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人不行，没有做军人的气质，不好勇斗狠，所以打不过别人。甚至认为，汉人必须从周围的野蛮民族引入尚武精神。再一个是文化不行，整个民族文化偏文弱，不尚武，具体到政治制度上就是崇文抑武。要改变，就应该改变文化，提高军人地位，恰好对应那个时期的军阀统治。当然，历史的事实与他们的结论相反，军阀既不能御外辱，也不能对内振奋民族精神，反而把整个国家和民族拖入深渊。但事实不重要，并不妨碍他们用这种观点解释历史，也不妨碍他们把持历史的话语权。
不只是对军事的解释，历史学家对科技的解释也是如此。为什么他们那个时候落后了？一是因为人不行，没有科学精神，不具备理性，天生蒙昧，没有接受他们的启蒙。再一个是文化不行，特别是占据主要地位的儒家文化不行，天生不能产生科学和理性，而且必然地对科学和理性进行压制。至于为什么儒家会这样不重要，重要的是主流文化，换一家来无非是他们换一个名字批判。
对于历史的解释，就是一个人不行，一个文化不行。祖上曾经辉煌过不重要，越是辉煌，越是说明害处越大，大到难以调头，恰好在他们的时代让他们落到最低谷。
人不行，说明就要完全接受别人的东西，除了血统和身体不能换，最好全部换过了。甚至还有更加英明的人，提倡连血统和语言最好也换掉。而他们这些人，恰巧就是学了洋人的东西回来的，自然就该是被别人学习的对象了。文化不行就更妙，他们是学了别人文化的，不需要认真研究文化，自然而然就成了文化大师。只要翻过两页书，喊一句人种不行，再喊一句文化不行，就既是历史大师，又是文化大师。
在破旧立新，需要引进学习的时刻，这种言论是正常的。时间已经来不及，仔细地把每一个问题研究清楚，慢慢对外面的知识引进吸收，国家和民族已经没有时间了。大破大立，打碎一切瓶瓶罐罐，尽快引进吸引先进的知识，在最危难的时刻挺住，是必要的。但过了这样的时期，还坚持这种方法，就是学者偷懒了。以军事论，战斗力的构成要素许多教科书上面写着，一样一样套都不会得出这种结论，形成这种看法。引经据典失去了时代背景没多少用处，实事求是，从最基本的研究起才有意义。
宋朝军力为什么不行？病根是从晚唐五代落下来的，军阀的胎里病。再加上文官政权，必须要消灭武将颠覆政权的危险，两者迭加，越陷越深。不只是宋朝这样，后世许多国家这样。只要脱胎于军阀的政权军队，没有进行彻底的变革，就没有能打的。
如果当年军阀坚持到了二战结束，中国是什么样子？军事实力能强到哪里去？
宋朝建立，是太祖掌握后周军事力量的前提下，篡周来的，军队是一切的基础。有军队在，就有大宋的天下在，军队的军阀色彩特别浓厚。而有五代教训，为了防止军队擅自废立，从太祖到太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勤从军队独立出来，剥离了将领的人事权和监察权，又彻底废掉高层指挥体系，以营为军队的基本单位。战斗力要素中，至关重要的组织力被废掉了，能打才怪。
现在的禁军，兵员素质不差，武器装备不差，军种比例不差，训练水平也不差，还是职业化的正规军，可就是战争规模一大就输。有什么话说？武将管理、指挥军队的经验，就是一营五百人，再往上就没有本质的区别。带的兵多打大仗，带的兵少就打小仗，战略指挥完全就是空白。
但对于皇帝来说，最可倚靠的力量，恰恰是禁军。这是禁脔，轻易不让大臣插手。
赵祯不是崇文抑武，恰恰相反，他有一种迷一样的心思，想把军权完全交回武将手里。西北用文臣为帅，一是延续真宗时的传统，再一个是没有办法。武将不是没用过，早期的指挥战事的就是武将，败得太过难看了，没有办法才启用了韩琦和范仲淹。
西北为什么败？赵祯的想法跟朝中大臣是不一样的。他认为战斗力不行，是没有良将，国家承平日久，没有选拔出优秀的人才来。只要有优秀将领，战争结果不是那样。
猛将起于卒伍，这句话是韩非说的，与法家以吏为官一脉相承。可在韩非那个年代，凡为方面之帅的几乎没有符合的。不但是他那个年代，后来的年代也很少。猛将可以起于卒伍，主帅却很难如此，除了一些特例，恰好撞上了，比如岳飞。
赵祯却是认为主帅与猛将没有什么不同，猛将起于卒伍，主帅也该是如此。惟有如此，现在宋朝的军政体制，才能是正确的。禁军将领选拔，士卒是选汰出来的，勇猛者入诸班直或上四军，外放则为各级军官。而后循资，如果有战事，则依军功升迁，正是起于卒伍的标准程序。
狄青符合这些条件，在赵祯眼里是最理想的将帅。狄青能行，以后别人也能行，禁军肯定行。赵祯看重狄青，不是因为个人感情，两人其实没多少交集，重要的是狄青符合赵祯的政治正确。
不管是庞籍还是高若讷，包括韩琦，对此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只是从他们的立场出发，不希望狄青任枢密使，此时需要杜中宵的军功，恰巧支持了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