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花城本地生产的外汇套购伞原本是八块的批发价，“十三行”给他们降到了七块五。
此外，还偷着批给了他们一万六千把六块九的香港伞。
货到京城后，洪衍武又是统一按九块钱一把批下去的。
这一拿到市面上，个体户们再按十一块钱的官方出厂价为基础来零售，当然就会显得很便宜。
那么既然东西时髦、新颖，又赶上了时令，价钱还不贵，那老百姓就不可能不买账，这股风很顺利就“刮”起来了。
开始的时候，纯靠零售，平均每天服装夜市能销掉差不多小两千把。
秀水那头，即使高价坑老外，也能出个一二百把。
后来又有精明的小贩从服装夜市这儿，十把、二十把的批发。
结果到了六月中旬，每天的出货量竟高达三四千把，就这样一直卖到了七月下旬，总共销出去二十二万把之多，京城这边都把“十三行”买断货了。
最后走的一批，有不少伞还是“十三行”从当地“罚没走私商店”里搞来凑上的。
当然了，折叠花伞一短货，行市也就上去了。
到最后，花城这边批发价比一开始高出近一块，油水已经不大了。
而这时候京城的商场里也能见到大量沪海生产的折叠伞了，那么已经狠狠捞了一大票的洪衍武正好顺势收了手。
才三个月啊，这小子就从伞上捞了三十六万，实在是甜的不能再甜的好买卖了。
但这还不是他唯一的收获。
因为到了这个时候，服装夜市所有的摊位他都已经出租出去了，就连刺儿梅也把一个摊位租给了别人，一边拿着租金，一边做买卖。
因此这种情况下，洪衍武很干脆地又玩了一出黑的。
他借着伞热卖让上上下下都挣了钱，就势把租金提高了一倍。
具体要求从八月起，摊位费涨到1200元每月。
而市场两头的十二个摊位还得单算，涨到了1500元每月。
这也就是说，从此之后他每月就能白白收入70800元的租金。
如果刨去税金管理费和兄弟们的分润，他个人光在这块，就能吃着三万五千块。
不用问，这事儿一出，让所有的个体户们是哗然一片啊。
当然，这种反应也是呈两极的，洪衍武自己人肯定是乐得冒了鼻涕泡了。
想想吧，今后每月供奉又翻一倍，白躺在家里都能挣五百块。
最关键的是，以后的租金，肯定还会随行就市不断上涨。
这不比自己干买卖划算多了？
简直应该在家给洪爷立生祠，每日上香跪拜了！
而反过来花钱租摊位的，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们就像叶圣陶小说《多收三五斗》中描写的农民一样，感受到了一种突然而至的打击，和事与愿违的失落。
几乎个个心里骂娘，抱怨和牢骚那就多了去了。
但尽管如此，也没一个想退租的。
毕竟谁都看见这里的油水了，租金再贵能挣出来啊。
要真不干了反倒是连一杯羹也分不到了。
哎，谁让铺子是人家的呢？
于是，这帮人还得照样老老实实交租子，别无选择地成了洪三爷的“佃户”了。
就这样，自1957年至1982年为止，京城已经彻底消失的剥削阶级，竟又被洪衍武以一己之力，批量造就了出来。
五十几个人，就像特需加盟商一样，成了第一批与他分享租金的小业主。
而更为不公平的是，这一年几乎同一时期，在个体经济的源发地温州，还发生了著名的“八大王”事件。
八个行业领头人因为买卖干的太好而被列为严重打击对象。
一时间，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对私有经济的容忍程度和打击力度，也成为了国家层面与民间的争论焦点。
其实与之相比，洪衍武的“原罪”显然更重。
而所谓的温州“八大王”，就是绑一块，资产恐怕也没他一个人多。
可谁让他是重生人士呢？脑子又精明得很。
一没雇工，二没直接经营，三没把钱存银行，隐藏得深着呢。
这不，谁也没注意，在“改革”这个仅仅才注入了两寸水量的大池塘里，竟然在犄角旮旯，卧着他这么一个贪吃的玩意呢。
而且一天天的在偷吃、在养肥、在壮大。
那对于后面再进这个池子的小生物们，未来的处境，显然就不很美妙了。
说实话，从生态上考虑，真的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