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西周时代称伯的诸侯，多为文献记载较少的小国之君，有的是畿内封君，如荣伯、井伯、杜伯、单伯、散伯、徵伯、过伯、夷伯等。春秋时代明确称伯的国君，主要有郑伯和曹伯。
子。金文中的子明确属于爵称的，主要有北子和沉子。文献中其他诸子，尚无金文印证。
男。《春秋》所见男爵仅有许国。1967年陕西长安县马王村出土一件西周晚期的■（许）男所作铜鼎，证实许国国君的爵称确为男爵。
战国时期除楚国和越国早已称王外，魏、齐、赵、韩、燕、中山等国也在战国中期相继称王，突破了西周以来的诸侯爵称。各国又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并推行与之适应的爵制。三晋和燕、齐的爵秩等级，大体仍为卿和大夫。楚的最高爵位叫执■，情况较为特殊。秦则从商鞅变法以后，实行奖励军功的二十等爵：公士、上造、簪■、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彻侯。秦二十等军功爵，累积爵级至关内侯（十九级）、彻侯（二十级），即可食租税或食邑；自大庶长以下至公士十八等爵，“则如吏职”。
两汉汉初，在二十等爵外，又先后分封异姓、同姓为王。诸王封爵，带有浓厚的分封制色彩，与中央集权制相■格。文帝、景帝，特别是武帝奉行削藩政策，限制并削弱诸王权力，诸王遂不得领民亲政，惟衣食租税。同时，列侯（原名彻侯，避汉武帝刘彻讳改）也与二十等爵相分离，与王爵共同构成封爵制度。自关内侯以下，为赐爵制度。封爵优于赐爵的主要权益是：享有封国或食邑；置官属；爵位世袭；衣食租税；具备崇高的政治地位。
两汉封爵的爵级主要是王、列侯两等，此外还有公主汤沐食邑。王、列侯官属数量因爵之高低而多少不等，但任用权却在中央。汉初定制，“非刘勿王”（后演变为非皇子不王）、“非功不侯”。王的封授对象是皇子，列侯主要封授异姓功臣，诸王庶子所受推恩爵亦是列侯。诸皇子王初以区域立国，跨州连城，形成尾大之势。汉武帝推行推恩析国政策，诸王遂以郡立国。东汉初，汉光武帝刘秀曾废王爵，封九皇子为国公，旋即复旧。两汉除王莽、曹操以权臣称王外，异姓功臣只能封为列侯。列侯，西汉时多以县立国，也有食乡亭者，但并无乡侯、亭侯之称。至东汉，列侯正式分为县、乡、亭侯。功大者食县，功小者食乡亭。东汉中期以后，政治腐败，遂出现大量的外戚侯、宦者侯、恩泽侯，虽有悖于“非功不侯”的原则，但县、乡、亭侯的爵称爵序并未因此发生变化。
封爵传袭，采取嫡长子继承制。庶子、庶孙一般不具备袭爵权。无嫡子袭爵，则削除封国，这就是所谓的“无子国除”。皇亲和重要功臣“国绝”时，为示优宠殊遇，也可由庶子庶孙袭爵，这就是所谓的“绍封继绝”。绍封者权益低于正常袭爵，仅食国之半租。此外，公主汤沐食邑也可由公主之子承袭，但并不普遍。
汉代封爵制度，对后世影响颇大。诸如诸侯不与政事、惟得衣食租税，非皇子不王，非功不侯，无子国除，绍封继绝等重要原则，均在不同程度上为以后的王朝所沿用。
两汉十九等赐爵，爵称与秦同。凡赐爵皆可“有罪以减”，无爵者则为士伍。十九级爵中第九级（五大夫）以上为高爵，亦称吏爵，具有免役特权。获得吏爵的主要途径是凭借军功吏■。第八级（公乘）以下至第一级（公士）为低爵，又称民爵，获得民爵的主要途径是因特典、灾异而诏赐天下民爵。法制规定，民爵高于第八级时须转让亲属，故除非有特殊原因，民爵一般不能升至吏爵。获得吏爵、民爵的另一途径是买爵。汉文帝刘恒实行入粟拜爵，开卖爵先例。汉武帝特设武功爵十一级，标价出售，以缓解财政困难。以后屡有卖爵诏令，赐爵趋于猥滥。东汉末年，赐爵已成“空设文书”，不再为时人所重。魏晋南北朝时期，赐爵制遂废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