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明朝对他们也是实行怀柔政策，对于主动投降的都按照元朝对待他们的方式，也就是依旧用土官制来治理这些地方。
中国地域辽阔、民族林立，怎么样处理好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始终是统治者的一大难题。
唐、宋时期，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占据多数的州、县控制，一般会授权部族首领担任地方官员实行管理，加派朝廷任命的监管官员，这就是羁縻政策。
在羁縻政策演变到一定阶段，也就是进入元朝统治时期，土司制度得以衍生出世。
蒙古族推翻旧王朝，建立了疆域空前阔大的元朝，其下民族众多，史载“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
元朝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统治，创立了行省制度由中央直接管辖少数地区，并且在这之前由唐宋所建立的羁縻州府也都归到各自行省的管辖范围内。
除此之外，元朝还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推行了“蒙夷参治”的方法。
中央统治者一方面派遣宗亲王室镇守少数民族地区，另一方面又广泛接纳当地的土着民族首领，并举荐其成为当地士官。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充分调动少数民族人民的积极性，同时还保证了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方的统治。
而“蒙夷参治”的治理策略就是“土官制度”的前身，在那时，元朝将全国的各类官员统一分成两大类——“土官”和“流官”。
在行省和宣慰司这两级中，主要以流官为主、土官为辅，而在路及路以下的级别则广泛举荐土官。
除此之外，元朝还给予土官一些特殊优待。只要官员们对朝廷忠诚不二，便允许他们长久统治区域，还可以世袭官职。
明朝采用“恩抚”政策，“威德兼施”，使得明朝最终赢得了少数民族的支持，达到不战而胜的效果。
当然，这么做也是有皇帝自己的思考。
明朝皇帝们长期主张“守在四夷”的治边思想，对西南地区的管理以“守”为其核心，以元为鉴，反对以西南边疆为依托实行军事扩张的做法。
这种治边思想明显受到汉唐以来传统民族思想的影响，但更多的是着眼于明朝所面临的现实情况。
明太祖就时常劝戒大臣和自己的子孙，不要对西南地区使用武力，明太祖认为“蛮夷”所在之地大都偏远荒野，远征西南劳民伤财，即使征服了也得不到太多益处。
他的这些思想，自然也被之后的子孙所接受，亦如他们为了减少军费开支，轻易就决定放弃奴儿干都司一样。
只派出官员定期前往那里进行例行巡视，却对当地不闻不问。
在奴儿干都司明军撤退之时，本就数量极少的汉人也随着明军南撤，退回到辽东地区。
不过，明朝在西南可不是一味执行土官制度的。
受明朝重点防御北方少数民族政策的影响，在西南民族地区便尽量使用怀柔之法，为的是避免激起西南少数民族的反抗，稳定西南少数民族。
因此，明朝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军政治理大多是温和的、稳妥的，很少采取激进的措施。
但是，因为明朝在西南民族地区防守策略下的权宜之计，一旦找到时机，明朝便会进行改土归流。
明朝中后期，明朝对西南的有些土司进行了改流，但明朝的改土归流措施也是相当温和的，如果改土归流后引起当地少数民族的叛乱，明朝会再次改回土官。
明朝并未采取强制措施在西南民族地区推行流官，而是尽量顺应历史发展规律，以温和、稳妥的方式推行改土归流。
这也是为什么明朝中后期，西南叛乱频发的根本原因。
明朝对西南民族地区的军政治理目标一直都很明确，那就是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维护明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地位。
明政府所施行的民族政策，自始至终都是服务于这一目的。
而现在魏广德想要做的，就是在奴儿干都司也推行，这是从根本上否定以前几位皇帝在辽东问题上做出的决定，特别是汉人大量收缩回到辽东，在奴儿干都司几乎已经没什么人的情况下。
这样的改变，要想在嘉靖皇帝手中实现，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魏广德只能把目光转到裕王身上，潜移默化下改变裕王的立场，在将来裕王登基后逐渐推行。
至于辽东蒙古人和女真人，魏广德还真看不上眼。
别看百年后女真人如何厉害，这时期的女真人对上大明官军，那就是砍瓜切菜般吊打。
否则，犁庭扫穴也不会时不时就发动一波，收割一茬。
实际上，杨镐指挥对建州女真的围剿，也就是萨尔浒之战，本身就是犁庭扫穴计划的一部分，只不过万历皇帝确实有点惰政，战争发动晚了，或者说努尔哈赤确实厉害，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快速积累起来力量。
毕竟，只用了三十四年的时间积累，最终对宗主国明朝形成碾压实力，努尔哈赤的能力是母庸置疑的。
总之，就是因为种种原因给了他发展自身的势力的机会，最终为明朝倒塌敲响了晚钟。
另外，魏广德还有种猜测，那就是明朝的援朝战争，或许也是拖慢明军围剿建州女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既然他来了，自然不希望再次发生这样的历史。
看到明朝在西南地区的动作后，魏广德就打算依葫芦画瓢，把改土归流政策照搬到辽东，第一个执行的地区就是建州，之后才是海西女真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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