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很快就反目成仇。
张璁这个人呢，有理想、有手段，但是有一点不好，他非常的急功近利，不怎么讲究手段。
后人以为，这或许和张璁的年纪有关，他中进士时已经四十六七岁，虽然抓住了嘉靖皇帝的信任，但一个新人，提拔再快也要时间。
而他心中又有‘大业’要做，于是乎就显得非常急躁，当然这只是一种解释原因。
也许他性格本身就是如此也说不定。
所以张璁在官场上的圆滑程度，确实不如后来的张居正。总得来说，就是得罪人太多，总要把前面的人搬走。而且一旦皇帝宠信其他人，他就会心生妒忌。
另外，他最初借杨一清之力，最后又不管不顾要诋毁杨一清，搞的杨一清不得不在嘉靖皇帝面前解释。这事做得让人觉得很不耻。
不过这其实才像一个活生生的人。
一个人不可能都是好，也不会百分百的坏，有好有坏，这就是人本身的复杂性。
这一时空中，张璁的境遇好些。他如今年方三十六，在官场上也是极有前途之人，即便急功近利，最近的遭遇也能让他满足了。
陕西道监察御史，已经是从五品了。
而杨一清确实对其欣赏，志趣相投嘛，虽然隔了年纪，然而这份做事的劲头与他相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自己想做的事情，发现了一个人可以接着做下去，正常人的念想便是觉得继承人找到了。
当然这个想法，杨一清只是一闪而过，具体怎样，还需要看得更多一些。况且，又不是只有张璁一人能入他的眼。
他这个阁老本身提拔的人也多。
现在的兵部尚书齐承遂，还有那个仇钺。
仇钺在他当三边总督时就已经提拔，正德二年，仇钺作战有功，也因功升卫所指挥使，这个卫，正是朔方左卫。
因为那段时间杨一清还和王守仁有许多接触。
王守仁的才能、品性同样让他信服和欣赏，所以王守仁统管河套，他也全力赞成。
历史上，杨一清就以善于发掘人才而出名，上述几人都是他在任总督时发掘推荐，也全部都与他保持不错的关系。
不仅如此，正德二年，他卸下总督之位，回京担任内阁首揆以后，又陆续推荐了些人。
其中最有出息的，便是王廷相。
王廷相与王守仁、张璁都是一般大的年纪，在三十六七左右。王守仁出名最早，张璁最晚，王廷相居中，他已经接了王守仁的位子，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
其最初显露头角，是在弘治十七年，上《拟经略边关事宜疏》，其中提出如何应对边关告急形势的几个方法，凸显了其在军政上的部分才能。
当年，皇帝授其兵科给事中。
可眼看就能试炼任用之时，不巧他父亲在弘治十八年去世，于是归家丁忧，至正德二年方回。
当时杨一清回京任首揆，他见此人逻辑清楚，做事干练，于是一杆子给人家推荐到陕西。
那次也是特殊的事项，陕西泾阳、咸宁有百姓造反，这在封建王朝其实也不鲜见，这种事不大不小，派大军是疯了，完全的消耗民力，但是不管也不行。
后来杨一清想到这个人，朱厚照也有点印象，于是便派此人前往。
没想到王廷相处理的相当出色，其实很多时候，有些事就看有没有胆量做，比如说有些人会私占正军名额，王廷相敢于禁止杜绝，实在不行他就告御状。
对于暴民，他是坚决镇压，力主‘剿灭人口、扫荡尽绝’，不能手软，同时对于犹豫不定的百姓，他则是处处张贴告示，劝诫百姓回乡。
加上他处置公正，不怎么克扣军饷，而且他始终认为军队要有战斗力，缺饷是不行的。
所以王廷相领着一帮人，漂漂亮亮的把这事给办妥了。
事后，朝廷一看，这真是个人才啊。
于是正德二年底，朝廷为更进一步处理好陕西事宜，便一步提拔王廷相为陕西都指挥使。
正德四年，王廷相在大朝会之期入宫陛见。
其在为官上敢于提出大胆改革主张，在做学问上以经国济世为务，在军队训练上提出“予储军饷”，“振刷兵制”这样比较中肯的建议，同时在他大出风头的镇压起义问题上，他则认为应当减赋税以降低百姓负担。
而且他奏对之时，对自己辖区内的事情了若指掌，回答时言辞清晰、思路清楚。
这么一个三十多岁、年富力强的官员，怎么能不被皇帝赏识和注意？
所以正德四年的大朝会，王廷相收获最丰，他说的那些数据一经侍从官核实为准之后，皇帝做主升了他的官，巡抚陕西！
不为别的，能把自己管辖的事情说的很清楚，这就是用心、肯做事。
杨一清看人也真是准的。
不过这次张璁西北之行，又是一大考验，对他们两人来说都是。
为此，他这个阁老还真得给王廷相再打声招呼，张璁离开以后，他便在石桌上亲自写起了信。
他是内阁首揆，用的人不在少数，这些事都得他去做，所以这才叫首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