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能够最大程度降低风险。
问题是，能用的人手终究不足。
经过重新盘算，增加10万担鱼获，只需要再加派不到2000人，而不是按比例的5000人，这等于是节省了人力。
增加运量，需要船只增多，但还是有诸多剩余。
朱塬的计划是全部投入海捕。
海捕，不缺船了，相对来说，人也不怎么缺，就缺渔网。
没有网，打什么渔？
还是要打！
朱塬已经在让人想办法。
比如，钓鱼。
说起钓鱼，普通人观念里，往往是一人一杆，一坐一天。
海上不是这样。
提前让人进行过试验，海钓的效率，其实并不低，特别还是这年代，海洋鱼产丰富，专门钓大鱼的话，找准了鱼群位置，每个劳力一天完成一担的任务，轻而易举。
离开了码头，朱塬和华高等人一起来到城西甬江对岸。
这边正是烟火鸟鸟。
营海卫在这边属于军营后方的地界搭建了一批拱形烘窑，不多，只有十座。
烘窑一丈高，宽一丈五，长三丈。
还是物质不够的缘故。
这年代，烧砖也是非常耗费的，只是燃料一项，就让大部分普通百姓一辈子都只能住在泥坯房屋当中。
朱塬也没那么奢侈。
因此，除了一批少量用砖大部分还是泥筑的试验烘窑，其余的，还是决定露天烘烤。
这里又不得不说起昨日从象山返回的海捕团队的收获。
初步估算，这一次海捕，顺利带回定海的，官方鱼获为1.7万担，民间鱼获为2.1万担，总量为3.8万担，合380万斤。
远远高于朱塬最初的预期。
朱塬的基本预期是官方捕鱼8000担，民间大概与官方相当。
实际上，却是带回了将近5倍的鱼获。
不过，这其实反而不算太让人满意，因为缺少麻料，因为最后几日遭遇了飓风，不仅无法出海，还导致一批鱼获没能及时处理而腐坏，等于说，整个海捕团队至少损失了1万担的鱼获。
用‘担’总是缺少些冲击力，换算成更普遍认知的称量单位，就是100万斤。
无论如何，都是一次成功。
毕竟只是一次试验性的海捕，实际上，就已经超过了元朝时期正常年份300万斤的总量。因此，朱塬也第一时间写信给老朱报喜。
除了详细列举渔获收成，还提及了这次飓风过程中，灯塔港口对渔民的示警和避险作用。
可见基础设施的重要性。
因此，朱塬的建议是，官方还需要加大对相关方面的投入。
再说总计3.8万担的鱼获，营海司拿下了其中的3.2万担，相当于320万斤。
说起来，其中渔税部分，按照朱塬之前制定的税率，只有区区510担，因为民间船只虽然多，但体量都不大，总载量折合才5万料出头，每百料直接收鱼获1担，因此得510担。
还没有盐运司转卖给这边的多。
即使朱塬给出了兜底条件，官方直接收缴鲜鱼进行腌制，降低百姓买盐负担，但，明州盐运分司跟随南下，这次海捕过程中还是卖出了150多引盐货。
因为是直接针对渔民销售，按照最终出售价格计算，得银钱折合1500多两。
渔民没那么多钱，还是直接缴纳鱼获，明州盐运分司按照与营海司的协议，当场将鱼获转交营海司，换取银钱。
关于盐政，既然涉及，朱塬近日也有所关注。
当下大明朝廷制定的终端零售盐价是10两银子一大引，折钱则是12万钱，合30文一斤盐。
很贵。
不过，相对于元朝，又便宜了太多。
元廷早期制定的盐价就是10两银子一引，中期略微下降，到了后期，财政困难，开始大幅提升盐价，最高达到200贯钞币一引盐的程度，虽说后期元廷钞币贬值严重，但折算下来，卖到百姓手中的每斤盐也超过了300文。
超高盐价导致私盐泛滥，蝴蝶出的另外一个结果，恰好就是张士诚和方国珍两大私盐贩子的崛起。
终端零售价格高达10两银子，大明朝廷能拿到多少？
不多，只有6钱银子。
这是官方规定当下每引盐货需要缴纳给朝廷的赋税，至于其他，则全部算做消耗。
朱塬觉得，这‘消耗’实在太大。
参照元廷数据，按照当下人口5000万的规模，朱塬大致能够算出，整个中原每年的盐货需求大概是200万引。当然，是400斤的大引，因此，官方能够获得税收大概120万两。
这倒是与朱塬之前了解到大明去年，还是西吴的时候，全年137万贯的盐税收入相差不大。
然而，比之前朝，无论是元廷，还是宋朝，也低了太多。
朱塬近期让人收集到的数据，宋时盐税最高可达到1700万贯以上。而记忆中，明朝盐税最高也才200万两白银左右。可以说，比前后各朝都要低太多。
不得不说，这是老朱的又一个重要财政政策失误。
就像另外一个朱塬恰好记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茶税一样，老朱的想法，朱塬能够看出，非常朴实的小农思想。
朝廷少收一些税，百姓就能多几分财富。
实际上，既是如此，也不是如此。
如果真得惠及了所有百姓，朱塬也很乐意看到各种低税率，但，实际如何，朱塬也再清楚不过。
总之，盐税的事情，今后有时间，还是要好好规划一番。
当然，还有渔税。
计算下来，510担税收，相对于民间总计2.1万担鱼获，税率四十分之一不到，这也太低。将来时机合适，同样需要重新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