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河东、河内虽然地理位置上虽然和雒阳相差不大，但人为经营的防线就没有像河南之地那样周全了。河东之地西边、河内之地的的南边虽然都有大河作为防线，但是大河千里，也不是全然天险不可泅渡，河东、河内作为京都所在的河南的庇护屏障，依然会遭受外来的威胁，所幸的，只是能够替一衣带水的河南挡住外来侵略者的第一波攻击罢了。
本朝安帝之时，久久不能平定的羌乱愈发剧烈，朝廷派出的官兵屡战屡败，大规模羌乱终于爆发，范围不仅波及凉州及三辅，羌族的骑兵还饮马大河，“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寇钞三辅，断陇道。”天下为之震动。
到了永初五年二月，先零羌寇河东，遂至河内，百姓相惊，多奔南度河。羌胡的骑兵隔着大河眺望对岸的宫阙皇宫，吓得河东、河内的民众纷纷南逃渡河，若不是还有河水阻隔，只怕就要冲杀到河南之地的雒阳了。
对此，“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守战意，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因为各地官吏多是内郡的人，也没有守土尽忠的念头，纷纷弃土而逃，汉朝廷无奈，作出的应对羌人入侵的对策就是迁徙边境百姓和修筑内地的坞堡防线。
朝廷一面下诏“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放弃、收缩了凉州的辖地，并在徙民的过程中，为了坚壁清野，断绝民众逃回故地，为羌人所用的情况出现，负责迁徙的官吏采取“刘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的一系列野蛮、暴力的行径，使得百姓流离失所、随道死亡，所承受的痛苦甚至超过了遭遇羌乱。
这种政策不但无助于遏制“羌乱”，还把广大的无家可归的民众推到了汉帝国的对立面。汉阳人杜琦及弟季贡、同郡人的王信，纷纷揭竿而起，联合了羌人的兵马，更加助长了羌乱的气势。
这种“弃凉之议”所造成的巨大的负面影响也使得凉州士民意识到朝廷的漠视，加剧了凉州与汉朝廷中枢的离心力，一再放弃西边、北边的郡县，使得汉帝国的西北边界在戎狄的侵入下，逐渐东南移，如今凉州韩遂、马腾等人的叛乱追索缘由，也是从那时起就陆陆续续埋下的祸根。
另一面，汉朝廷又使北军中候朱宠将五营士屯孟津，诏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缮作坞候六百一十六所。随后又在河内郡以及交通要道设置了坞堡，“元初元年春，遣兵屯河内，通谷冲要三十三所，皆作坞壁，设鸣鼓。”加上“元初三年秋，筑冯诩北界候坞五百所。”
加上”永和五年，羌又反叛，大寇金城、三辅，于是京师近郡及诸州兵讨之……十万人屯汉阳，又于扶风、汉阳、陇道作坞壁三百所”。
一道自西向东，连绵千里的坞堡防线，就这样护卫着河南雒阳中枢遍布下来。
都说“秦时明月汉时关”，后世说起秦汉之时，只说起秦汉民风的彪悍，还有那条防御着国家北部边界的万里长城。阎行到了这里之后，也才渐渐知道，原来在秦汉时期的末尾，汉帝国也曾耗费民力，在帝国的境内，修建了一道也是连绵千里的坞堡防线，坞候本来是设置在边界以防止外寇入侵之用，而曾经扬威异域的汉帝国如今却在内郡大量设置坞候，这种防御形势的变化，不得不说是一个老大帝国的无限悲哀。
因为京都在河南，所以这条千里坞堡防线的河东、河内两地的坞堡防线最为紧要，坞堡分布也是最为密集。汉帝国在雒阳北面，沿河东郡和河内郡的交通要冲地带，构建了一条防御带。这条防御带大致沿东垣县、平阴、轵县、沁阳、武德分布，与由河东郡南下河洛平原的河洛道或东去河间国的河间路大致相同，涵盖了河东、河内几处重要的军事要塞，其对雒阳北面以及关东各州防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时下，阎行等人在策马奔驰在河东地上，这条官方修建的坞堡防线随着国势日衰，已经崩溃，处于废置的边缘，但是取而代之的是，是地方各家豪强林立的坞堡，他们矗立在这一块被白波军肆虐的土地上，犹如一团团刺猬肉球，露出带刺的外表，警惕着所有外来人的接近。
阎行策马奔走在道路上，看着经过的一处矗立在狭隘谷地之间的坞堡，想起这些令人慨叹、惋惜的往事，心中的块垒，顿时化成一声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