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刘宏一开始是要将这部分兵一并调拨南下的。但刘宏的建议直接被朝内河东籍的公卿给阻止了，当然他们也有理由。
他们说之前黄巾蜂起，河东地区就有蛾贼作乱。之后又有边章带着羌人寇边，再次袭扰河东。而原先布置在河东之地的三十三所坞壁，一开始设立的原因就是在京都的北面，沿着河东、河内的沿垣县、平阴、积县、泌阳、武涉一带，构建一个防御带。如果将这些兵力都抽调走了，万一羌人长驱直下，到时候西周为西戎所灭的故事，怕要重演。
刘宏被这番话气得不行，他琢磨了一下就猜到这些人只是将这些作为理由，更关键的原因是，他们这些河东豪族不希望河东的兵力被抽调一空，到时候无论是黄巾还是羌人入河东，最先遭殃的就是他们。
但明白了这些的刘宏又能如何呢？都已经对豪族妥协一次了，也不差这一次。所以最后到底只有三千河东兵南下。
本来刘宏还打算让河东太守董卓也领兵南下的，但他之前已经带兵去了河北战场，遂才做罢。
此时的董卓还是大汉的忠臣，其人出自六郡良家子，又入羽林郎，之后又为国转战在西疆，履立战功，是大汉一颗冉冉升起的将星，有望接替凉州三明成为整个大汉武人新的标杆。
也因为有此信任，刘宏才任董卓做了河东太守。要知道，河东作为三河之首，因为其地理位置、经济优势，其太守一职一直都是皇帝最信任的大臣来担任的。
汉室治理地方依靠的是吏治。即所谓：”民所以安而无怨者，政平吏良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所以，董卓能任河东太守，正是这份信任的体现。但这也和董卓的好运道有关，他正好赶上了汉室提拔新一批武官作为治民官的转型期。河东地区自前汉开始，就是法家文吏的大本营，但正因为如此，为了制衡，历代河东太守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儒吏。比如，李文、史弼、孔彪、王邑，这些都是儒吏。如果不是国家动乱，地方越来越难治，刘宏需要更多有军事经验的武官为他治理地方，董卓是完全没有机会的。
所以董卓现在的地位全是刘宏一手提拔起来的，只是不清楚，要是刘宏知道大汉就是埋葬在董卓之手的，又会是怎样一个情绪。
再回到黄琬这里，黄琬虽有千般难，但有一个强处就是能知人善用。他根据麾下各兵的情况，做了如此布置。
首先，是最难调动的幽州突骑，经过协商，被布置在了这片平原战场的东北部，扼守到后面敖仓一带的交通线。宗员之所以同意布置在这里，也和这里距离敖仓近，更方便补给有关。
之后是黄琬最为依靠的兖州兵和河东兵，被布置在荥阳东侧的十几处坡岗边，这些营垒或在泽边，或在道头，总之就是要互为犄角，阻扼泰山军向西和向北的运动。
至于剩下的人数最多的京畿豪势兵，这是黄琬最不放心的。
这些兵一个是纪律不明，因为都是豪族部曲，平日就是颐气指使，威凌乡里，现在出到荥阳一带，和那些幽州外兵一样，鱼肉乡里。
二个是，这些兵还威令不行。因为是豪族私兵，尤其是各家家主都是朝内大佬，这些人就也自以为是人物，并不将黄琬这个主帅放在眼里，平日整操点卯，这些豪族部曲将多是不来不应。
正是基于这些因素，黄琬担心真和泰山军打起来，这些豪族部曲会观望迁延，到时候数十个营头，几十种想法，一有事就你看我看，只想别人出头，自己捡便宜。
这些兵马如何能用在刀刃上？经历过封丘大败的他，再不想将成败放在这些乌合身上。
所以，黄琬就将这万余豪族部曲布置在了兖州兵和河东兵的阵线后方。他的想法是，由自己这个主帅亲自居前，让自己的嫡系顶到他们前头，以身作则激发这些豪势的天良，为国用事。
至于有没有效果，黄琬也不是太有信心，但这已经是不是办法的办法了。他要是敢将这万余豪族部曲布置在前线，这些豪族部曲指不定会想，是不是他黄琬要排除异己，用他们豪族的鲜血，染他黄琬的绶带。到时候，他黄琬真怕这些豪族部曲给他来个“营啸”。
就这样，黄琬在千难万难中努力做事，对面的张冲也不太好受。
九月十日出营没多久的张冲在得知对面汉军停驻并深挖沟壑，建造营垒后，也决定停军，在距离汉军营垒五里外的地方扎营了。
其实张冲带领泰山军主动出击也是让众人颇为不解的。因为按照最近这些天获得的情报，对面汉军的兵力大概在五万左右，而己方只有不到三万。
按照一般的军事常识，如泰山军之种主动出击，甚至要攻坚的情况来说，要想对敌构成纵深较大的包围圈，必须在兵力上具有优势。
但现在呢？泰山军既处于人数的劣势，又在荥阳城内无内应，还已经失去奔袭的战机，已经从一定程度上是非常冒进的决策了。
但这些张冲都明白，他更知道合理的战术应该是先坚守衍氏壁垒，然后等汉兵久攻不下，士气堕落时，再寻机出砦决战。
本来张冲就是做此打算的，但前两日陆续从南面和北面收到的两封军报，打乱了一切的计划，更让张冲不得不冒着巨大的风险率军与对面汉军主力决战。
而这两封信又到底说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