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奇只有个独子，自己吃苦半辈子，便尽力让儿子锦衣玉食，打骂也舍不得下重手，且自然要想办法给儿子通融关系；杨士奇确实人缘很好，每次都能收拾烂摊子。却让杨稷愈发胆大。
有一次杨稷与人玩斗鸡赌钱，因为自己的鸡被啄死了，与人发生了一点小口角，竟然带着家丁把对方打得遍体鳞伤、活活殴|打致死。应天府将杨稷逮|捕归案，杨稷当众叫狱卒好吃好喝供着他，因为过不了几天他就得出去了。
果不出其然，杨士奇与张皇后的亲信宦官沟通之后，应天府便巧做安排，修改了卷宗；刑部复议也假装不知。不到一个月，杨稷便回家了。
而那苦主王家的人，收了杨士奇一笔抚恤费被迫和解，受官吏遣送回乡。不料那王家新寡的媳妇连氏非常执着，竟拿着当年太祖皇帝发的《大诰》本子，一路到了京师，到刑部衙门擂鼓喊冤。
刑部便将连氏逮|捕入狱，既不问罪，也不释放，关到了朱高煦带兵进京那年、才被放了出来。她依旧在京师住着，时不时举着《大诰》拦轿喊冤。
太祖下旨印的《大诰》有一个神奇的功能，朝廷几乎每家都发过一本，并许诺庶民：遇到官吏欺压百姓、冤案等情状，任何庶民都可以拿着这个册子当路引用，直达京师告御状，大明皇帝必为民做主（太祖认为他的子孙后代，和他一样大|权在握）；关隘守卫、巡检等人不得阻拦。
明太祖非常痛恨欺压贫苦百姓、贪赃枉法的官僚，曾经因为一两银子就把一个官员剥皮填草了。县衙门外告诫贪官的浮雕、官府大堂外的御制石碑文字，无不在展现太祖的政|治理想。
然而时过境迁，如今早已不是严苛刑罚的时期，只剩那本《大诰》、依旧如宪法一般有充当告状路引的功能。
但即便新君继位，刑部也无法为连氏伸张正义；因为杨士奇被软禁之后，杨稷已经跑了。无须连氏伸冤，锦衣卫、三法司的人也在搜查杨稷。
那杨稷躲到了江西一个非常偏僻的山村，又有杨士奇的一个好友庇护，锦衣卫查了三年都没查到。这回露出蛛丝马迹，纯粹是杨稷自己以为风声过了、跑到县城里典当东西。他一个过惯了好日子的纨绔子弟，估计忍受了三年粗茶淡饭的日子挺不容易的。
朝中闻讯杨稷被逮，立刻就有六科给事中、都察院的官员上书，细诉杨稷犯法三十余条。有各种各样的事，甚么调戏良家女子，打架斗殴，非法持剑，毁坏国营伎院公物（旧院、金陵十六楼等），闹市驰马，侮辱官员……实在是能犯的事都犯了，最大的一件还是杀人罪。
接着便有言官弹劾杨士奇，主要是谋|反罪、徇私枉法罪、收受贿|赂罪，以及一些逾制的可大可小的事。
朱高煦这时才知道，这个杨稷原来干了那么多坏事。很微妙的地方是，杨稷被抓之前，朱高煦完全没有收到过弹劾杨家父子的奏章。
朱高煦忽然想起来了，有一次他当着朝臣的面，随口说了一句“杨士奇贤明，朕不忍杀之”，大有过几年要启用的意思；应该造成了很多人的形势误判。
而最近锦衣卫忽然调集大量人马，快马直扑江西将杨稷捉拿归案，其阵仗很大，大伙儿似乎才如梦方醒！
洪武时期，官场就有人说高阳郡王狡诈，今日一看，臣僚们无不恍然大悟。
吕震张鹤等废太子时期的官员，也急忙上书痛陈杨士奇的罪状，恨不得马上与其划清界限。这让吕震在士林的名声一落千丈，因为永乐朝时期，吕震还因为与废太子关系太近，遭太宗警觉逮入诏狱反省。
朱高煦拿着一叠弹劾杨士奇的奏章，左思右想，决定堆到柔仪殿的一副架子下面，暂时留中不发。
永乐初年的血雨腥风、大明朝十余年间的两次大规模内|战，到此时余震才稍稍平息，朱高煦不能轻易再让朝廷兴起风浪。
他得让满朝官员真正相信，以前的仇恨已经过去了，他朱高煦绝对不会秋后算账。
次日御门听政的时候，朱高煦便当众说道：“杨家父子罪状，朕已知晓。从今往后无论多久，诸臣不得再提，违者严惩！”
许多官员都高呼：“圣上圣明！”其中喊声最大的，反而是积极弹劾杨士奇的官员。
朱高煦执政以来看了很多以前的卷宗，也大概明白本朝的立法、司法完全是两码事。立法量刑非常重，只要把杨士奇的事弄到明面上说，牵连很快就会扩大化，很多本身就有关系的人、都要倒霉。杨士奇是废太子的亲信，只要在洪熙朝做过官的大臣、有几个完全与杨士奇毫无关系的？
而这种莫名兴起的朝政风浪，根本就毫无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