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教师家庭的年味（章）
文/大悔忆智冰
父亲解放前后都是校长，且“上课从不带讲义”，母亲和姑姑说他“比共产党员还共产党员”。
他不讲享受，从不做生，对过年的吃喝也不在意。
他对自己的道德要求很高，他追求的道德境界是“慎独”，他不苟言笑，并且认为不宣扬的、不为人知的善行才是真正的善行，所以他从不谈论自己，以致人们在他76岁去世的时候，追悼会之前，竟不知道他15岁就开始教书，更不知道他本是“承祧两房”的地主少爷。他在15岁的时候离家出走，声言“不吃剥削阶级的饭”，步行几十里到异乡教书，16岁和一位穷人朋友一道，身背稻草和书箱，步行几百里到省城考省立师范，考了全省第一名。在省立第一师范，他佩服和接近的老师有地下党书记车耀先，他的思想因此益发激进。
他第一次被解除校长职务，是在抗日战争中，因为他的学校礼堂里悬挂国共两党抗日将领的肖像，并不听诫告，坚持“凡是抗日的都应该挂”，并且组织学生排演《棠棣之花》。
其实，当时，他的两个弟弟都在国军，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的参谋，一个远征军。黄埔那个并且已经献出生命。
第二次被解除校长职务是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他认为自己不需要改造。
现在很难想象这样的人。
退休后他还教书，晚上在供销社青年文化补习班上课，白天在文化馆清理善本书。他一个一直吃伙食团的书生，从头学习做家务，支持我母亲办好文化站。
母亲出身城市贫民家庭，读书时学费艰难，因此学得加倍刻苦，以致多才多艺。她17岁教书，后来是女英雄丁佑君的班主任——她们的精神气质多么相似！当校长时，语数图音体任一科教师请假，她都亲自代课。她会做教具，她糊的地球仪，“像新华书店买的一样”，他画壁画、办板报、辅导师生排练节目。退休后她办文化站，在帮教失足青年、兴办文化茶园和首创女子龙灯队三方面取得很大成绩，成为省先进个人，文化站也成为省先进，大概事迹太感人，引来当时在全国红极一时的作家周克芹参观访问，联袂而来的，还有诗人周纲。
作为站长，母亲在文化站端茶沏水办板报、办专栏画壁画，做失足青年的思想工作，给他们找出路，训练辅导女子龙灯队，带领演出、比赛，节日还到学校辅导敲锣鼓，成天忙得团团转。
由于父母都忙，春节前后女子龙灯队的演出又最忙，因此我们家过年是最没年味的，几乎与平时并无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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