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有这样的民间传说是因为朱元璋一生对商人都充满了敌视态度。在他眼中，商人都是无本获利的奸邪小人，正是他们的为虎作伥，才使得天下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朱元璋与江南富商真正的交集，在于他对商人群体的痛恨。平定天下后明政府对江淮之地商人的严苛税赋远高于其他地区。相比普通农户，商人集团更痛苦。
洪武七年（1375）“大聪明”朱元璋发现天下铜尽，所发洪武通宝还远远不够市场需要，故而设立宝钞提举司发行大明宝钞，署洪武年号，又给纸币分别定下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等面值。明朝硬性规定了宝钞和金属货币的比值：宝钞一贯等于白银一两，铜钱一千文；黄金一两等于宝钞四贯。
发行纸币并规定与金属货币的兑换比值，这无疑是一种官方性的抢劫。更为的是，明朝还规定，民间可以拿金银去换取宝钞，但不能用宝钞换取金银。市场交易只能使用宝钞与铜钱，不准使用金银。“大聪明”朱元璋更是想用几乎无成本的纸币取代原来的铜钱，成为市场的主货币。洪武二十七年八月，朱元璋下旨禁用铜钱，强制民间铜钱在半个月内上缴官府换取宝钞，想要让通货完全纸币化。
不过，朱元璋这种企图以政治权力左右市场的想法最终并没有成，民间交易依然以铜钱为主。大明宝钞大概在发行后不久，就无法维持它与金银，以及它与铜钱之间的官定比价，也无法维持它在市场上的稳定的购买力。事实上，这种没有硬通货作为后盾的纸币很快开始贬值。
在市场面前，朱元璋也得服软。洪武十七年（1384年）三月，大明宝钞发行还不到十年，朱元璋就下令停止印造，表面上的理由是“国用既充欲纾匠力”，实际的原因则是宝钞不断贬值。为了稳定宝钞的市场信心，明朝曾经于洪武九年二月规定部分官俸发给大明宝钞，每米一石准宝钞一贯；到洪武十八年十一月时改为“每钞二贯五百文代米一石”。从这个数据的变化，不难看出宝钞的价格在不到十年内下跌到原来的40%。
洪武二十三年的时候，在两浙地方民间交易中，宝钞一贯兑换铜钱二百五十文，宝钞的价格更进一步下跌到原来的25%。朱元璋暂时停止印制宝钞，但是宝钞跌价的趋势还是无法遏止。洪武二十七年八月，朱元璋下诏禁止在交易中用铜钱，再次企图用权力左右金融市场。洪武三十年朱元璋下令追收民间积欠租赋，诏令中提到：时杭州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定价，由是钞法止滞，公私病之。
民间用金银交易，拒绝宝钞，只能说明宝钞没有信用。洪武晚年，大明宝钞被市场抛弃已是定局。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朱元璋驾崩，建文帝朱允炆即位，基本对货币市场采取放任政策，并未打算强制恢复宝钞流通。
朱棣夺位之后，户部尚书夏原吉建议由宝钞提举司重新印发新宝钞，改署永乐年号。朱棣标榜自己尊重父亲，沿用洪武年号，新的宝钞还叫洪武宝钞。朱棣企图用高压手段恢复宝钞的流通。永乐元年四月，明朝下令禁止金银交易，一度甚至规定，用金银交易者，处死。永乐二年一月，朱棣下诏今后犯金银交易之罪者，免死，改为流放边卫。
永乐二年七月，有鉴于宝钞价格下跌的问题，在督察院左都御史陈瑛的建议之下，朝廷决定实行户口食盐法，依户口配给食盐，收取盐税。办法是令大口月食一斤者，纳钞一贯，小口半斤，纳钞五百文，藉以增加宝钞的回收量。永乐五年，朝廷下令田赋中夏税的税收，各种商税，以及贪赃的罚款，都可以折收宝钞。该命令规定以时价折收，而米每石折收三十贯，宝钞的价格等于洪武九年定价的三十分之一。
努力回收宝钞，其实目的就是稳定宝钞的价值，但是市场依然不买账。无奈之下，永乐十九年四月，朝廷下旨暂停宝钞印发。永乐二十二年九月，朱棣驾崩。继位的明仁宗采纳户部尚书夏原吉的建议，让商人向缴纳宝钞，换取食盐去贩卖，施行所谓的以钞中盐的办法。从仁宗洪熙朝，到宣宗宣德朝，再到英宗正统时代，明朝的宝钞政策是一方面继续加强回收，另一方面逐渐迁就市场现实，减少干预民间交易的其他支付手段。
明朝不断强调交易中禁止用金银，但是又允许民间使用谷物纺织品等作为交易手段。再后来，金银使用禁令渐渐淡化，对民间交易使用金银渐渐不管，最终的税收也逐渐舍弃宝钞，改收白银。
明英宗正统十一年之后，大明宝钞几乎完全退出流通市场，民间交易仍以铜钱，甚至金银为主要交易手段。到了天顺、成化时期大明宝钞较后只在某些特殊的典礼上使用，成为纯粹象征意义的东西，完全不具备金融职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