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商基本上垄断了全国的食盐销售，因此他们可以任意压低买价，抬高卖价，获取巨额利润。但是，由于传统经济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他们倾向于用赚来的钱购买土地或者捐纳官职，而不是扩大再生产。此外他们会把大量的钱投入奢侈的生活消费中，其中尤以居住在扬州的两淮盐商为甚。
扬州是两淮盐运司衙门所在地，盐商多聚集于此。据《清稗类钞》记载，黄均太是当时两淮八大商总之首。他吃一碗蛋炒饭需要耗银50两。之所以这么贵，是因为这碗蛋炒饭要保证每粒米都是完整，且必须粒粒分开，每粒米都要泡透蛋汁，炒出来外面金黄的，内心雪白。与这碗饭相配的是百鱼汤，汤里包括鲫鱼舌、鲢鱼脑、鲤鱼白、斑鱼肝、黄鱼膘、鲨鱼翅、鳖鱼裙、鳝鱼血、鳊鱼划水、乌鱼片，等等，极尽精致之能事。更令人咋舌的是，据说他吃的鸡蛋并非一般的鸡下的，而是吃了人参、苍术等药物的鸡下的，所以味道特别好。
清人李斗的《扬州画舫录》一书是扬州盐商奢靡之风的全面记录，吃喝玩乐就不必说了，据说盐商会想出各种各样的花招来消遣。例如，选美活动搞腻了就选丑，把大姑娘的脸上涂了酱油在太阳底下暴晒，看谁更丑。又如，为了比谁更有钱，大家纷纷在金箔上刻上自己的名字，跑到镇江金山的宝塔上把金箔往外扔，看谁的金箔第一个飘到扬州。
盐商过着非常悠闲的生活，他们修建楼台馆榭，养戏班开戏院，琢磨精致的菜肴，逛妓院养“瘦马”，调脂弄粉。盐商的生活方式深刻地影响了扬州的社会风气，当时市面上游逛着大量闲人，他们不事生产，无所事事，“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在茶馆和澡堂之间流连。扬州盐商的生活方式还具有领导时尚的作用，据说远在北京的西太后梳头时也要模仿扬州的妓女，否则就嫌不够新潮。
两淮盐商的豪奢，不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yu望，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服务于拉拢贿赂官员的需要的。盐商尽管不满于各级官员的*，但他们又需要这些官员的庇护，因此他们往往要竭力备办令官员满意的物品。
两淮盐政高恒出身内务府，是真正的纨绔子弟，盐政事务完全不在心上，只知道聚敛财物。盐商针对其好色贪财的特点，物色美女，搜集珍玩，馈赠于他，结果正中下怀，高恒甚至可以答应将以往的亏空一笔勾销。
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是位名士，风liu自赏，对于黄白之物只觉得俗不可耐。盐商投其所好，花重金购买善本图书碑帖献上。卢见曾感觉这个贿赂很不俗，就欣然笑纳，之后还不断收受，乐此不疲。总之，两淮盐商用心揣摩官员的爱好，又用自己的生活方式感染官员，使他们“入吾彀中”，豪奢风气下掩盖的是官员的贪污腐败和官商的勾结共谋。
破除垄断的新制度逐渐取代了旧制度，盐商的风光不再，没落已成定局
清中期以后，盐商报效捐的压力渐渐增大，又要品尝“借帑还息”的苦果，加上官吏勒索，自己生活豪奢，很多人都陷入外强中干，入不敷出的境地。为了克服危机，他们只有不断抬高盐价一条路，以致于民间出现了百姓被迫淡食的局面，民怨沸腾。而私盐则趁机大行其道，几乎占据了官盐一半的市场。
官盐发生严重滞销，商人开始欠缴盐课，直接影响了朝廷的财政收入。为了增加盐课收入，清廷决心对盐法进行改革。道光十二年（1832）两江总督陶澍议准将两淮盐务改归两江总督兼管，以统一事权。之后，他大刀阔斧地将淮北引盐为票盐，也就是在那些交通不便、引商不肯前往的地方，允许资本较小的商人经营，他们不必认窝，只要缴纳盐课就给据官票，让他们凭票贩盐。陶澍的这一举措很快收到了实效，既方便了百姓，也增加了朝廷收入。道光三十年，两江总督陆建瀛又将此法推行于淮南。以后，票盐法渐渐向福建、两浙、长芦等盐区推进。
纲法改为票法，从根本上取消了盐商对盐业的垄断，深刻地触犯了盐商的既得利益，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据说，当时的盐商对陶澍恨之入骨，设计了一种新的纸牌规则。他们增加了两张新牌，一张是“桃树”，拿到这张牌的人“虽全胜亦全负”，所以一旦拈到此牌无不痛骂。另一张是“陶小姐”，暗喻陶澍的女儿，“得之者虽全负亦全胜”，所以拿到这张牌的人无不欢喜雀跃，并且“*谑词，猥亵无比”。但是，无论如何痛恨，新制度逐渐取代了旧制度，盐商的风光不再，没落已成定局。
纵观清代盐商的盛衰过程，可以看到，他们的垄断经营权同时也是官府牟利的工具，这正是他们悲剧命运的深刻原因。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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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引：又称“盐钞”，是宋代的取盐凭证，“引”是指有价证券，可以作为“代币”流通。明朝时期，如果想要合法贩盐，商人必须先向政府取得“盐引”。每引一号，分前后两卷，盖印后从中间分成两份，后卷给商人的，叫“引纸”——盐引；前卷存根叫“引根”。商人凭盐引到盐场支盐，又到指定销盐区卖盐。
两淮盐引案：乾隆三十三年（1768），新任“盐政”查账，发现在他之前的20年里，“盐政”的官吏们私自“超发”盐引，从中克扣、提留“引银”竟达1000多万两。乾隆大怒，许多官吏和徽州大盐商都被抓捕至北京问罪，其中包括纪晓岚等知名“要员”（纪因此受到牵连，而被发配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