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秦开始的诗歌传统源远流长，对任何一个古代文人来说，作一首勉强能通的诗是基本功，文人之间的唱和酬酢也是以诗歌为主，不少诗词名篇都是即兴应景而作，可有明一代，这样体现真性情又有极高艺术价值的作品却几乎没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最主要的是八股取士制度的影响、党争和文字狱的威慑、整体学术氛围的低迷等。
“噤若寒蝉”便是当时文人最真实的写照了，因此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会因为一句无心之失，受到皇帝的猜忌最后丢掉了性命。剩下的不敢辞官也不敢忤逆皇权淫威的官员，也丧失了自己初入仕途的野心与抱负，无所作为。
所以也别怪“三杨”时期，只知道歌舞升平，也不能怪当今纸糊三阁老，泥朔六尚书了，整个文坛一团死气，直接影响到了朝堂官员的素质和文学功底，像商辂这样的人物也不得不回家种田。
以八股文为科举文字的标准体裁、以朱熹对儒家经典的注释为出题标准，这是明太祖朱元璋对沿袭数百年的科举制度最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对朝廷来说自然是有利的，相当于强制性的统一了天下儒生的思想、而八股文这样的题材也确实带来了审卷和评定举子文章优劣的便利。但其后果就是让举子们禁锢于朱子的学术体系中，写起文章来也习惯性的按照八股文的框架，在螺蛳壳里做道场，文辞拘谨、一板一眼，再也没有了唐宋文人的灵气。
明朝的文字狱，党争对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压制。明初刚刚统一时，国势强盛、政治清明，像高启等人的诗歌还多有盛世气象，在朱元璋掀起对名将勋臣的连番大狱后，又屡屡借口文人诗文犯禁，族杀了不少文臣，从此诗坛就日益死气沉沉了。而成祖朱棣是有心打造文教盛世的，可是得位不正，文人们担心诗文犯忌，也不敢放肆著作，在嘉靖时期，道教兴盛，皇帝痴迷写青词，到了仁宣之后，明朝国势江河日下，诗坛就更加萎靡不振了。
章子俊起先认为只要有了功名，就不受人欺负，为了过上自由的生活，拼命读书，拼命考取功名，想方设法作弊，可不知道考取了功名就是朝廷的人了，就像步入到了一个公司的可选人材库中，等待选派。当进入到上层领导的位置后，才发觉事情没有想像中的逍遥自在，提防的地方实在太多，动不动就会小命不保，而且还会影响到家人后代，内心惶惶然不可终日之下造枪，寻找一点自我安慰，如果皇帝真要杀你，造几支火药枪有用吗？除非能造机关枪，还要有无限的弹药，最好造架能装下全家人的大飞机，可是这个世界又能去哪里？占山为王？移居海外不毛之地？占一个小岛？这样的结局其实是很悲惨的。
章子俊说的够多了，如果再说下去对自己不一定好，还是勉励为主，所以章子俊就借用三国时期的诸葛亮《诫子书》做总结说道：“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意思是有道德修养的人，依靠内心安静来修养身心，以俭朴节约财物来培养自己高尚的品德。不恬静寡欲无法明确志向，不排除外来干扰无法达到远大目标。学习必须静心专一，而才干来自勤奋学习。如果不学习就无法增长自己的才干，不明确志向就不能在学习上获得成就。纵欲放荡、消极怠慢就不能勉励心志使精神振作，冒险草率、急躁不安就不能修养性情。年华随时光而飞驰，意志随岁月逐渐消逝。最终枯败零落，大多不接触世事、不为社会所用，只能悲哀地困守在自己穷困的破舍里，到时悔恨又怎么来得及？
嗯，嗯，那个，那个知县大人啊，容在下更衣，又对着孔闻讷施一礼，章子俊在此时说“更衣”就是尿急，要上厕所的意思，这个时候再不开溜，接下去就无法脱身了。因为章子俊很怕自己会闯祸，在圣人之地祸从口出，殃及家人。
章子俊走出孔庙府学后，真有点逃出山门野和尚的感觉，如果再跟这帮人撕扯下去，就回不了庐州了。因为庐州家中有三位夫人为自己生孩子，也不知道怎样了，实在很不放心，想到这里归心似箭了。就让陈献章去跟这些人扳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