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中宵道：“不错，这是权，财权只是钱的一部分。有了财权，钱治理起来就不难了。这世间，钱终究是斗不过权的。所以没有权傍身，财主就终究是财主，而成不了权贵。有钱人贵不贵？他们当然也是贵人。终日究吃好的，喝好的，出行有车，居住有院，过得比普通百姓不知好多少。人生在世，俱是父母所生养，父母有的，终空自己的。换过一句说，谁不想娶妻生了，有个后人？有了后人传承香火，还想着自己有的子女也要有，有钱人当然想着子孙后代永远有钱。但只要没有权力傍身，随他们传去。子孙后代争气，无话可说，不争气，钱换不来权，为非作歹也保住富贵。所以破封建，首先要破势力人家的钱可以换来权，地方一定不能有要向势力人家求钱的时候。做到了这一点，其余就无大碍了。”
“朝廷治理地方，有官，有僚，有吏，有差。各有职责，分任其事。官僚朝廷所派，其间升迁任免可以转换。吏和差是地方的，吏分官权，而且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吏有封建在所难免。他们是靠着自己一身本事做到那个位置，有其所专精，我称其为专业人员。差是跑腿办事的，真正做事的人，其实是这些当差的。吏要想专权，架空官员，必须能控制差役。如若不然，官员那里糊弄不了。所以当差的，应该是由地方轮差。最好不只是那些跑腿做杂事，能够人人认字，连一般抄写文书之类也用差役。轮差之法，其实就是用差监吏。吏要以权谋私，只能是害一些人，从而自己得好处。害了人，总有一天被害的人会来轮差办事，其奸私就难隐藏了。所以吏应雇募，凭本事吃饭，要让人家吃得饱穿得暖。役不能雇，纵然朝廷钱粮宽松，可以发些补助贴补，轮差的原则一定不能变。”
常说官僚主义，是个官府的人，都是官员。其实政权的治理人员有许多分工，官、僚、吏、役各自不同，有自己的权力范围，也有自己的职权，混在一起就说不清了。朝廷的掌控力增强，能管住官僚就非常不容易，任用流官，各有任期，回避制度，能够解决掉大部分问题。回避法严了，很多以权谋私的事情就无从谈起。如这个时代，必须在离家几百里外任官，治下不能有亲戚资产，不能在治下娶妻纳妾，诸如此类。就是要求官员与其所治理的地方，不能有利益纠葛。只要一有利益纠葛，就开了口子，这个口子会越来越大。针眼大的洞，都会进来斗大的风。
权力封建，已经用流官制、任期制和科举制，进行了很大限制。恩荫不是封建，而是对官员的一种赏赐，时机到了之后变现，也未尝不可。把财权收上来，制度上办法就多了。
说到这里，杜中宵笑着道：“我们是官员，想到这里还容易，我觉得挺轻松的。说到底，刚才讲的一些，无非是把天下的权收到朝廷手里，还要掌控天下财权，官员权力大了。权力大了之后怎么样？当然就是监察了吗。御史如谏，地方监司，不就是干这些事情的吗？不过，这样够不够？”
说到这里，杜中宵看了看王安石，喝了一杯酒。历史上王安石变法，台谏官员被反对派占据，最终他把台谏人事权收到宰相手里。这一改变意义极其重大，是后来宋朝大量出现权相的基础。
把杯子放下，杜中宵道：“刚才讲，秦虽二世而亡，而百代皆行秦政治。秦政治是自上而下，如果台谏只是如此，不还是秦政治吗？无非是朝廷以前没有，现在有了一根铁棍子，可以一插到底，有能力有手段管住天下的人。我们读书人除了读史，还要诸子百家无所不读。这就是另一件事，世间事一阴一阳冲抱合一而为道。朝廷用官治民，当然也要用民监官，互为表里才能圆满。孟子言天听即民听，台谏当以民心而监官，而不只是从上而下来监官。我把这叫作百炼官化柔指柔，一根铁棍子，变成一个圆环。”
“台谏的风闻奏事，不能真空穴来说，而应该真地从制度上把心收集上来，以监官。能做到这一点比做个好官更难，做得了好官，才能做好这差事。如果有一天我若为台谏，能把这件事做了，自觉可以胜过在京西路。”
说到这里，杜中宵看看窗外，道：“秋风起了，天气凉了，过些日子我要带兵出征。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跟几年前一样的事。出征之前，恰巧二位相聚，说的话多了些，见谅。我们份属同年，做官有了些心得，自当分享。听进去就听着，听不进去只当作一阵风，不要嫌我罗嗦就好。”