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衍武点完的粮票一共是十二斤三两。其中米票一斤半，面票五斤一两，剩下的就都是粗粮票了。除此之外，还另外有一张二两油票，这可不是后世那种给汽车加汽油用的，而是去粮店购买食用油用的。
至于那把旧钥匙……
洪衍武还真是想不起来了。
这俩烟屁股？
去，什么玩意。
洪衍武一抖手，义无反顾弹掉了俩个烟屁，只把半盒火柴揣回了兜里。可刚扔完，他也想起来了。
别说，劳教的时候，他还真有过这种爱好。
原来，那时的洪衍武最喜欢替管教干部打扫办公室，由于积极的态度还受过表扬。可他的目的却并不这么简单，其中的真正缘故是因为盯上了簸箕里的烟屁股和干净信纸。为的是把烟头里的烟丝掰出来，制成用手“拧”的“烟卷”，俗称卷“大炮”。
农场不让教养抽烟，洪衍武只有抽这种手工卷成的“大炮”过烟瘾。这事儿没人知道，为了保密他连陈力泉都没告诉。
他也不觉得抽烟头有什么难堪。什么时候办什么事儿，好歹比别人没烟抽强。而且通过这事他还了解到，管教干部们把烟头都抽得奇短，这让他比可怜自己还可怜他们。那扔了的俩烟屁，恐怕是他藏在身上的“纪念品”。
总之，他目前的财产已经数清。人民币一共八块六毛八分钱，粮票合计十二斤三两，二两油票，半盒火柴，一把钥匙……
哦，不对。洪衍武忽然想起身后广场的地上还扔着一个铺盖卷。
他掉头一路找回去，却发现原地只有烟头和纸屑，那又脏又破，油叱麻花的铺盖，此时却居然不见了。
是被扫垃圾的扔了？还是被别人拿走了？这玩意还会有人要？
得，丢就丢了吧。他干脆放弃了寻找。
1977年的京城气候不比后世，楼少车少，也没什么温室效应，三月底还非常寒冷。一阵小风刮过，跟小刀子似的。洪衍武不由打了个寒战，还真有点儿瑟瑟发抖。
他身上并没穿劳改农场的黑色衣裤，棉袄棉裤外面的罩衣是一身洗得发白的人民装。他的屁股、膝盖、胳膊肘都打着补丁，脚上穿了一双破旧黑色大棉窝，鞋帮已经露了棉花。如果搁三十年后，他这一身打扮绝对是丐帮不外传的法宝，弄不好能混上个六袋弟子，可在这年代却并不引人注意。他站在广场上，如同绿草中的一片叶子，毫不起眼。
这并不奇怪，衣服打补丁在这缺吃少穿的年代太普遍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当时的社会就是这种生活水平。大家都是一样的浸透汗水、打着补丁，所有人一起引领着朴素的潮流。
除此之外，“十年运动”还导致了共和国服装的“一元化”，全国人民都一个样儿。要说服装颜色，几乎全是蓝色（包括青黑色）、军绿色（包括军黄色）灰色这三种“老三色”。服装款式也不过是军便服、干部服、工作服（青年服）这些“老三服”。这些衣服可谓席卷全国，男女通穿。而因为这种抹杀个性的政治化服装时尚，共和国人民被西方人讥称为千篇一律的“蓝蚂蚁”。
或许不少八零后九零后看到这种情景会觉得很土，很可笑。用他们眼光看，京城简直成了一个被乞丐占领了的城市，这年头的人个个全堪比“犀利哥”。但在这个特殊的年代，人人皆是如此。衣着朴素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无奈。这是大时代的原因，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
洪衍武把棉袄捂紧了些，开始左顾右盼，辨识方位，寻找去路。
这是三十多年前的老火车站，来来往往的人们骑着自行车，旅客们或是背着行李或是手里提着铺盖，从他身边匆匆而过，每一个人的面容看上去都那么遥远又那么亲近。
眼前这一切虽然普通，可对他而言却如同梦境。他一想到不久前还身在2012年，又如何能不惶然？如何能不激动？
眼睛里那种湿润的感觉又来了，他不禁想在心中大喊。
1977年！我洪衍武又杀回来了！
可他刚握紧拳头，脑子里又不知怎么冒出一句特煽情的话。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他立刻升起一种冲动，甚至想在满是脏土的地上打个滚儿。好让家乡的土，家乡的地和自己亲近一下。
寒风中，他眼圈红了，鼻子也抽起来，像极了一个淘气的孩子，在因父亲的责罚而委屈。
此时，一栋早已久别的平房院落，不可避免地从他的心里跳了出来。
福儒里二号东院。
一想到家，他浑身马上荡漾起一阵暖暖的激动。那里有他的亲人们，有还健在的父母和妹妹，还有仍把他当成弟弟的哥哥们，甚至就连陈力泉也还平安地活着。
回家，我要回家。
对，马上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