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章子俊的这个左春坊学士，虽然在大学士中属一般的翰林院低级官员的迁转之阶，可也要正五品可以获得，与右春坊大学掌太子上奏请、下启笺及讲读之事。不常授，到了景泰年间，也只是倪谦、刘定之而后，仅杨廷和一人任之，后不复设。到了后然内阁成员不能兼任九卿，春坊大学士常作为内阁首辅的主官职，如解缙(右春坊大学士)、胡广(左春坊大学士)。后来内阁官职逐步改为殿阁大学士，并可兼六部职务。春坊大学士就不在作为内阁成员的主官或兼职，成为一般官职。
不知道是朝廷遗忘了，还是在那个环节出了纰漏，章子俊的翰林侍讲学士被罢免时，并没有连同把左春坊学士也给免了，可见当今朝堂的乱象。既然朝廷没有免去，那么章子俊现在就是大学士。
次日，陈献章拉着章子俊早早就去了孔庙学府，大批的儒生也按部就班，看排场这样的经辨平时也不少，想想居住在孔庙周围的这些儒生少说也有成千上万，能来孔庙学府的也就几百人，加上孔庙学衙中的许多官员及孔府中的教授，都是当今德高望重的儒家，主导着当今文坛的学术要义学说。
因为时间还早，大多的儒生都是三五一群地围坐，相互间引荐认识，可是说出的话，就能让章子俊晕头转向，讲话时不时地来句“之乎者也”，为了彰显学问，更多地说以些半吊子话，这些话一般人是很难听懂，原因就是全部引用“五经”中的要义。
这些人每天的行为十分得体、十分礼貌，这里的十分还真不是什么表程度的词语，而是在礼节这块，他们真的可以拿十分。比如，他们每一个儒家礼仪的动作，每天都要一个步骤不差地做好，如果不小心漏做了，就要道歉，然后补做。
这些儒生似乎也没有了自己的语言，日常用语大部分都来自“五经”这几本儒家典籍中的语句，说得好听叫引经据典，其实就跟背书差不多。这就让章子俊很不习惯了，记得以前跟皇上、李贤、彭时这些大佬也不会这样说话，偶尔说一句就能让章子俊猜上半天，可现在周围这些人，全都是这样在说话，可把章子俊弄的很无趣，兴致顿减，避之不及。心中暗骂，玛德，基本交流都成问题了。
可以说章子俊从未见过这样的儒生，儒生也是从未见过这样的大学士，不过这可不是什么相见恨晚，而是水火不容。看那样呆头呆脑，一付不学无术，真不知道怎么混了个大学士，是用银子买来了吧。
如果认为居住在曲阜孔庙周围的这些儒生，身心淡泊，不为名利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说的通俗一点这些人不是官二代就是官三代，还有许多名门望族子弟，这些人全都是长年科举落榜后，心灰意懒，也不愁吃穿，属于“躺平”的一群人，什么本事也没有，不过能把“五经”背的滚瓜烂熟，倒背如流。这偏科偏的太厉害，能考取个秀才也就止步了，想更上一层楼难上难。而绝大多数人连秀才的功名也没有，就到圣人之地刷经验，从儒生混个十年八年成个儒家也不错。
还有一部份人像着魔一样，崇拜“魏晋风骨” ，把自己装扮的妖娆男子。这种中性美在明代很流行，就像五百年后，把牛仔裤破几个口子，露出点什么出来才算美。在明朝不逞多让。说到这，不要相信古代草根逆袭的故事，古代读书人都是社会精英阶层，无一例外非富即贵，穷人是绝对没有接触书本的机会。“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也绝非一句玩笑话，而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比如说，那位自称“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五柳先生陶渊明，满腹才学不去经国济世，反而跑到庐山隐居整天写文章批判权贵。陶渊明是魏晋顶流权贵中的一员。他的曾祖父是陶侃，官至太尉掌握帝国的兵权。若不是祖上替自己攒下家产，陶渊明连抨击权贵的机会都没有。
自诩清苦的竹林七贤的领头羊嵇康，是曹操的曾孙女长乐公主的丈夫。老爹嵇昭做过治书侍御史，大哥嵇喜担任过扬州刺史。阮籍和阮咸叔侄来头也不小，阮籍的老爹叫阮瑀，跟曹操是同窗都是大文豪蔡邕的徒弟，阮瑀跟曹操的关系相当不错，跟随曹操做过祭酒的官职。
到了明朝虽然寒门有了上升的阶梯，能读书的家境都是中资之家，说白了就是明朝中的中产阶层，不可能连饭也吃不上的平民还能读书的，那些标榜自己是寒门学子的，家中都有些许田地支撑着，所谓“耕读传家”，佃户几何的乡下地主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