为康乐之生命，健全之体格者。”从正面来说，作为“心脏地带”的西北地区对中国国运的发展同样有诸多积极因素。
钱穆指出，随着西北地区交通和勘探的不断发展，其丰富的森林农牧资源和矿藏终有一天能够回补东南沿海地区资源的不足，实现互利共赢的局面。一言以蔽之，“中国之不治，其患在西北；新中国之治，其希望亦将在西北”。
此外，现代国家建构离不开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尤其是对现代战争的军事威胁的判断。西达·斯考切波指出，“国家……内在地依赖于两个方面：其一是阶级分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其二是国家的国际体系”。
1942年至1945年前后，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都属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阵营，共同对抗轴心国的军队，所以此时的钱穆很可能出于国际同盟的战略大局考虑，对本国战后将要面临的强敌不便直指其名。但是我们不难看出，钱穆在暗中将北方的苏联，认定为战后对本国的主要军事威胁。
钱穆借古喻今，指出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的主要军事威胁基本都来自北方，“再以国防观点论之，中国历来大敌外患，在北不在南……以往如是，最近的将来依然要如是”。钱穆认为，战后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外敌威胁依然会来自中国的北方，而中国的北方仅有一个对中国构成巨大威胁性的超级大国——苏联。
此外，钱穆的陆地意识也加深了对这一问题的判断，“今虽科学日新，机械万变，大洋之舰艇，高空之飞机……然两军决胜之基点则仍在大陆”，“人类大战争仍将在大陆上展开。国家民族决生死的战争，必在大陆上演出”，再加上中国自古是一个依托大陆的自主性的农业国家，因此并不惧怕帝国，主义的海上封锁。但是，一旦“中国北部大陆陷入敌手，则中国人将被赶入海里，宋、明如是，马其顿之于希腊，日耳曼蛮族之于罗马，形势亦复如是”。钱穆警醒我们，苏联将会给今后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潜在的威胁。
基于以上对中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剖析，钱穆主要提出了两条建议：其一：定都西安，以北平为陪都；其二是在西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铁路建设，通过基建来强化新中国的基础性（infrastructural）权力，同时在西北地区普及教育，构建中国的国族认同和“大群意识”。大概由于中国占据了心脏地带的一部分，钱穆对西北地区的铁路建设则满怀期待和希望：“交通者，实人类历史影响于地形之一最要事项也。”此外钱穆引述孙中 山的话，指出“铁路建筑，则首及西北系统”，“此种铁路实居支配世界的重要位置”。
唯有改善西北内陆的交通系统，国家才能真正通过资源调配和军事部署实现对中国“心脏地带”的控制和发展，也唯有通过改善西北内陆交通，其中的矿产资源和森林农牧资源才能由此运往外部，实现经济合作与互补。无论是兴建铁路还是普及教育，在钱穆看来有效实施这些国家战略的前提和基础是将西安确定为新中国的国都。那么，首都的地理区位为何对此而言如此重要？
“一国首都所在之选择，虽非一种政治制度，而实与一切政治制度有精神上内在甚深密之关系”。在钱穆看来首都与一个国家体制的内在联系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精神方面，一个国家的首都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所在，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控制枢纽，因此，“首都所在地之一切物质环境，其影响于整个政府之精神方面者，盖甚微妙而深挚”。钱穆十分强调首都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对一个国家政治体制之内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影响。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忽略钱穆谈首都区位的历史大背景。钱穆预见到战后中国将迎来一次关键的立国时刻，因此定都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宪制议题就得以凸显出来。“窃谓国家首都地位之选择，此乃立国百年大计，必与其整个国策相配合，换言之，即当与国家前进之动向相配合。”因此，首都实际上反映了对于现代中国的立国规模的定位和谋划。
在这个意义上，定都西安就和钱穆所设想的立国方略衔接起来。既然西北地区对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首都的选址也必须要配合振兴中国内陆的基本国策。西安的地理位置恰好是在西北和东南地区的交汇，是东南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源输送西北，并支持西北地区发展的经济交通枢纽。
在钱穆看来，定都西安既具有深远的经济地理原因，同时也是对未来中国百年立国大计的郑重宣示，通过一个定基性的政治决策来宣示对以西北地区为重心的国家安全和地区建设的关切。
此外，中央政府的所在往往会形成人才和文化的中心，定都于内陆恰恰是吸引全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回流至这些地区，以解决中国“血脉不流通，神经不健全”的偏枯之症。
除了知识分子和精英以外，钱穆更为看重中国广大内陆的群众，定都西安正是要“接近国内大多数想接近政府而无法接近的民众”，西北乃至整个内陆地区长期远离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当地民众也缺乏条件来了解和靠拢政府，长期以往将损害一个国家的内在向心力和整合能力。
此外我们自然不能忽略定都西安在国家安全和统一层面上的意义。钱穆在其文章中对明成祖朱棣大加赞赏，在钱穆看来，基于明王朝当时的历史时刻，定都北京无疑是一个目光深远的政治决断。
“所以明成祖之建都燕京，实得汉、唐建都长安之规模，同样为一种逆势动态的进取国策。”在此意义上，定都西安就显得别有深意。
正如前文所示，钱穆将未来新中国最大的国家安全隐患定位在中国的北部强邻苏联，那么定都西安就是效仿明成祖故事，通过将国家的政治军事中心建立在与外敌抗衡的国防第一线，以一种积极防御的姿态和策略来构建中国的新国防体系。
我们似乎也应当考虑钱穆在文中所不便明言的国内政治环境。《论首都》一文写于1942年，当时国共两党正在开展第二次合作，共同抗击日寇的侵略。《战后新首都问题》写于1945年8月，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国共两党即将就战后中国的政治统一展开协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钱穆自然很可能去关注和思考，如何使两个拥有不同意识形态纲领和组织原则的政党达成一致，共同致力于新中国的统一和战后建设。
我们不难想到，西安距离中共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延安仅有300千米左右，西安亦可以被视作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势力范围的交汇点。定都西安对两党而言既是政治合作的象征，也是通过政治地理的现实条件促成两大政党的实际权力范围得以融合统一。
▍进退之势与立国规模：钱穆论首都地理与民族精神之关系
钱穆对于新中国首都之地理区位的高度重视反映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现实政治层面，钱穆高度重视首都位置与国家建构及国家安全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个层面，钱穆试图通过新首都来重塑新一代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如果说现代国家建构问题主要是应对立国时势而作，那么民族精神的重塑则称得上影响未来中国命运走势的百年大计。在此钱穆主要借助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来诠释地理因素对国民精神和国运走势的内在影响。
钱穆在《战后新首都问题》一文中通过梳理秦以降两千年来中国各朝代首都区位的变迁与本朝立国规模的关系来论述该问题。在开篇，钱穆从“有些国家常有首都问题之发生，而有些国家则否”展开对古今中外各个国家的类型学划分。
在钱穆看来，古往今来的国家分为两类：自然国家和人文国家，或曰单式国家和复式国家。钱穆认为，除开西方的帝国以外，泰西诸国从古代城邦国家到近代民族国家都是一种自然单式国家，因为它们都有自然之疆界与民族。
相比之下，中国自秦汉以来就进入了人文复式国家的阶段，“其国家之创建，全由人文化成，而不复为自然的地形与民族之隔阂所限”，也就是说，中国国家的形成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相比较小，而受中国文明传统的影响更大。因此，西方大国的首都如伦敦、柏林和巴黎是自然形成的。
但是中国自古以来首都的地理变迁就十分频繁，其中当然不乏地理条件的演变，但主要是人事所为。因此钱穆指出，“在人文复式国家，首都之选择，实为一至重极要之事。一国家之规模与精神，只看其首都之选择，已不啻如示诸掌”。
事实上钱穆所讲的立国规模与精神，既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人民所共享的民族精神与文化气质，同时也可视作国家的宏观战略和基本国策。因此立国规模本身即是制度结构和文化气质的统一。钱穆把中国历史上的立国规模与精神主要分为两类：顺势进取和逆势退婴。而中国的立国规模同中国的地形地势又有极为紧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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